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一、贸易政策中国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二、贸易政策中国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贸易政策，不单单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作用、彼此交涉的结果，还是各个国家自身内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整合影响和综合作用的最终结果。从这一角度理解，贸易政策便是各个集团利用政治进行利益决策的真实反映。在国内层面上，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包括以下理论：
1.人们在政治领域追求自身的最大化利益。作为政治这一市场的需求者，选民会直接投票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利益增进和扩大的候选人。而作为政治这一市场的供给者，无论是总统，还是议员，这些决策者都会尽可能追求当选或是连任。在贸易政策决定中，这一理论的应用，需要对经济市场进行假定，即竞争完全、收入二次分配可行、以简单多数的直接投票原则决定当选者、零投票成本以及决策者选择自由贸易政策。
2.斯托帕尔-萨缪尔森定理。该定理认为，当一个国家在劳动者数量上大幅度超过资本所有者数量时，如果其密集型劳动产品属于出口，而密集型资本产品属于进口，那么，政治层面的决策者便会以绝大部分劳动者的主观要求对贸易政策进行自由化开放。反之，如果这个国家的密集型劳动产品属于进口，而密集型资本产品属于出口，那么，自由化的贸易政策便会使得绝大部分劳动者利益受到损害，故此，该国家会产生自我保护的倾向。这就是国际贸易政策中经常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
三、贸易政策中综合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应用
(一)研究DUP经济
(二)选择贸易政策工具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广泛使用的贸易政策其实是与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分析是相背离的。事实上，之所以让国外直接承担例如反倾销税、自愿出口限制、反补贴税等系列保护成本造成的大规模福利损失，而不直接运用在政策上可获得最优化经济效率或次优化经济效率的工具，是因为政治决策者考虑其影响因素、影响范围、影响程度时，不仅要从经济层面上深入考虑，还要从政治层面全面分析。
(三)分析贸易政策决策
综合分析发现，发达国家中，绝大部分在自身政府管理上，都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且彼此分离的政策性领域。其中，一个领域是产业部门，另一个领域是国民经济。按理说，政策焦点原本应该属于宏观理论上的国民经济管理，但实际上，却是偏向于单个且微观的产业部门的。针对这一点，行政部门之间的一系列活动体现得较为显著。以行政部门之间的内部或外部妥协，以及行政部门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争夺为例。这便是美国现行寡头政治最核心的特点，正是由于行政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彼此牵制，反而阻碍了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贸易优化政策的实施。在政治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就各大产业而言，其反对外国进行贸易竞争保护的具体程度和高低，可以切实利用经济计量这一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分析和判断。针对这一方面，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研究试验。同时，这些丰富的文献和研究也为贸易政策中保护性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四、结束语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政策的研究和分析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自由贸易政策，还是反对自由贸易政策，其最终决策都需要经过宏观和微观的综合分析。当然，利用科学有效的经济计量方法进行其他国家贸易保护的程度计算和预估，也是保障国际贸易双方基本利益必不可少的分析策略。也就是说，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升自我国家在要素配置和经济福利方面的收获程度。
西方经济学强调市场的重要性，主张一切经济行为都要通过市场来完成，需求、供给和价格要通过市场来形成。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经济体制虽然也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来调节生产、消费，但是没有像西方经济学理论强调的那么重要，并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在市场没有起到基础性作用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计划经济的弊端也逐渐显现，资源配置不能按照供需的有效性进行流动，导致了经常性的物资短缺和相对过剩，整个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如何统筹好物资的分配，如何最大化满足国民经济社会的需要。但是这项工作却不像我们想想的那么简单，如何能在年初实现对经济的有效预期，如何能够在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有效调配，这对于当时信息传递不太发达，计算能力比较弱的中国而言，不能不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改革开放初期，与西方经济发达程度对比中发现，中国经济社会明显出现了落后，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改善我们的经济制度，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提。西方经济中的市场经济概念逐渐成为中国与西方对接最重要桥梁，也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的手段，在这样大背景下，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最为重要的理论构成。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我国逐渐开始完善市场主体，开始允许商品的自由流通，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产品市场、劳动市场、消费市场逐渐形成，这三个市场的形成，使得市场进入了真正发展时期。
