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俊、陈新海、郑京辉发表于《廊坊日报》2021年12月9日第5版的论文《“廊坊”地名演变问题研究》，是多年来关于地名“廊坊”研究最深入、最翔实、最有学理性的一篇。该文在梳理廊坊政区地名沿革的基础上，分析“廊坊”地名语词书写混用及其原因，阐述“廊坊”地名正字演变，视野开阔，思路清晰，材料十分丰富。其中，在论及“‘廊坊’地名正字演变”的第三部分，作者对地名“廊坊”进行讨论，指出廊坊地名起源主流观点有二：一种观点认为与后晋大臣吕琦有关、一种观点认为出自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县向此地移民才形成的村落之名。此文作者以为，“从信史的角度讲，在没有考古遗迹和实物的情况下，历史文献的文本记载能说明廊坊地名起源与吕琦有关。”对这样的结论，笔者持不同看法，以为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商榷与辨正。
对此说法，张洪英曾著《吕端籍贯与廊坊地名溯源》一文提出异议，他指出吕琦及其前后几代人均未见有定居幽州安次（唐末安次地处刘守光势力范围）的记载，吕琦早年随父居沧州，因全家遇害被安次人赵玉救出奔山西，生子吕余庆、吕端。此后，其家族主要生活在宋都——开封。仅因逃难之时，为躲避追杀，吕琦故意隐瞒身世谎称自己是安次赵玉之弟，故史家误将吕琦记为安次人。确实，查考现存当地方志，根本见不到与吕氏有关的建筑遗迹、墓葬、碑刻等实物及口传资料，张文所论有一定道理。而且从其他角度看，吕琦所处的历史时期，正是五代纷争之际；其子吕端显赫之时，又逢宋辽对峙，两方以白沟河为界，安次正深处辽国境内，身为大宋显宦的吕氏宅院怎么可能“房屋高大，远近闻名”？即使有，也会完全被夷为平地，更不会有所谓“侍郎房”村名的产生和流传，而且这村名也确实于史无证。
穆俊等的观点以为，“廊坊最早的地名正字应该是‘郎坊’，而不是‘郎房，其起源与纪念旌表吕琦的侍郎坊有关，与其房屋无关。”笔者对之，持相反的观点。康熙《东安县志》记有都谏坊、联芳坊、进士坊、大司寇坊、孝行坊等25个，乾隆《东安县志》和民国《安次县志》分别记有18与17个，名称变化不大，但均没有“侍郎坊”。为什么其它地方能建有，而此地却没有？这说明一是吕琦在安次没有影响，根本没有建过；二是至明初就已被毁不存。这两者均说明，所谓廊坊最早的地名起源与纪念旌表吕琦的侍郎坊有关之说，不能成立。
对廊房胡同的记载还可以追溯到更早。明代嘉靖时期文人张爵著《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是现存第一部北京坊巷胡同志书，是研究明代北京历史、地理、城市规划等方面的珍贵史料。书内在安富坊、日忠坊两处记有廊房胡同。万历时期，沈榜著《宛署杂记》除在卷五“安富坊”下记有“廊房胡同”，还在卷七“廊头”条下释：“洪武初，北平兵火之后，人民甫定。至永乐，改建都城，犹称行在，商贾未集，市廛尚疏。奉旨，皇城四门、钟鼓楼等处，各盖铺房，除大兴县外，本县地方共盖廊房八百一间半，召民居住，店房十六间半，召商居货，总谓之廊房云。”此虽是仅就宛平一县而言，但对廊房的介绍也较为具体清楚。
在明清时期，常把一个城邑划分成的若干区，称为“坊”。沈榜《宛署杂记》卷五记：“宛平人呼经行往来之路曰街、曰道，或合呼曰街道。或以市廛为街，以村庄为道。故设官有街道厅、街道房，不可胜纪，姑记其大者。城内地方以坊为纲，惟西城全属宛平，其中、北、南三城，则与大兴分治。”此书所记当时京师的宛平城区即分西城五坊、中城四坊、北城二坊、中南顺城门外二坊，廊房胡同所处的安富坊即为中城四坊之一。清法式善《陶庐杂录》卷五记：“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令天下编黄册，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可见，“坊”在当时是有特定内涵的，一般不会用于乡村。所以，作为较晚产生的乡村地名，可能被写成“廊房”，而不会被写成“廊坊”。
笔者同意廊坊城市历史的起点，源于清末1897年京山铁路的建成通车，正如刘化田先生所喻：廊坊是“火车拉来的城市”。现存安次（东安）方志，康熙《东安县志》最早记载域内村镇。其卷二《地理志》依次记集镇有东街、南街、西街、北街、码头镇等13个，这是县乡最为繁华富庶的商业经济中心；坊里洪武初有44个，其中城内以坊名，有澄清坊和文城坊；至嘉靖四十三年缩为18个，城内仅存澄清坊1个；各类乡村庄215个，并无廊（郎）房。这说明，此村当时尚未形成。乾隆《东安县志》卷二《建置志》依次记廛市13个，其中单列落垡、码头镇等乡镇市集9个；村庄分东南路、东北路、西南路、西北路而记，数量已增至336个，第一次出现的“郎房”即属新增加的一个；后又记四乡，分别为安仁、崇福、惠化、常伯。此时的“郎房”，不在廛市和四乡之列，应该小而荒落。
但是，毗邻京师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廊坊的经济文化发展很难与其相分割，相反却被深深影响而带有鲜明的京畿文化特色。辽金以后，尤其是在明清两朝，廊坊域内的安次（东安）、固安、霸州、永清等地均曾直隶京师，属大兴府或顺天府，文化联系的紧密性深厚而广泛，从而使廊坊地名的演变也很易形成发展于其中。只有真正寻找到如此的根脉，所得出的结论才能更少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