大云山汉墓位于江苏省盱眙县马坝镇云山村大云山山顶，海拔高程73.6米，西距盱眙县城30公里，南距汉代东阳城遗址1千米，西南与青墩山、小云山汉代贵族墓地相邻。
2009年初，大云山发生了严重盗墓事件。2009年2月至3月，由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现场进行考古调查与勘探，钻探表明大云山山顶区域存在大型汉墓区。由于现场不断受开山采石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9年9月至2010年12月，南京博物院对大云山汉墓区进行了全面勘探与抢救性发掘，揭示出一处完整的西汉江都王陵园，出土了大量铜器、金银器、玉器等精美文物，许多文物均为首次发现。
一号墓与二号墓全景（航空俯拍）
一号墓（M1）位于陵园东南部，发掘前地表留有大型封土堆，由于受近年来开山采石取土的破坏，封土形制已无法了解，但残留的封土直径至少在150米以上。M1墓室结构为黄肠题凑，包括外回廊、题凑、前室、内回廊、后室等部分。尽管受到早期盗墓影响，但上下两层外回廊几乎未受盗扰影响，墓室内共出土了铜器、金银器、玉器、漆木器、陶器等大量精美文物一万余件（套）。
二号墓平面呈“中”字形，与M1东西并列，相距13米，M2偏北5米，两墓封于同一个封土包内。墓室结构由一棺一椁与头厢、足厢构成。头厢主要陪葬漆笥、漆盒等漆器，足厢以随葬车马器为主。尽管受到现代盗扰，但仍出土漆器、铜器、金银器、玉器、陶器等各类文物200余件（套）。其中，玉棺是二号墓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
陪葬墓均位于陵园北部，目前仅发掘了4座（编号M3—M6）。4座墓均为竖穴岩坑木椁墓，平面为长方形或正方形。
陵园内共发现有车马坑2座（K2、K7），兵器坑2座（K3、K6）。对陪葬坑的发掘均采用保护性发掘的原则，尽量保存现场遗迹。
从墓葬的形制、规格、墓室结构（黄肠题凑）、玉棺玉衣制度、高等级随葬品等诸多方面可以确定一号墓的墓主人身份为西汉诸侯王。再从西汉时期墓葬所属地先后分封的诸侯国看，大云山先后属于刘贾荆国、刘濞吴国、刘非刘建江都国。
由于墓葬中先后出土了刻有“江都宦者容一升重三斤”铭文铜行灯与“江都宦者沐盘十七年受邸”铭文银盘，表明这些随葬品当为江都国时期的手工制品。如此，作为早于江都国存在的荆国刘贾与吴国刘濞首先被排除，墓主人只可能与江都王有关，即墓主人为刘非刘建父子。
通过对墓葬中随葬器物的细致清理，我们已发现含文字材料的器物多件，有“江都食长”封泥、“江都宦者沐盘十七年受邸”银盘、“廿一年南工官造容三升”漆器、“廿二年南工官”漆器、“廿七年二月南工官”耳杯等。《汉书?景十三王传》载“（刘非）二十七年薨，子建嗣”、“（刘建）六年国除，地入于汉，为广陵郡”。由于刘建在为仅六年，刘非在为二十七年，上述所提含纪年文字的器物当均为刘非在位时所做，随葬品的整体时代集中于刘非时期。
其次，“廿七年二月南工官延年大奴固造”纪年材料出于东回廊下层的漆耳杯底部，目前已清理出“廿七年二月南工官大□固造”耳杯近30件。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廿七年二月南工官”耳杯全为明器，不具有实用功能，均为特意给墓主人随葬的手工制品。如此，在刘非死亡的当年（二十七年）专门制作的陪葬明器只可能在刘非的墓葬中使用，而不可能用于刘非墓中。
大云山一号墓的墓主人当为江都易王刘非，大云山汉墓陵园为西汉江都王刘非的陵园。
墓主人江都王刘非
江都王刘非是景帝刘启的爱子，景帝前元二年以皇子的身份受封为汝南王，吴、楚七国反叛时，刘非十五岁，上书天子，志愿领兵攻打吴国。景帝赐给他将军印，令其攻打吴国，吴国被击败后的第二年，改封为江都王，治理吴国原有的封地，因军功受赐天子的旌旗。
