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十八世纪，在林奈（Linnaeus）和布丰(Buffon)等人确立了博物学……在大航海时代之后，由于逐渐与“异文化”产生大规模接触，无法用“基于神的意旨产生的万物连锁”来充分解释的多样事物，大量流入欧洲世界。面对这些未知事物的出现，十八世纪的欧洲演进出一套认识世界的崭新方法，那就是让东西与其原本的脉络分离，仅以肉眼可见的特征为基准进行分类、排列、整理。这就是所谓的博物学。福科曾说，所谓博物学，就是赋予可视物品名称的作业。诚如所言，博物为在呈现世界的体系性时所使用的方法，最先着手的就是藉由命名来进行分类作业……
最早完成动植物世界体系分类的林奈，在其众所周知的著作《自然系统》（SystemaNaturae,1758）中，将生物的世界阶层性地区分为种(Species)、属(Genus)、目(Order)、纲(Class)、界(Kingdom)。林奈本身并没有采用科(Family)的概念。最早将“科”这个阶级设于“目”和“属”之间的，是继林奈之后亚当森(Adanson)的著作《植物的科》(Falillesnaturallesdesplantes.1763)。无论如何，在此时期所成立的这些分类中，Kingdom与Class、Family等近代社会组织用语，对于我们思考博物学的性格非常有帮助，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以看待社会组织的相同观点，对生物界进行了分类、重整。
很清楚，西方的博物学是一门内涵丰富的综合性学科，包括天文、地质、地理、生物学、人类学等学科的部分内容。早期的博物学大致始于18世纪之前，有名的博物学家有布丰（1707～1788）、林奈（1707～1778）、居维叶（1769～1832）、拉马克（1744～1829）、赖尔（1797～1875）、华莱士（1823～1913）、法布尔（1823～1915）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达尔文（1809～1882）也是著名的博物学家，他的“进化论”正是人类学学科产生的学理依据。早期的博物学大致可归入“自然科学”的范畴。今天的生物分类学、地质学、比较解剖学、进化生物学、生态学和动物行为学都与之分不开。20世纪50年代前，博物学几乎是数理学科以外各学科的全部。随着科学分类的不断细致化，博物学逐渐地被“另类化”。从西式的知识谱系的发展线索看，简单地将西方的博物学划入自然科学也不准确。在西方，自然与文化(nature/culture)未见得泾渭分明。比如西方早期的“历史志”完全就是博物志，只要看一下“历史之父”西罗多德的《历史》，大家就会同意这样的看法。
从知识背景看，博物学为博物馆学提供了“新时代”的知识框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博物学（馆）是近代以降，特别是“发现新大陆”的历史为西方社会呈现了一个新的世界面貌，致使西方知识界以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去面对，——这种“面对”包括搜集、分类、展示等具体的方法。博物学这一学科正是借用了“传统”社会组织方面的知识而“发明”新的划分体系。其中有三个关键因素：1，对“物”重视和搜集保存；2，采用新的分类体系和方法；3，凸显知识和理念的话语权力。现代博物馆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具有明确的现代“权力”特征。福科认为，博物馆作为一种工具已经替代了监狱，成为一种国家权力。这是因为博物馆具有权力和权威以控制那些到访的观众接受国家的宣传和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观点。伯内特说得更直接：“作为体现权力的异己和强制性原则，它采用胁迫民众进入到指定目标的方式——博物馆也就成了作为公众、公民被指定的目标领域，以甜言蜜语的方式将民众引入到与权力相共谋的对象领域，而博物馆作为特殊表现形式以展示权力的存在。”原因是博物馆具有权力和权威以控制那些到访的观众接受国家的宣传和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观点。
人类学家起初开始调查海外民族时，不仅将当地的风俗文化详细书写成册，作为“民族志”资料交付宗主国，同时也收集了当地的一些实物标本。当时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收集这些标本，于是建立了大量的博物馆用以收藏人类学家采集的标本。因此，很多西方的人类学家同时是博物馆工作者，如著名的人类学家博厄斯曾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博物馆对民族学、人类学标本的展示手段、陈列方法和分类系统也引发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如文化传播论、变迁理论、文化区的划分、进化论等，它们不仅是人类学的重要理论，也成为博物馆陈列方式的参考依据。
