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邮政创始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其实早在1861年汉口开埠后，英、俄、法、德、日等国就已先后在汉口租界开办邮局，称为“客邮”，主要收寄外国侨民的邮件，形成了一种外国人自由自在、毫无约束地在中国领土上办理邮政事务的奇怪现象。
涉及到海关办理邮政业务，还要追溯到清穆宗同治五年（1866年）。这一年，江汉关设立了一个邮务办事处，开始兼理邮政业务，这是与大清国完全不沾边儿的一种业务，别说大清的官员们插不上手，就连普通中国老百姓想通过老外的邮局邮寄书信都办不到。刚开始的时候，江汉关的这个邮务办事处的职责，仅为各领事馆及江汉关来往于京沪间的文件做传递之用。到了1869年，长江上每月都经常有轮船下驶和有邮递交江汉关加封转递。
按说武汉作为九省通衢之地，水陆枢纽，四通八达，邮局这种洋玩意儿既然被引进中国，自然会在这里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吧！所以在邮务办事处开办9年之后，江汉关税务司惠达意识到一个小小的办事处根本不能应付日渐浩繁的邮递业务，遂于1878年12月19日试办汉口邮政分局，专门指派洋关员打理，同时也招聘了部分中国人打杂，这也是近代武汉的第一家邮局。
此时的邮政业务量跟当初那个小小的邮务办事处已不可同日而语，除了代递公文，普通老百姓的信件也一样可以通过邮局投递，其经营模式一概仿照西欧各国邮政。服务项目主要有信函、新闻纸刊物和贸易契等，还可办理挂号和投递国际信函业务，并发行邮票，邮局的功能开始在大汉口得到彰显，并迅速与国际邮路接轨。
邮政试办之后，虽然开了汉口邮寄业务的先河，但也弊端百出，那些通商各埠的客邮依旧像浮沙一样泛滥，邮政事务显然缺乏一个统一有效的管理。在这种情况下，1896年3月，在大臣们的再三上疏后，光绪皇帝终于同意开办大清邮政官局，在《遵议办理邮政并与各国联会由奏折》和《总税务司赫德所议开办邮政章程清单》上御笔朱批：依议，钦此。并在开办邮政章程清单上朱批“览”字。
1896年4月30日，总税务司赫德终于拿到总理衙门的札文，札令“总税务司总司其事，仍有总理衙门总其成”，名义上说得好听，总理衙门是最高主管，实际管事儿的却是总税务司，和他旗下由洋人把持的海关。
中国近代邮政尽管由此诞生了，但依然依托于海关办理，从它出现，就烙上了洋人的标签。海关总署设立邮政总办，由总署造册处税务司兼任邮政总办，就连邮务长等邮政高级官员也都是金发碧眼高鼻子的外国人。
根据《大清邮政开办章程》，汉口拥有的区域地位，使之成为全国35个邮界之一。1897年2月20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在一串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大清国汉口邮政总局终于在汉口河街成立了，大汉口的近代邮政事业开始艰难起步。
1902年的夏天，为增设孝感及河南信阳等处邮政支局，拓展邮政业务范围，江汉关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当时，江汉关税务司卢力飞准备在孝感、信阳等地添设邮局，并派洋员和供事前往办理，因为两地分属湖北、河南，便发函要求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予以配合。对卢力飞的要求，两位总督大人并不买账，他们觉得邮政局是由洋人在打理，如果在自己的地盘上建邮局，是在扩大洋人的势力范围。
于是，这两位封疆大吏便联名通电北京军机处，力阻其事。后来，由于被视为朝廷股肱的赫德总税务司的插手，懦弱无能的清廷只能听之任之，江汉关邮政管理的范围得以不断扩大，后来连陕西的西安，湖北的宜昌、沙市以及湖南的长沙、岳州等地邮政都纳入了江汉关的管辖范围。
自家的事情哪能老让外人管着呢！在大臣们的再三上疏下，清政府也意识到了收回邮政权的重要性，遂于1906年成立邮传部，设置邮政司专管邮政事宜，在汉口邮政总局专设邮务总办，开始从海关手里收回邮政管理权力。
尽管如此，尝到甜头的赫德仍不愿就此罢手，一直拖延到1911年5月28日，才正式向清廷邮传部办理移交手续，邮政总办离开海关总署。江汉关与全国各口海关一样，监管中国邮政事务的使命从此结束。
武汉国民政府旧址纪念馆（汉口南洋大楼），位于汉口中山大道708号詹天佑故居博物馆，位于汉口洞庭街6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