吴楚之乱以后，所置王国皆一郡之地，唯江都国例外。江都王刘非在位27年。武帝即位后，因刘非是帝兄，素骄好勇，因此武帝派遣文学士董仲舒做江都相，辅助江都王刘非，时加匡正。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江都王刘非薨，死后谥号“易王”。
１宏伟王陵
通过一年多的考古钻探和发掘，目前已确认出大云山山顶区域为西汉第一代江都王陵园。尽管受近年来开山采石的破坏，但陵园总体布局仍然十分清晰。陵园平面近似正方形，每边长约500米。东西南北四面均筑有陵墙，除东墙中段保存尚好外，其余三面陵墙大多仅剩夯土墙基。
陵园内共发现主墓三座、陪葬墓十三座、车马坑两座、兵器坑两座、建筑基址两处、道路一条。其中，主墓均分布于陵园内南部，陪葬墓分布于陵园北部，排列有序。兵器坑分部于陵园北侧，紧靠陵墙，车马坑位于陵园南侧，建筑基址位于陵园中部。整体布局十分严谨，尊卑有序。
平定“七国之乱”后，西汉中央政府集权力进一步加强，诸侯国除享有衣食租税外，政治、军事、财政权利均被剥夺，诸侯王陵营建的规模也日渐衰落。而因军功受赐天子旌旗的刘非，在诸侯王之中却倍受优待，这使得大云山江都王陵的气势与同时期的其他诸侯王陵相比显得更为磅礴大气。
黄肠题凑黄肠题凑，是墓葬中椁室周围用柏木枋堆垒的框壁结构，当是西汉皇帝、诸侯王的一种特殊葬制，石材题凑则是这种葬制在东汉时的变体反映。它们在汉代诸葬制中独树一帜，形成汉代物质文化的一大特色。
铜铺首铺首为兽面衔环式样。兽面双目突出，双耳外撇。整个兽面通体饰鳞形纹、三角纹等。背面有两竖长方形鋬。此类铺首尺寸巨大，兽面威严，象征权利与地位，通常为棺椁门上装饰品。
本件展品出土于一号墓外椁大门内侧。
２奢华生活
汉代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可以用“视死如生”来概括，即当时丧葬礼俗的中心思想在于通过墓葬结构、放置大量随葬品等来模仿现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死后的世界看成另一个现实世界。
这一点，在随葬品的选择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凡是生人使用的物品、器具，尽可能的放入墓中。尽管汉代社会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但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实物资料，我们得以了解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重现西汉时期社会的繁荣和喧嚣。
一号墓回廊下层随葬品按功能分区放置，南回廊下层西部为沐浴用品区，出土银沐盘、沐缶、搓石等；西回廊下层中部和南部为乐器区，出土实用编钟、编磬各一套及琴、瑟、铃等乐器；东回廊下层北部为钱库区，出土“半两”铜钱约1吨；中南部为庖厨区，中部放置炊具，南部用陶器、铜器、漆器放置各类食物。
瑟瑟是一种与琴同样渊源极其古老的弦乐器，是中国原始的弹拨丝弦乐器。秦汉以后，钟磬在乐队中的重要地位逐渐为竽瑟代替。竽瑟可以演奏旋律性强和比较快速的乐曲，与擅长烘托庄严肃穆气氛的钟磬不同。
西汉出土的实物瑟表明，瑟通常为二十五弦，由三个尾岳分成三组，计内九弦、中七弦、外九弦。内外九弦的柱位排列较为规则，定弦的音高相同；中七弦的柱位较为紊乱，当为内九弦做音阶级进的连接。
瑟柱为拱弦之柱，通常为木质，玉质的瑟柱极其罕见。
瑟枘为固定弦之榫头，通常为木质。大云山出土鎏金龙纹透雕铜瑟枘较少见，而透雕龙纹玉瑟枘则工艺精美复杂，极其罕见。