通过上图，厂商通过产品市场实现了产品的销售，家庭通过劳动市场实现了就业，资本市场是扩大规模，盘活已有市场的重要手段，也是开辟新市场，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的重要依托，同时，也帮助家庭提高生活质量，满足人们的超前消费等。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根本就不存在竞争，一切都按需生产、按劳分配，自然也就不会出现竞争。西方经济的市场经济体制却不是这样的，通过市场来调节资源的配置，厂商必然选择利益最大化的投资领域来生产商品，很多厂家同时投入到同一个行业，必然会造成这个行业的生产过剩，也就出现了竞争，购买者对同样商品必然会对价格、质量、服务等做出不同的权衡，然后决定买那个，这就是竞争，在竞争的格局中，购买者处于有选择的地位，他有权利去选择购买那个商品，不买那个商品，有些厂家价格高，产品质量不好，服务差必然会被市场拓淘汰，这叫完全竞争市场，厂家都处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但是也存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吸取了完全市场理论和不完全市场理论，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国防发展，针对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命脉的行业，采取国家垄断，实行国家独有，或者国家控股形式。
二、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不足值得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警惕
西方经济学理论经历了百年多的发展历程，其学术成果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都值得学界的肯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西方经济体制和成功经验帮助中国逐渐完善了特色市场经济体制，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帮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和推广，同样，西方经济学通过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建立，完善了其理论到实践的论证，丰富了其研究视野。但是要警惕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现在一部分市场经济研究者与实践者出现了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现象，认为西方经济学是完美的，是无懈可击，建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全照搬西方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看法是不能得到认同的，目前，西方经济制度也存在缺陷，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并从中获益良多，在某些领域开始照搬中国经济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
西方经济制度存在的问题也比较严重，最重要的是西方经济危机，这种挥之不去的西方经济制度问题已经被西方经济学家研究了百年，但是知道今天依然无法建立一套更为有效的规避机制。另外，工会权利过大，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电视中，经常会看到西方罢工，导致航班延误、供水供电中断等，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西方市场经济有竞争性无排他性，是一种公有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所谓无排他性是不能禁止另外的人使用；所谓有竞争性是一个人的使用减少了他人能使用的量。所以无约束的时候会被过度利用。解决方式是限制使用或者有偿使用。在现实中，此限制或收费要通过国家的强制措施，诸如现在实行的排污限量超额收费的制度。在西方私权大于公权的市场格局中，国家有时候难以对其采取更为有效的调控手段，来抑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盲目性。
三、中国经济学理论需要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融合
[关键字]：高中政治师生关系新课改
一、新课改背景下的师生角色定位
在师生关系中，学生不应该是被动学习的对象，而是要将师生关系建立为合作关系，现在是网络时代，人们获取知识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而教师也不再是传授知识的唯一者，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媒体来获得知识，而不是单一的从教师那里获得知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协助学生学习，让学生能够真正的参与到教学中来，从而为学生制定出适合的学习目标，让学生能够掌握好元认知能力，形成好的学习习惯，这样让学生能和教师共同的参与到政治教学中来，从而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
在现代的师生关系中，民主平等是核心内容，这也重新的定义了教学中师生的角色。在教学过程中，除了知识的传播，师生关系如何也直接关系着教学的效果，因此我们就要和学生平等的交流，让学生在课堂中不仅能学到知识，还能得到情谊、关心、友爱、尊重，也只有满足了学生的心理需要，学生能够主动、热情的去学习政治知识。新课改以后，政治课堂的知识变的很多，那课堂教学就要和社会、自然相结合在一起，让学生能了解到生活中所存在的政治知识，而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们要摆正心态，辅助、帮助学生学习，而不是灌输、强制学生学习，我们教学的最终目的不是让学生通过考试、死记硬背知识点，而是让学生能在融洽的课堂环境中，能自己去探索知识，这才利于学生日后的全面发展。
二、在新课改背景下，高中政治教学考评标准对师生关系的影响