如何体现物与环境、场域的互动关系，使物从“固化”的物融入真实的生活中。王嵩山以巴厘岛为例，介绍了巴厘岛博物馆与人民社会的互动关系，称其为博物馆经营的整合模式。巴厘岛的博物馆物质条件并不算好，管理和维护简单，藏品暴露于自然状况中日渐损耗。然而，巴厘文化中的博物馆及周边环境营造出完整、开放、互为主体的整体，结合为一个理性经验与感官直觉俱存的整体“博物馆情境”。博物馆中的文物展示和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事物，在许多场合都能有所对应。面具、短剑、蜡染织物不仅挂在展示柜内，也出现在仪式中、文物市场、人们日常的衣着上；仪式的行进队伍、露天剧场歌舞的展示与表演更能震撼人心；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礼仪及用品不仅陈列在博物馆中，也在巴厘人日常遵行的仪式中一览无遗；绘画、雕刻等不但静静的陈列在博物馆展厅，也出现在文物商店，工艺村中更能见其动态的制作过程。总之，巴厘岛将现实之物、神圣之物与博物馆中的物融为一体，将博物馆中固化的物与当地环境相结合，使展厅中“固化”之物也变得活力四溢。生态博物馆、战地博物馆等都是按照此原则建立的人、环境、博物馆的结合。
“为了公众的缘故，博物馆必须以一种系统的方式展示物和事物——即不仅仅只是为了展示它们，展示本身也得按照合乎逻辑的分类体系。”1887年，后来美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家博厄斯，当时还只是一个年轻的博物馆管理员，就对当时博物馆的内部系统仿佛就像一个堆满了文物的场所进行批评，他对此的意见是，博物馆内文物之间的关系就像生物样本一样，所有的部件都形成相互的关系，即“具有历史关联和关系的民族学样本”（theethnologicalspecimeninitshistoryandmedium）。博厄斯不仅提出这样的主张，而且还在博物馆的展示方面贯彻他的这种思想，他提供了增加了一种他称之为“生活组群”(lifegroups)样式，即将所展示的器物根据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和仪式中使用的物件，像戏剧化的情境进行排列和展示。1905年，他受聘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职的管理性职位，他便把他的思想和模式移植到了大学博物馆的展示体系之中，并成了后来美国大学博物馆的一种重要的模式根据。
然而，对于博厄斯那种根据专业的、人为的理解所进行的排列展示，法国诗人瓦莱里(PaulValéry)认为这种方式是对观众眼光的一种“暴力”，换言之，观众被迫接受人类学家、博物馆学家们的刻意编排，从而失去了人们根据各自的经历、经验对博物馆和画廓等所展示物品的个性化理解、阐释和个性化感受。库诺（JamesCuno）将二者作为理解的博物馆展示系统的两极：即博厄斯强调展示物本身的现实关系，而瓦莱里则强调一个更大的话语叙事空间。
我们认为，对诸如此类的讨论都是偏颇，“公众”只是人们进行体系编列的理由或“借口”；任何博物馆的展示系统和模式，都是在受过某个专业训练的专业人员手中完成的。三个因素构成了“系统”的话语因素：1，所有专业都具有其独立于其他学科和专业的“权威性”，即话语。2，所有的展示原则都会确立，或迁就一个基本的原则的根据，是以当代语境性价值为主导还是还原历史真实为主导，这是一个问题。3，主观和客观永远是一个很难完全兼容的因素，民族志论争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遵循“客观事实”的科学民族志，抑或是宽容“主观阐释”的艺术民族志。最后的处理方式只能是工具理性。
从西文词语的考释可知，Museum的出典有两个潜匿的意义和指喻：词语上源自古希腊的缪斯(Muses)——专门掌管诗歌、艺术和科学的女神。“音乐”(Music)也与之同源。在古希腊神话传说，特别在荷马史诗《奥德修纪》里有详细的记述。缪斯原是一位歌唱女神，后来成为诗歌、艺术和科学的总管。她的化身从一位演变到三位，最后定位于九位。古希腊时期，Museum原指缪斯庙，即专门祭祀缪斯的庙宇，也是用于收藏与女神掌管的艺术品场所。古希腊时期的各个城邦都有缪斯庙。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是建于公元前280年的亚里山大城的缪斯庙，它对希腊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被认为是现代博物馆、美术馆的先驱。
Museum有一个重要的指喻，即与“记忆”联系在一起；缪斯的母亲正是记忆女神。所以，无论是从博物馆的字源考据还是意义考述，“记忆”都是一个重要的工具性概念。据此，博物馆的重要功能之一就在于使参观者通过知识将过去、现在和将来完整地联接在一起的记忆过程，而非仅限于“物”的收藏和展示。在对博物馆“过去”的记忆上，有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诠释——博物馆所展出的器物具有“死亡”的意思；博物馆收集器物的过程可被看作是一个使器物与生命相互脱离的过程。阿多诺(TheodorAdorno)认为德语museal即“像博物馆那样”（museumlike），这个词描述的事物与观者之间不再有至关重要的联系，所表现的是“死亡”的过去。它们被保存下来，是人们出于对历史的尊重，而不是因为现代社会需要它们。西方的知识传统，促使博物馆理论沿着自己的线索发展，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博物馆学，并有着完整的理论谱系。它与naturalhistory有一些历史关系，却完全不是一回事。博物馆理论认为：“博物馆是我们的文化景观中的一个主导性特征，它们形成了我们对历史和自身最为基本的设想。”
现代博物馆的理念和概念大致有如下几种为代表：