银璧银璧，装饰于编钟和编磬鎏金龙纹铜架两端与中部，共出土6件，原先均可在铜架中自由转动。银璧正反两面均刻有纹饰，主体内容为云气纹与神兽纹。
银璧直径13.3厘米,孔径5厘米，厚0.25厘米。
鼎带盖，盖为圆顶，两者以子母口相合。腹下三蹄足，器口两侧有两个稍外撇之耳。汉代铜鼎中礼器功用逐渐下降，大多作为食器使用。本件分格鼎为国内首次出土，推测与文献中的“濡鼎”有关。
分格鼎出土于一号墓东回廊下层中部。
分格鼎
银盆出土于一号墓东回廊南部下层。侈口，平沿，圆唇，弧腹，寰底，素面。口径22.3、高8.6厘米。沿面下刻有铭文“常食容一斗重一斤五两十二朱”。
鹿灯
鹿灯一组两件，大小形制相同，通体鎏金。灯通高45厘米，全器从上至下由灯盘、支架、鹿座三部分组成，鹿昂首，口中衔支架，上承盘。灯盘为环状凹槽，盘径22.2厘米，盘深2.1厘米，盘内置三只圆锥状烛钎。支架为灵芝造型，呈横S状，上有柿蒂纹花瓣和花苞。鹿座通高30厘米，长24.5厘米，鹿作向后蹲踞状，昂首向上，鹿角单独铸造，可自由拆卸，鹿尾贴地成为除足之外的另一支撑点，增加了整个灯的稳定性。该灯造型优美，铸造精良，集实用性与艺术性于一体，为汉代灯具中罕见精品。
鹿灯出土于一号墓南回廊下层西部。
蟾蜍座铜五枝灯
五枝灯一组两件，两件大小相同，唯蟾蜍底座造型似有一雄一雌之分。灯通高60.8厘米，最宽处97厘米，由灯盏、灯柱、灯座三部分组成。灯盏呈碗形，直径9.8厘米，深2.7厘米，盏底有一方锥形支钉，插入灯柱的接口中。灯柱主干两侧各伸出两条枝干，上饰竹节纹。每支顶端托一灯盏，下层枝干与底座处于同一水平面，增加了灯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蟾蜍底座为趴伏状，长18.7厘米，最宽处18.7厘米，背部向上伸出高6.8厘米的銎，上接灯柱。
整灯造型简洁，错落有致，古朴美观，是一件罕见的灯具珍品。西汉时期蟾蜍一直被人们视为神物，当时人们相信蟾蜍是辟五兵、镇凶邪、助长生、主富贵的吉祥之物。
五枝灯出土于一号墓南回廊下层西部。
一组四件，均为合范铸成，大小几乎相同。俑高7.6厘米，底径4.8乘4.6厘米。俑形态逼真，造型生动，外表错金银装饰。戏剧性的说唱表演场面是汉代铸造雕塑作品中难得的珍品。
这四件说唱铜镇，把当时的说唱人物的生动形象真实的表现出来，是边说唱边表演的一刹那情景。说唱俑又称百戏俑，古代把说唱表演与乐舞、杂耍称之为“百戏”，在汉代非常繁荣，并设有专门机构，进行管理。
该组铜镇出土于一号墓南回廊上层东部车厢内。
错金银说唱俑铜镇
西汉时期是带钩发展的鼎盛期，带钩质地除青铜外，尚有金、玉等质地。玉带钩的制作在继承战国器型和技法的基础上又得到进一步创新。大云山汉墓出土水晶带钩，造型简洁，与西汉玉带钩风格一致。
水晶化学成份为二氧化硅，硬度很高，在古代即是一种珍贵物品，佩戴水晶制品亦是等级地位的象征。西汉时期的水晶带钩极其罕见，仅在诸如满城中山王墓等高等级墓葬中出土过，因此，本件水晶带钩显得愈加珍贵。
水晶带钩
汉代金银器是中国古代金银加工工艺的又一个高峰期，尤以掐丝和焊缀金珠工艺最为成熟。掐丝工艺，是将捶打成极薄的金银片剪成细条，慢慢扭搓成丝。焊缀金珠工艺是将金片切碎后加热熔聚成粒，使其凝结在金银丝一端备用。
掐丝工艺和金银珠工艺通常结合在一起使用，许多器物即是掐丝工艺的精品，又是金银珠工艺的杰作。大云山汉墓出土的小金花泡，形状如纽扣，直径仅1厘米左右，用薄金片锤出半球形，周围有用金丝捻成的两重边饰，顶面也有金丝捻成的花瓣和焊缀得极为细小的金珠，工艺极其精湛。而羊角纹金饰片也是汉代金银加工工艺的代表作，由于在满城中山王墓和广州南越王墓中均出土过同类物品，一般认为此类羊角纹金饰片的使用规格极高。
汉代金银器