在当前这样的教育背景下，教学的效果如何，还要对此做哪些改进，考评标准对师生之间有哪些影响，这都是我们要逐一研究解决的。在新课改纲要中说，要着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努力将学生培养成四有新人，让全体学生能够得到全面发展。在确立培养人才的目标和方向的同时，也建立起了教学效果的考评标准。但是我国教育长期处在应试教育这一阶段，通常都是拿考试分数来衡量学生学习成果的，我们不能说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不能只将考试结果来作为衡量学生的一个唯一标准，这在当前高中的教学当中有很大的弊端。
考试分数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学习观念，在优异的学习成绩下学生形成了畸形的心理，以考试成绩的好坏来作为标准，却忽视了其他能力的重要性。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以考试成绩来衡量学生的好坏，重视优等生而忽略其他学生，而这也影响了教学氛围。对此，教师们就要挣脱传统教学观念的束缚，将创新性和创造性来作为考核学生的一个核心内容，重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个性品质，比如说在讲“生产与经济制度”的时候，可以让学生自己设计出一条投资方案，将课程知识与学生实践能力相结合，在考评方面要重视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而不是只重视考试的卷面成绩。在校园中，学生学习知识固然重要，但是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希望，社会上更需要的是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人才，而这不仅仅是只有优异考试成绩就能做到的，那么对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要侧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自主能力，多与学生沟通，这样不仅能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也增进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总结：
在新课改背景下的高中政治教育，要确立新型的师生关系，这对教学效果也有着很大的影响。我们要重新审视师生关系，教师不只要注重学生学习的成果，更要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将学生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在校园中，教师是接触学生最多、影响学生最大的人，那我们就要利用这个特点，积极的推进素质教育，从学生角度出发，共同来增强高中政治的教育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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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人学思想
[关键词]血液净化；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临床影响
Effectofbloodpurificationtherapy（CRRT）onpatientswithmultipleorgandysfunctionsyndrome（MODS）anditsrelationshipwithprognosis
RENYan-huaCAIYing-liLIHai-binGAOMing-xiaLIZhong-zhan
ComprehensiveICU，theFirstPeople′sHospitalofZhaoqingCityinGuangdongProvince，Zhaoqing526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effectofbloodpurificationtherapy（CRRT）onpatientswithmultipleorgandysfunctionsyndrome（MODS）anditsprognosis.Methods40patientswithmultipleorgandysfunctionsyndromefromJune2015toJune2016weredividedintotwogroups：observationgroupandcontrolgroup.20sampleswereobtainedfromeachgroup.Thecontrolgroupwasgiventhepatientsweretreatedwithroutinebloodtherapy，andthepatientsweretreatedwithbloodpurificationtreatment.Thetreatmenteffect，hospitalizationtime，improvementofheartrate，improvementofpsychiatricsymptomsandimprovementofgastrointestinalfunctionwereobservedandanalyzed.ResultsThetotaleffectiverateofthetreatmentgroupwashigherthanthatofthecontrolgroup.Thehospitalizationtimewassignificantlyshorterthanthatofthecontrolgroup.Theimprovementofheartrate，improvementofpsychiatricsymptomsandimprovementofgastrointestinalfunctionwerebetterthanthoseofthecontrolgroup（P
[Keywords]Bloodpurification；Multipleorgandysfunctionsyndrome；Clinicalimpact
多器官功能障K综合征是指患者受到严重感染、创伤、休克或大手术后，出现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系统、脏器出现功能障碍等，使得内环境维持不稳定的临床综合征[1]。该病的发病机制主要是因为患者在炎症、内毒素、缺血再灌注损伤等刺激下发生全身性炎症反应和代偿性抗炎症反应综合征发生失衡，是一种临床危重疾病，死亡率高。患者始终存在促炎和抗炎的相互作用，炎性反应主要表现在患者出现大量的炎性介质释放，引起免疫失衡等[2]。本研究就选取血液净化治疗对40例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患者的影响和预后进行深入的研究，现总结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抓阄的方法将2015年6月～2016年6月我科收治的40例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实验样本20例。对照组男性9例，女性11例，年龄23～68岁，平均年龄（22.9±8.3）岁；观察组男性12例，女性8例，年龄24～65岁，平均年龄（39.8±8.9）岁。所有患者均符合美国胸科医师协会/危重病医学学会制定的标准。收缩压