2，殖民主义范式。现代的博物馆事实上是以西方的博物馆为模式，也因此具有不言而喻的殖民化色彩。许多批评家认为，现化的博物馆是以帝国主义主义、殖民主义的“父权结构”为结构形成的特殊的文化样式，而博物馆正是殖民主义通过“他者”的意象以确定和确认“我者”的空间和场景。从这个意义上说，博物馆就是殖民化的空间范式，具有强烈的政治权力性“话语”特征。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再呼吁归还被殖民者和帝国主者抢夺的文物给归属国和原属地，并将它上升到“基本人权”的高度，可是迄今为止，仍收效甚微。2009年2月对八国联军抢夺的两件中国文物“兔首”、“鼠首”的拍卖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4，后博物馆。后博物馆范式被认为是一种最具希望的博物馆范式。它是“反思时代”时代的产物，这种范式试图通过政策的革新，包括诸如议程、策略和决策的制定，对遗产资源的重新分类、评估等，打造博物馆的全新形象。换言之，对传统博物馆的推动力进行新的调整和改变，以建立各种文化的共同空间。让全世界不同文化有机会平等地在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和互动。也是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之下，一些新的博物馆样式层出不穷。尤其值得肯定的是，那些遗产的创造者、认同者和传承者，那些原住民可以主人的身份通过不同的博物馆样式自主性地展示和处决他们的遗产。这样，博物馆的传统原则、主旨等也都随之发生的根本性的改变。
19世纪公共博物馆的建立是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发展起来的。国家博物馆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们与国家认同紧密连接，帮助人们认识国家是什么，并表述国家对国民的存在意义。也可以说，博物馆代表了一种公共表述，它们表述过去经历的历史、现在纪念过去的方式、谁应该被铭记、谁应该被忘记、哪些历史事件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而哪些不重要等。每一次博物馆旅行都是一次国家认同和文化适应的旅程，每一个博物馆都在帮人们建立一种社会认同感和地理认同感，每一件器物都在为过去提供物质形式的依据、确定权威和建立集体记忆。
新博物馆学的到来标志着传统公共博物馆实践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博物馆数量的增多，出现了很多新的博物馆形式，比如生态博物馆（ecomuseums）和露天博物馆（openairmuseums）等。这些新博物馆形式侧重于区域性历史文化的整体保护和社区参与。一方面，民俗博物馆、社会历史博物馆、遗产中心等新博物馆形式挑战了国家博物馆和其他国家主导的公共博物馆等传统博物馆形式，同时博物馆形式增加并呈现出多样性，遗产旅游也在同一时期出现，这一趋势也标志着博物馆功能从教育性向娱乐性的转变。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博物馆加强了社区参与功能，加强对本土文化的重视。以遗产旅游为例，当地的博物馆和本土遗产都是社区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人们参与其中就并不是简单的休闲娱乐，而是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即使新博物馆形式更具娱乐性，但教育功能仍然继续发挥其作用。例如，社会历史博物馆出现了一种称为“演绎者”（interpreter）的新角色，“演绎者”穿戴传统服饰进行真人表演，用以展现特定的历史场景。演绎者的出现一方面增加了博物馆的娱乐性，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值得反思的是，当我们用中国传统的“博物”概念去翻译、对应、阐释和套用西方的“博物学”、“博物馆”时，便出现了几个明显失误：1，西方的经学传统自成一范，其特徽之一就是分类细致和逻辑缜密，尤以在自然科学方面。将naturalhistory和Museum译为“博物（学/馆）”造成历史性的误会。2，我国传统的“博物志（学）”在价值体制、知识分类和呈现形制上与西方大相径庭，属于正统经学以外的特殊体制和体例。3，用同一个既不是中国传统的博物志（学），也不是naturalhistory和Museum本义去对应，便出现三者原本非一物因用同一个语词而误以为一物的窘境和尴尬；导致认识上的困境。
中国“博物学”与西学的、科制化不同，中国的博物学有一套自己的规范和学理；现在社会上普遍认识的这一用语是由西方引入的，“事实上中国人并没有一门学科，一个知识体系，甚或一个连续的学术传统，刚好与西方的‘博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相对应……，‘博物学’也是19世纪翻译西方著作时出现的新词新义。”我国自古就有“博物”（包括概念、分类、文体、知识相融合的“博物体系”）。从现存的材料看，殷商时代的甲金文就具有这一特殊的“博物体”雏形，其内容涉及当时的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农业、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直到秦汉以后，逐渐形成了正统的“经史子集”知识分类，使“博物”从属于正统的分类体系，或者成为正统分类的“补充”。
我国最有名的《博物志》当数张华所著。综观之，笔者称之为“博物体”，包括（体识、体类、体用、体例）。全书十卷包括：卷一（地理：地、山、水、五方、物产），卷二（“外”、“异”人、俗、产），卷三（异物种：兽、鸟、虫、鱼、草木），卷四（物论），卷五（方士、服食、辨方士），卷六（考释：人名、文籍、地理、典礼、乐、服饰、器名、物名），卷七（异闻）、卷八（史补）卷九、十（杂说上、下）。其中有以“物理”为题的专论，不过，它与“物性”和“物类”互为一体，即“物性（特性）-物理（关联）-物类（分类）”。