３高贵出行车马陪葬是古代丧葬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出现于商代，并逐渐盛行。汉代，用真车马陪葬现象较为少见，仅见于诸侯王级别的墓葬中。大云山汉墓的车马陪葬主要包括一号墓回廊内车马明器和陵园内车马陪葬坑两个部分。
一号墓回廊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共放置模型车二十余辆，从车厢内放置的大量铁剑、铁刀、铁戟、弩机、箭镞、弹丸等兵器可以看出车的性质主要是战车。而东回廊上层中部大量明器编钟、编磬及12件铜虎帐座与车的一起出土，从实物上反映出西汉高等级贵族的车马出行制度。所出车中，以东回廊上层南部所出的车最为精致，伞柄与盖弓帽为银制，均刻有纹饰并镶嵌大量宝石，制作极其精美。
车马坑K2坑内木椁内推测共有四辆实用马车，目前已发掘出马车2辆。虽然车构件木质大多腐朽，但表层漆皮保存极好，颜色鲜艳。从清理出来的车轮、车伞、辕、衡、轭等车构件来看，马车制作极其考究。尤其是车轮纹饰精美、工艺复杂，可与文献记载中仅限于诸侯王使用的“朱斑轮”相对应。
车马坑K7处于陵园东南角。木椁置于岩坑中部，平面呈梯形，北窄南宽。通过对椁室盖板的局部揭露，采用保护性发掘手段共清理出马车4辆，初步推测，整个木椁内共放置马车50余辆。从清理出的大量铁戟、铁剑等兵器来看，木椁内的马车应为战车，联系椁室中部清理出的木俑，整个K7战车与木俑的排列极可能汉代军阵制度有关。
车马埋葬是指考古发现的古代人类有意识的，为了某种活动而将车马或车马分开埋葬在某个特定场合的一种社会行为。车马殉葬一般与古代墓葬有关，主要内容有象征意义的车马出行、战车列阵等。
大云山一号墓所出车马器形制完整，种类齐全，质地多为鎏金铜制。车马构件中以银质嵌宝石伞柄最为精致，通体刻划云气纹，空白处嵌有多种宝石，制作极其奢华。而鎏金龙轅首则形态复杂，兼具实用性与装饰性。
车马器－嵌宝石伞柄
４金戈铁马
秦末汉初，随着车战衰落，骑兵战成为主流。戈、矛等传统性兵器逐渐被戟所取代。同时，远射兵器弩机更为盛行。本次发掘中，各种类型的兵器大量出土，部分器物制作精良、极为罕见。
一号墓南回廊上层东部车厢中出土了大量实用兵器，包括暗花纹铜矛、宽叶鎏金铜矛、鸡鸣戟、铠甲、鎏金弩机、箭箙等，形制复杂多样。而回廊上层放置的二十余辆战车车厢内则置有大量模型戟、弩机等兵器。
此外，陵园内还发掘了两座兵器陪葬坑（K3、K6），通过保护性发掘，两坑均清理出大量模型兵器，种类有弩机、箭镞、铁戟、铁剑、漆盾等，军事意味浓厚。
由于江都王刘非在平定“七国之乱”时主动攻打刘濞，匈奴入侵时曾经上书自愿领兵与匈奴作战，如此，刘非当具有很大的军事才能。而大云山一号墓出土的大量精美兵器与陵园浓厚的军事意味或许与墓主人的军事才能有很大关系。
铜戈尖锋，长胡三穿，内上装籥。籥顶铸一鸟，作回首状。清理时器身外表漆鞘保存较好，鞘饰云气纹。器身通体饰暗花纹，极其罕见。在铜戈籥顶装饰回首鸟的做法在西汉时比较流行，由于造型别致、装饰考究，这件铜戈及可能是礼兵器。
暗花纹铜戈共出土2件，出土于一号墓墓室前室中。
暗花纹铜戈
矛前锋弧尖，矛身起脊，宽叶，截面呈扁菱形，中部开有血槽四条，骹呈圆筒形。矛体通体鎏金，气势非凡。
鎏金铜矛出土于一号墓南回廊上层东部车厢内，伴出大量兵器。从其造型与工艺看，此件铜矛极可能是礼兵器。
鎏金铜矛
尖锋，短援，长胡三穿，内上装籥。籥顶铸一鸟，作回首状，通体鎏金。主体饰浅浮雕勾连云纹。戈为攻击性兵器，一般均以铜、铁等金属材料制成。以玉制作兵戈作为非实用的礼器在商周较多件，但造型纹饰相对简单。进入汉代，玉戈极其罕见，仅在曲阜鲁王墓、永城梁王墓、狮子山楚王墓各出土一件。大云山所出两件玉戈，当属玉礼兵器，可能为江都王祭祀或出行仪仗用具。
玉戈共出土2件，出土于一号墓墓室前室中。
玉戈
５域外珍品