1.2研究方法
对照组常规治疗，对患者行胃肠减压，同时给予补液、抗感染治疗等；失血性休克患者给予清理创面，输血、补液及吸氧治疗，感染性休克的患者及时补充血容量，纠正患者的酸中毒，开展抗感染治疗，衰竭脏器患者给予综合疗法，密切观察患者的其他脏器，避免患者的其他脏器发生衰竭[3]。观察组给予患者血液净化，连续性血液净化方法，采用贝朗DiapactCRRT或PRISMA机器，滤器为B.BRAUNAcuteM或prismaM100，在患者的颈内静脉或股静脉进行穿刺，留置患者的双腔管，创建体外循环，每分钟血流量设置为150～200ml，采用低分子肝素进行抗凝[4-5]。
1.3判定指标
1.4统计学方法
用Epidata3.0软件录入所有的数据，采用SPSS15.0统计学软件对观察指标行有效的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进行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以P
2结果
2.1两组治疗效果分析
观察组治疗的总有效率为95.00%，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的为65.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两组心率改善情况的比较
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两组精神症状改善情况的比较
观察组与对照组各项情况症状改善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4两组胃肠道功能改善情况的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APACHEⅡ评分为（17.03±3.6）分，消化道出血0例，腹胀1例，腹泻1例，便秘0例；对照组患者的APACHEⅡ评分为（7.09±1，32）分，消化道出血3例，腹胀3例，腹泻4例，便秘2例；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综上所述，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患者采用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效果突出，值得在临床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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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媒介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丹·席勒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数字化技术融入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并分析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地位[1]。而莫斯可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对社会关系与传播资源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的相互构建的研究，并指出当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球化领域蔓延、历史研究扩散与新媒体转向等五个趋势[2]。
麦克切斯尼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分析媒介、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强调经济因素对政治和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并强调结构性因素与劳动环节对传播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影响[3]。具体问题，如赵月枝所言，“传播与跨国媒介集团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传播资源的控制问题导致的冲突；劳工对愈加精细的国际传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预和妇女及弱势种族对全球传播权力不平等的抗争等等”[4]。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一）引入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世纪之交
（二）成长与反思期：21世纪初至今
有的研究者较系统地研究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北美传统，指出北美流派有着鲜明的特色，认为该学术流派相对集中和紧凑，他们之间的学术传承大多是父子、师生、同事、夫妻，体现了一个较为单纯的谱系[7]。
最近重庆卫视的改革引起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浓烈兴趣，如吕新雨针对重庆卫视的改革，指出希望打破官方、民间、学界和政界之类二元对立的僵化立场，希望借此推动由此生发的一系列涉及中国电视公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13]。赵月枝则以重庆卫视的去商业化改革和“红色文化”建设尝试为契机，讨论了社会主义媒体公共性和文化建设的问题[14]。2012年，政治化与社会转型等话题引发部分学者的讨论，如李彬和黄卫星等人探讨了社会转型、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等话题，并结合赵月枝的传播思想展开了分析论述[15]。
三、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脉络反思
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目前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总体而言，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步较晚，发展受多重束缚，研究群体和研究力量分布零散，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相比，研究水平和层次还较低。