中国的博物学，作为经史子集补充的博物，在我国今天的“遗产运动”中尤其要珍视，其中体系、体性、体质、体貌、体征等都缺乏语境化的完整研究。如：《尚书》、《周易》、《淮南子》、《鬼谷子》、《抱朴子内篇》、《黄帝内经》、《吕氏春秋》、《山海经》、《史记》、《水经注》、《太平御览》、《本草纲目》，《天工开物》，《长物志》，《博物志》，《山海经》，《徐霞客游记》、《藏药药典》、《尔雅》、《说文》的分类等等。《尚书》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经典之一。”根据孔安国《尚书序》中对其体例的分类有六大类，即“典、谟、训、诰、誓、命。”典如《尧典》，记录帝尧的事迹；谟如《皋陶谟》记载了宫廷上的君臣谋划和议论；训如《伊训》讲的是商代老臣伊尹劝诫商王太甲要以史为鉴，加强德政；诰如《康诰》《酒诰》等，是周王朝册封文王之子康叔的告谕，记载了周公对康叔的督导训诫；誓如《甘誓》《牧誓》等是作战前的誓师之词；命如《文侯之命》是君王任命官员、侯伯的册命之词。分类作为认知和表述的重要依据，我国的博物学独树一帜，福科正是受到我国博物学分类的启发而作《词与物》。
博物学以“物理”为理，然而，中国的博物学有自己的“物理”；比如文字被公认为“文明”标志的之一，汉字的历史独树一帜。与其说这只是文字类型的差异，还不如说是不同的认知和知识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直接导致了技术上的不同。以“书”为例，《尚书》古称《书》，“尚”即“上”，可理解为“上古的史书”。《说文解字》：“著于竹帛谓之书。”说明中国古代的“书”书于的材料。中国文字符号的表述传统与制作、刻画、书写的方式和材料融为一体的，这一点通常被许多学者们所忽视，或者将文字与书写材料置于不同学科范畴分别对待。这也构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材料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文明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中的工具革命与文化变迁视为有机部分，甚至是关键部分。古代文明公认最古老的文字是埃及的神圣文字(Hieroglyph)和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其可追溯的年代是公元前三百年。
中国文字的“写法”可凿、可刻、可陶、可镌、可镂、可图、可书于不同的材料；反过来，不同的材料又张显和表达着不同的书写方法和艺术。中国的文书史不啻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材料史。同理，我们也可以在西方的文明史上看到同样的材料线索和隐喻性表达，赫西俄德在《农作与日子》中把人类文明的演进时采用的几种物质材料进行分段——“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比附归纳。今天，考古学上的所谓“石器时代”仍是一个世界性通用概念。这涉及到了中国传统中的“物理”，多数都包容在博物体中。
中华民族之博物学，以地大物博为实，以天工开物为理。是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中造化“天下”之“博物”与“物理”。谨以承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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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嵩山《文化传译——博物馆与人类学想象》，台北：稻香出版社，1996年，第60页。
[15]参见王嵩山《文化传译——博物馆与人类学想象》，台北：稻香出版社，1996年，第81-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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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珍妮特·马斯汀《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导论》，钱春霞等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3页。
[21]珍妮特·马斯汀《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导论》，钱春霞等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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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美]范发迪《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袁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页。
[25]见《尚书》“前言”，慕平注译，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7页。
[26]李济《殷墟陶器研究》，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