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他们开始打洞，直到2018年1月团伙落网，还没有挖到文物。
文|王煜
从左至右为刘继园、栗会培、程麦生、赵现花
这在逃4人中的女性名为赵现花，今年31岁，户籍地为河南沈丘，参与的是一个总计20多人组成的文物犯罪团伙。
选好盗掘的目标后，该团伙的惯用掩饰手段是在附近租下门面开起餐饮店，在店里做好工具和人员的各种准备。白天，饭馆对外正常营业；晚上，这里就成为盗墓团伙向文物点打地洞的起点。
赵现花参与了其中的4次作案，每次她的任务是当餐饮店的“老板娘”租房开店，有时还直接在店里给挖地洞的人做饭。
这样的“戏”演得相当逼真。
2015年年初，该团伙计划盗窃陕西省彬州市（原彬县）彬塔地宫的文物，该地点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主要头目多次“踩点”后，最终租下了当地药材公司院内一楼的门面房，并做了装修，由赵现花办理了营业执照，在本地招收了服务员。
饭店于2015年4月底开业，取名为“川湘食府”，饭店平时由赵现花管理，团伙里有人负责采购，有人担任厨师。
彬塔图源|咸阳市人民政府网站
每天晚上10点左右，犯罪团伙从该饭店卫生间旁边的地下向彬塔挖洞，至凌晨4点左右将挖掘的土用塑料编织袋装好用车运走。大约半年之后，他们将彬塔地宫打通，盗窃了该地宫内的石棺、金棺、银棺、铜棺、鎏金棺、铜镜、疑似舍利等珍稀文物，然后用土填埋洞穴后离开。
打洞盗墓多次失败
但这群人并不是每次都那么“走运”。
2012年1月，团伙从租下的门面房内打洞盗掘陕西省蒲城县县城一个学校院内的古塔。约两个月后，该塔地宫被打开，但他们发现该塔之前曾被盗掘过，只好将竖洞回填后离开。
2014年10月，该团伙从民房内打盗洞盗掘山西代县的阿育王塔。一个多月后，他们发现盗洞打在了阿育王塔下面的地基，找不到地宫，只好撤离。
他们之后又盯上了山西省运城市东郭镇的东郭村墓地，在当地村民家新建带有地下室的房子作为盗掘的基地。2016年10月，他们开始打洞，直到2018年1月团伙落网，还没有挖到文物。
盗墓团伙的“倒霉”正是文物的幸运。上述团伙目标之一的代县阿育王塔，始建于隋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是全国19座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塔之一，也是现存最完整、外观最独特的一座。我国文物界泰斗、原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罗哲文曾评价：“代州阿育王塔的独特造型，如果说是全国第一，我不敢说；但如果说是全国第二的话，我还从未见过（第一）。”
代县阿育王塔
2020年4月，这个犯罪团伙中的23人被判刑，其中的主犯卫永刚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50万元。赵现花至今在逃。
犯罪团伙盗掘得手后，将文物卖给贩子牟利，文物经过多次转手，每一次都为倒卖者带来巨额的不义之财。本次4名在逃人员之一的刘继园就是这条“黑色产业链”上的一员。
今年37岁、户籍地为江苏句容的他在南京开了一家古工艺品店，登记的营业范围是工艺品、陶瓷、字画销售，但他做起倒卖文物的勾当。2015年，赵现花所在团伙从彬塔地宫盗出文物后，至少有50件卖给了文物贩子。刘继园和另一人以580万元从上家手中购买了这批文物，转手以23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下家，后者将文物购买回家供奉，后来主动上交给公安机关。
参与这次倒卖的人员大多已经被判刑，唯有刘继园依然在逃。
通缉名单上的另外两人栗会培和程麦生，涉嫌参与山西襄汾县陶寺北墓地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被盗掘系列案。陶寺北墓地已被核定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地中有的墓葬属西周晚期，东南部墓葬年代已至战国时期，延续约500年。
信息平台应对犯罪
公安部官方网站近日发布的信息显示：该部会同国家文物局连续三年部署开展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文物犯罪案件348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860余名，打掉犯罪团伙750余个，追缴文物逾4万件。
各地公安机关共追回一级文物480余件，其中，浙江临安“3.24”系列盗掘倒卖文物案追回一级文物138件，上海公安机关成功从日本追缴曾伯克父青铜器一组8件，山西公安机关从香港追缴国家一级文物5件。
被追回的国家一级文物“曾伯克父”青铜组器
针对当前文物犯罪职业化、专业化、智能化的特点，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启动“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我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并录入国际刑警组织被盗艺术品数据库。这项举措，为我国海外丢失文物依法追索提供依据，为打击文物犯罪和规范文物市场管理提供支撑。
平台已经发挥了作用：一件上世纪80年代被盗的国家一级文物青铜鬲被拍卖时，公安机关接到群众通过该信息发布平台的举报，成功将其追回，并抓获多名犯罪分子。
“天网”已经撒下。对于还在逃的4名文物犯罪嫌疑人而言，尽快自首是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