从研究者所属机构来看，主要有两支代表性力量，一支为北广系（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如郭镇之（后调入清华大学）、陈卫星等人；另一支为复旦系，如曹晋、吕新雨等人。深入分析这些力量的构成，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中介，那就是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赵月枝早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出国深造，已成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传承人，她常在大陆往来，推介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保持了密切的互动联系。
从已有研究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来看，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已经有一定的反思与问题意识，从早期的单纯引介和翻译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著作，步入反思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主要观点和主要学术脉络的阶段，甚至开始借助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资源，分析与探讨中国本土的实际问题，如重庆卫视的改革风潮等。但是问题的深度与广度，受多了多重因素的制约，有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积累的原因，也有政治、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有待进一步敞开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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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经验研究；现状分析；发展方向
我国的政治学研究一直处于发展中阶段，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变，人们对于政治学的方法运用也加强了重视。与其他的国家相比，我国的政治学仍然处于落后的状态，许多国家在政治学研究领域上有了较为卓越的成就，而我国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却始终处于较为低迷的状态，这并不利于我国政治学的研究和发展。尤其是一些经验研究方法等，较为落后的政治学会影响我国政治实践性问题，所以由此可见加强经验研究方法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的应用是非常有必要的。[1]
一、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现状评估
（一）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现状
政治学研究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有关数据研究表示，我国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一般会占据40%左右，而国外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一般会占到60%左右，这个数据足以说明，政治学研究方法与我国政治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我国政治学研究与其他国家相比处于劣势的状态，这将会不利于我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
（二）政治学方法研究取得的成就
我国政治学研究在实际的发展中也想要突破传统的格局层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政治学理论主要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分别是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这两部分。我国现有的政治学研究理论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要想实现政治理论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不断地加强自身的政治素质，在研究政治学方法的时候应该要求从业人员具有一定的专业素养，这样才能够在不断的发展中取得进步。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我国政治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多样化的发展，很多科学研究方法对于提升我国政治学方法的研究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性作用。现在我国一些政治学的学者在研究政治学的时候往往会不可避免地受自身所学专业的影响，例如历史专业的教授在研究政治学的时候，经常会受自身本专业的影响。但是尽管这样，我国的政治学研究也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影响，吸收了西方国家的先进文化，并且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2]
（三）政治学研究方法存在的缺陷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陷，例如研究问题的方式不准确，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等，这些都是政治学研究领域中所存在的问题。政治学的研究不仅仅需要参照大量的文献资料，还需要注重格式的规范性，这些都是政治研究方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但是现在很多政治学者在对文献和理论进行分析的时候，都存在着参照文献不足和格式不规范的情况。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治学研究的结果和效率。政治学的研究缺陷还有研究体系方面的内容，一些研究学者对于政治学研究的划分并不清晰，对政治学也没有具体的概述和等级的划分，这将会导致我国政治学的发展失去平衡。如果只是简单地根据教材在论及政治方法论的时候，一些简单笼统的方法一定要作明细的说明。
