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爱德华七世国王画廊早期中国文物展览(图：1977年以前)
亚历山大碗(1100-25)，中国，大英博物馆收藏
九年后，BFAC的另一名成员珀西瓦尔·大卫向博物馆捐赠了另一件重要的中国陶瓷，这是明朝早期的道教神龛，铭文可追溯到1406年。当时，大卫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收藏家，他慢慢积累了后来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国陶瓷收藏品之一。他的藏品于1950年捐赠给伦敦大学，现在正在大英博物馆的一个专门画廊展出。在此之前，他一直积极参与伦敦的中国艺术世界的活动——其中包括大英博物馆和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等，收藏家团体中的英国艺术交流协会和东方陶瓷协会（OCS，成立于1921年），做过艺术经销商。从1930年开始，大卫还资助了某些大学。
道教圣地(铭文日期为1406年)，中国，浙江龙泉窑
东方陶瓷协会的第一任主席是乔治·尤莫尔福普洛斯，1939年他去世后，他的中国艺术收藏被卖给了国家，其中大部分都被送到了大英博物馆，包括一些中国古代青铜器和唐朝的丧葬陶瓷（他在1934年发现自己陷入财政困难时，曾将早期收藏的大部分文物卖给大英博物馆和V&A）。尤莫尔福普洛斯和大卫是互补型的收藏家，尤莫尔福普洛斯专注于元朝以前的考古物品（14世纪以前），而大卫的收藏不仅集中在陶瓷上，而且也集中在10世纪到18世纪与皇室生产有关的文物上。从19世纪晚期开始，西方人在中国才有可能大规模收集考古资料。当时中国北方修建了铁路；古墓经常受到建筑的干扰，交通的改善意味着以前偏远的地区更容易到达。此外，从20世纪初开始，科学考古学的范围开始在英国和欧洲扩展，中亚和中国成为考古学家和探险家的目的地。大英博物馆参与了这项活动，作为其赞助世界各地考古勘探项目的一部分。其中一个项目是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探访中国西部，特别是甘肃省敦煌石窟寺。1919年，很多重要的佛教绘画和手稿纳入了大英博物馆藏品。
描绘地藏王菩萨和地狱十王的绘画（10世纪），中国甘肃敦煌，千佛洞，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
考古学也间接地促成了博物馆从中国河南省的一座坟墓中获得的另一件文物。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学家在商朝的首都安阳附近发掘了一系列坟墓。这些古墓似乎在发掘之前遭到过盗掘，市场上出现了几件来自古墓的物品，其中一件是西周时期记载着重要铭文的青铜器，被称为“康侯簋”。簋上刻有铭文，记载了商朝的一次平叛后，康侯的一位同僚被赐予土地的事件。它是中国早期军事活动的重要文献，也是该时期铸青铜风格的代表文物。因此，它在历史上和艺术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它也有一个有趣的起源。康侯簋属于少将尼尔马尔科姆，1896年，他作为英国军队的重要成员前往中国，退休后他成为中国学会主席，马尔科姆也是东方陶瓷协会的一员，他创建了一个低调的中国艺术品收藏馆，并由他的儿子杜加尔德·马尔科姆上尉继承。杜加尔德经常被认为是康侯簋的收藏者，但它最初是由他父亲获得的。
康侯簋(公元前11世纪)，中国河南，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
康侯簋于1935年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举办的中国美术国际展览会上展出，这是英国中国美术收藏和展览史上的一件大事。今天大英博物馆的许多藏品，包括当时由珀西瓦尔·大卫拥有的数百件文物都在那次展览中展出，这是中国艺术第一次以其辉煌的面貌呈现给广大观众。大卫是这次展览的发起者和策划者，他在策展过程中得到了东方陶瓷协会其他成员的帮助，包括马尔科姆、埃莫法普洛斯和大英博物馆东方古物和民族志保管人霍布森。但也应该承认，这些私人收藏家对文物的普及和他们对“中国艺术”定义的符号，使他们将博物馆和展览作为表达自己兴趣的工具。
《乾坤生意图》(细节），1321年，谢楚芳，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
事实上，大英博物馆的大部分中日画作都是以“版画和素描”的形式进入藏品，而不是以中国或日本文物的形式进入，这与博物馆对这类材料的接受和分类保持一致。例如，《劝诫》画卷是当时负责印刷品和绘画的西德尼·科尔文为博物馆购得的。菲利普很可能是通过对手稿和绘画的兴趣而获得这幅中国画的，他可能是在1816年佳士得亚历山大·戴维森(的拍卖会上，连同其他更大的藏品一起买下这幅画的。这幅画的主人是一位英国人，名叫威廉·巴特勒，他是一名私人教师和学校校长，在最初的封面上写着自己的名字和“1797”。因此，围绕大英博物馆的版画、手稿和中国画形成了纵横交叉的网络。
这种联系一直在继续，并反映在大英博物馆最近的一项收购中，该收购将被纳入其新的展览。2016年，伦敦著名建筑和设计顾问弗朗西斯·戈尔丁遗赠了一只来自13世纪的经典黑釉石樽。他是从苏富比拍卖行一位著名的瑞典收藏家卡尔肯普的藏品中购得这瓶酒的，这瓶酒曾在1935年的中国艺术展上展出，为19世纪和20世纪在英国形成中国艺术品收藏系统提供了进一步的连接。
瓶子(13世纪)，中国山西，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
这只瓶子将与谢楚芳的康侯簋、斯坦因、大卫、亚历山大分别收藏的《道家神龛》、《宋代青瓷》一起，巧妙地陈列在大英博物馆的新中国美术馆。这些物品和它们的收藏者证明，尽管在过去150年里，英国对“中国艺术品”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变得“中国”，而不是广义上的“东方”——但收藏者的品味并没有发生那么大的变化。新的展示还是基于这些熟悉的文物，但是画廊的新名称——“中国与南亚约瑟夫·霍顿爵士画廊”取代了其原来的“东方古物约瑟夫·E·霍顿画廊”的名称，也表明了对“中国艺术”的诠释仍在不断发展：以中国艺术概念翻修后的美术馆以地理和文化中国为中心，而不是选择它的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