汉代的东西方之间通过“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进行连接。在中亚、西亚、东南亚发现汉代遗物的同时，来自这些地区的工艺品和原料也源源不断的进入汉王朝。
大云山一号墓出土银器中，以裂瓣纹银盒和银盆最具西亚风格。由于此类银器完全由锤揲制成，与古代中国传统的金属铸造方法迥异。加之同类器物在西亚地区出土较多，一般认为这类锤揲纹银器为古代伊朗高原的艺术品。
而在一号墓出土铜器中，鎏金铜象、鎏金铜犀牛与驯象奴、驯犀奴均为国内首次发现。对犀牛进行形态学初步研究表明，此种犀牛为亚洲犀牛苏门答腊种。显然，现产于东南亚的犀牛必定通过某种途径进入了汉王朝，并成为了汉代工匠精细制作的工艺品对象。如此，深度发掘犀牛在两地之间的传播对研究中外物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犀牛与训犀俑
鎏金铜象和训象俑
６丧葬用玉
考古材料表明，汉代丧葬用玉在继承周代丧葬用玉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种类更为繁多。汉代丧葬用玉种类有镶玉漆棺、玉衣、玉面罩、玉枕、敛尸玉璧、玉握、玉塞等，形成了不同的组合形式，并与等级制度紧密联系。王侯贵族们为了在死后的阴间重复生时的一切，而具有防腐功能并凝聚天地之精的美玉可以保证尸体不腐，因此，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制作的丧葬玉器得以空前发展。
尽管一号墓和二号墓均遭遇盗扰，但仍出土了大量璧、璜、佩、环等精美玉器，尤其是一号墓和二号墓各出土了一套金缕玉衣和镶玉漆棺，在汉代考古中极为罕见。
其中，玉棺是二号墓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在研究汉代玉器殓葬制度、玉匣制度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鸡心佩，是韘形佩的俗称。韘形佩是从玉韘演变而来,多作椭圆形，上端出尖，中有一圆孔，近似于盾牌或鸡心的形状。器体较扁薄，下面微鼓，背面略凹，两侧常透雕有龙、凤、螭等装饰，是汉代特有的并常见的一种佩饰。
研究表明，韘形玉佩不属于组玉佩的组成部分，而是单独佩戴的佩玉，男女皆可佩戴。韘形佩经过战国以来数百年的发展，至西汉时到达鼎盛。
本件展品出土于一号墓前室，由和田白玉雕琢而成，略有残缺。鸡心两侧各雕龙纹和凤纹，为西汉早中期典型样式。
鸡心佩
金缕玉衣玉衣为汉代皇帝和贵族死后所用殓服。由于墓主人身份等级不同，玉衣有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之分，即用许多四角穿有小孔的玉片，由金丝、银丝或铜丝编缀起来的，这三种玉衣在考古工作中都有发现。玉衣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东周时的“缀玉面幕”“缀玉衣服”，到三国时曹丕下诏禁用玉衣，共流行了四百余年。
其中，金缕玉衣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只有皇帝、诸侯王及极少数近臣使用，其他贵族则使用银、铜线缀编成的“银缕玉衣”、“铜缕玉衣”。到目前为止，全国共发现玉衣二十余件，但金缕玉衣到目前为止只发现八件。
大云山二号墓的金缕玉衣较一号墓保存更为齐整。发掘表明，部分玉衣片上的金丝保存完好，甚至连金丝如何打结将玉片联在一起的细部都有保存，清理过程中，尚有部分2至3片金丝相连的玉衣片整体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