二、政治学方法研究的发展方向
（一）政治学将“大科学与小科学”相结合
政治学的发展会分为大科学和小科学两种，其中大科学指的是很多自然学科，而小科学则往往指的是与政治有关的学科，不同的学科之间会有着不同的内在联系。现如今政治学的发展越来越多地与其他科学所融合，这将会导致政治学的发展越来越壮阔，只有合理地对政治学进行研究和分析，才会实现政治学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大科学和小科学只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领域，通过借鉴设备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学科能够让政治学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与此同时，政治学研究方法也应该向规范性不断地靠拢，政治学的发展与我国的经济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内在联系，所以要想实现政治学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首先就要将其与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内容相结合，这样才会为实现政治学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3]由此可见，要想实现政治学的研究和发展，学会运用大科学与小科学的研究方式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才会实现多元化政治体系的融合，对于提升我国的政治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和经验性相结合
政治学的发展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正在不断地进步和发展，而规范性的政治学理念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学关系到我国的发展大计，一定要运用定性分析的手段才会有所作用。规范性的研究可以让人有一种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政治学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就一定要不断地规范自身的研究准确度，避免出现研究内容偏离主题的情况出现。现在很多政治学的内容在研究的时候都缺乏一定的深度，仅仅局限于表面，对于内在的事物并没有经验性的总结和分析。很多政治学家对于社会和生活并没有过多的认识，仅仅能够做出基本的判断，这是远远不够的。在研究政治学内容的时候，一定要充分地判断政治学的内容是如何而来的，只有学会观察生活，才会从生活中发现真谛，为政治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推动性的作用。[4]
林张之争以特定学科的特定学派的视角为出发点，是多种讨论方向之中的一种。但是，由于两位学者具有影响力，所以各界对于产业政策的理解可能被锁定在特定的方向之上。比如，即使顾昕以大批量地介绍不同学科的经典文献的形式加入论战，间接地提示了讨论产业政策的不同方向，各界的思考仍然主要围绕特定的议题进行。考虑到产业政策的复杂性，这种锁定效应不利于全面地理解“产业政策是不是个好东西”。
三种讨论方向：经济学、政治学与管理学
现实中的产业政策涉及经济理论、政治逻辑和管理实践。因此，重要的是如何设定讨论的起点、协调不同学科的研究的关系。实际上，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可以有三个起点：一是将经济学（特别是特定流派的经济学）作为起点，假设在解决了经济学问题之后，政策当局自然会决定取舍进退，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二是将政治学作为起点，强调政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推行以及推行何种产业政策，讨论的重点是经济意识形态、政治结构如何规定了政策选择的空间;三是将管理学作为起点，认为政治经济环境决定了后进国家必然推行产业政策，所以如何抑制政策成本、提高政策收益是讨论的关键。
产业政策具有不同的侧面，理想的讨论格局是三种方向并存。实际上，这也是国际学术界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的基本形态。但是，林张之争及其激发的后续讨论表明，中国各界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为特定流派的经济学主导，部分政治学家的意见没有充分体现应有的问题意识，管理学者则基本没有发出声音。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政策相继推出、产业政策的经济学论战难以结束的背景下，认识产业政策的政治背景是进行讨论的前提，从管理学的角度提高政策收益是讨论的关键，特定流派的经济学主导讨论未必合宜。
经济理论：难以结束的论战丰田代表了日本汽车行业的精益生产模式（图为丰田汽车博物馆）
林张之争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是，这场争论只是世界范围内的产业政策之争的一个并不典型的组成部分。
在产业政策问题上，两位学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政府是否应该介入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林毅夫认为，由于企业未必能够解决外部性和协调失败问题，所以有为政府的协助可能是有益的。进一步来说，他试图以有为政府和潜在比较优势的实现过程为支点，构筑新结构经济学。相反，张维迎从奥地利学派的逻辑出发，认为政府不但难以识别哪些产业具有潜在比较优势，而且介入必将扰乱市场机制并引起寻租活动，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工具。
需要注意的是，两者在政策层面的差别并不巨大，在理论层面也比较接近。就前者而言，林毅夫一再表明，他只是主张政府在企业已经开始生产活动之后进行介入，而且这种介入尽量不要以补贴的形式进行。在进行这种澄清之后，两者的距离已经缩小。从后者来说，如果以是否高度重视市场的作用来区分经济学流派，那么两者都属于强调市场作用的经济学家。但是，既然政策层面的差别并不明显，又具有相近的理论背景，为什么这场论战会长期持续？
