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将文物社会、文化价值和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一同写入保护范畴，专辟章节阐述了文物合理利用的原则、方法。
“五大价值”被写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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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17日，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教授，对新修订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以下简称《中国准则》）解读时表示，在确保不损害、不改变文物古迹特征、价值载体情况下，可以适当合理利用。
吕舟介绍，新《中国准则》在原版基础上，对文化遗产价值认识、保护原则、新型文化遗产保护、合理利用及展示等内容进行了完善与调整，尤其是将具有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的文物列入了保护范畴，对已损毁历史建筑重建的性质和价值进行了界定。
“最重要的是肯定了文物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吕舟认为，2015年4月正式发布的《中国准则》在强调文物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基础上，进一步将文物社会与文化价值写入保护范畴，将对我国文物保护工作产生重要影响，也为《文化保护法》的修订奠定了基础。
原《中国准则》发布于2000年，由中国国家文物局推荐，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与世界一流文物保护机构美国盖蒂文物保护研究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合作编制，将文物的价值限定为“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可是，吕舟在对长江三峡移民搬迁工程中的文物古迹评估时发现，现隶属重庆市管辖的云阳县张飞庙虽没有上述价值，但搬迁意义仍十分重大。云阳张飞庙重建于清同治年间，历史相对较短，也谈不上艺术、科学价值，但人文基础颇好。吕舟带领团队经过深入调查发现，一方面，云阳当地人民敬仰张飞大义大勇，历年一直将农历八月廿八视为其生辰，并举办内容丰富的祭祀民俗活动，且颇具规模与影响。另一方面，云阳张飞庙和重庆奉节县的白帝城、武侯祠等建筑构成了“三国文化”群。
“显而易见，云阳张飞庙在当地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最终经过系统论证，云阳张飞庙被异地搬迁到原址上游30公里外的云阳新县城对岸盘石镇，成为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地面文物搬迁级别最高，迁得最远，投资最大的一项移民迁建工程。
“实践证明，当初选择是对的。”吕舟称，云阳张飞新庙落成后，在迎接重塑张飞铜像当天，当地群众纷纷前往，并以此庆祝云阳新城诞生。“由此看来，新准则将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写入文物保护范畴，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准则》此次对文物价值的界定，广泛借鉴了国际社会实践经验及惯例。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撰文称，自2010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准则修订开始，委员会除组建涵盖古建筑、世界遗产、法律等领域专家小组外，还邀请美国盖蒂文保所等参与了修订工作。
“我们也借鉴了澳大利亚的《巴拉宪章》。”吕舟称，作为相对年轻的国家，澳大利亚目前拥有世界上距离现在最近的世界文化遗产。建成于1973年的悉尼歌剧院，在34岁时成功申遗，与澳大利亚政府重视文物文化与社会价值密不可分。
在基本准则方面，新版《中国准则》由原来10条压缩为7条，除“预防灾害”条款调整较小外，其他条款均进行了较大幅度调整，“真实性”“完整性”“最低限度干预”等成为重要字眼，删掉了原版两个“必须”（必须原址保护、必须保护文物环境）等界定性文字。
另外，新准则还在系统总结基础上，分类提出了新型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准则，建立了涵盖工业遗产、21世纪遗产、文化景观、遗产运河、文化线路等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保护准则体系，如将沈阳铸造博物馆、遵义红军街、贵州加榜梯田等列入了保护范围。
丰富合理利用与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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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利用是文物古迹保护的重要内容。”吕舟引用2015版《中国准则》解释称，根据实践经验，合理利用也是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新版《中国准则》专辟章节，分别从功能延续和赋予新功能等角度，阐述了合理利用的原则和方法。
“对仍保持原有功能，特别是这些功能已经成为其价值组成部分的文化古迹，应鼓励和延续原有的使用方式。”吕舟以始建于1912年的清华大学图书馆为例称，使用是其作为文物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不能因为清华图书馆已经超过百岁了就不去使用它，不使用反而会加速它的衰老”。吕舟认为，新版准则基于实践对合理利用标准的规定，更有利于文物保护。比如准则规定，“利用必须考虑文物古迹的承受能力，禁止超出文物古迹承受能力的利用”。
除此之外，2015版《中国准则》对文物的展示也进行了重新界定。2010年4月，中国“实景演出创始人”梅帅元及其制作团队在泰山东麓打造的帝王封禅文化引发广泛争议。赞者认为，它带动当地旅游。批评者认为，实景演出形式大于内容，成为“过眼烟云”。
但新准则“不提倡原址重建的展示方式”，明确表示不支持在考古地址重建，将在建筑群中原址重建已损毁建筑，定为对原有建筑的完整形态展示，确定了重建建筑的性质和价值，回答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中长期存在的争议。
同时，新准则对重建问题又留有余地。它强调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缺失建筑对现存建筑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且缺失建筑形象和文字资料充分，依据充足，能够准确复原，考虑重建，通常鼓励以图片、模型、虚拟展示等科技手段和方法进行展示。
“这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吕舟以日本奈良市2010年复建的太极殿为例称，日本1998年将奈良古城区建于公元700年间的平城京遗址申请为世界遗产，为更好地展示日本奈良时代文化，在原址上复原了平城京朱雀门、太极殿等，但均为展示所需。
河南登封嵩山少林寺，在经历了以“中岳嵩山建筑群”为名申遗失败后，将汉代石雀、宋代少林寺等建筑群集合，取河南为中国中心之义，命名为“天地之间建筑群”终获成功。另外，2008年奥运会前夕，北京对文物遗址的修缮也影响了世界文物保护的理论发展。
吕舟认为，这些都在新版《中国准则》的科学构建中起了重要作用。它们推动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以及国际文物保护同行对文物价值认知、保护原则及保护实践的重新认识与价值判断，也促进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水平的整体提升。
因此，2015版《中国准则》打破原版准则强调专业人才参与文物保护的限制，鼓励全社会共同参与文物古迹保护，共享保护成果，强调将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联系起来，重视对文化最早和最低限度的干预，希望最大限度保护其真实性和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