实际上，尽管都强调市场的作用，但是他们的经济哲学不同。林毅夫在研究方法上借鉴新古典经济学，他的经济哲学以包括官员在内的经济主体的理性为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才认为由理性官员组成的政府可能解决产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但是，张维迎的经济哲学更接近奥地利学派，对于官员的理性以及有为政府从根本上持怀疑态度。正如经济哲学的差异导致张维迎推崇的米塞斯和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新古典经济学色彩的兰格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核算论争难以结束一样，林张之争长期持续的原因之一也是经济哲学的不同。
如果说经济哲学的不同让肯定市场机制的林毅夫和张维迎在产业政策问题上难以取得共识，那么对于市场的不同认识则是世界范围的产业政策之争一直存在的主要原因。
在林张之争中，张夏准的身影隐约浮现。在国际经济学界，张夏准是最为典型的产业政策论者，他主张的产业政策远超林毅夫界定的范围。张夏准的产业政策论的出发点是市场机制在后进国家无法实现资本形成，因此需要政府的介入。接下来，他主要通过比较历史分析来论证产业政策可能推动经济发展。[1]由于张夏准和张维迎代表了产业政策的经济学研究的两个极端，所以我们以假想张维迎和张夏准之争的方式来说明为什么世界范围内关于产业政策的经济学争论难以平息。
从张维迎的角度出发，无害的产业政策必须满足以下条件：第一，政府只能在企业已经进行生产，并且遇到难以克服的问题之后才进行介入。第二，介入所引发的寻租成本必须等于零或趋近于零。依据公共选择理论，寻租成本的大小基本等于政府投入的政策资金的规模。所以，这意味着政策资金等于零或趋近零。第三，政策资金的机会成本为零或趋近于零。资金的机会成本指资金投入其他用途时可能产生的收益。一般来说，只有在政策资金的规模等于零或趋近于零的情况下，其机会成本才为零或趋近于零。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张维迎将会对张夏准提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政府是否能够以完全不投入或只投入很少政策资金的形式推行产业政策？第二，如果介入以投入大量资金为前提，那么如何以主流经济学家可以接受的形式论证政策的合理性？
从上文对于张夏准的分析思路的介绍来看，不伴随大量资金投入的产业政策基本不在他的思考范围之内。同时，既然出发点是对市场机制的怀疑，张夏准也就无意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进行讨论。因此，张维迎和张夏准都将难以说服对方。实际上，国际经济学界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相持不下的原因，与本文假想的二张之争难以结束的原因大体一致。
但是，产业政策的支持者必须回应从张维迎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尖锐问题。笔者认为，回应的要点在于跳出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作为张夏准理论基础的激进发展经济学，引进产业政策的政治学和管理学，回到产业政策的实践之中。
与通常的分类不同，产业政策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基本不花钱的和花很多钱的。基本不花钱的产业政策符合寻租成本和机会成本为零或趋近于零的严苛标准，而花很多钱的产业政策的可行性则可以在政治学、管理学框架之下进行讨论。在产业政策之争中，产业政策的支持者没有明言基本不花钱的产业政策，引起了诸多误解;同时，他们没有将政治学和管理学引为援军。因此，这些学者既难以用反对者们可以接受的逻辑说服他们，也难以用反对者们难以挑战的逻辑发展自己的主张。
政治逻辑：被忽视的背景
产业政策不是单纯的经济学问题，而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现象。一方面，产业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基于政治逻辑而出现;另一方面，在某些产业，评价产业政策的标准不仅是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收益。因此，政治逻辑是后进国家讨论产业政策的重要背景，尽管这个背景在林张之争中并未出现。
其次，由于产业政策往往基于政治需要而出现，所以评价产业政策的标准未必是单一的。在这个问题上，京东方的案例具有启发意义。过去十年间，京东方从零开始，成长为世界第五大液晶企业。其间，投资总额超过两千亿元。这一投资规模是中国工业史的纪录。无疑，这些投资和政府介入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对于这个案例，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难以做出肯定的评价。但是，政治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关键的视角。
在中国，介入产业政策争论的主要是熟谙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因此，社会各界可能认为产业政策首先是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但是，这个认识未必准确。
首先，在研究史上，产业政策可以上溯至李斯特和格申克龙，而他们的研究难以归入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李斯特和格申克龙在总结早期工业史的基础上，主张以包括政府介入在内的制度性手段启动工业化进程，发挥后发优势。尽管没有直接使用产业政策这一术语，但是他们的工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更为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的是，他们一致认为，后进国家是否能够形成关于经济发展的积极的意识形态是开启工业化进程或实现后发优势的前提。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之中，产业政策不过是这种经济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依据这个逻辑，产业政策是不是个好东西首先是政治学问题，而不是经济学问题。
发展型国家论者和李斯特、格申克龙的研究具有共同点。发展型国家论者认为，发展意愿是政府启动产业政策的前提。在这个问题上，高柏关于发展主义的研究值得一读。[3]很明显，发展型国家论者所说的发展意愿或发展主义和李斯特、格申克龙强调的积极的经济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同义语。实际上，发展型国家论者和李斯特、格申克龙的理论结构具有共同点：他们都将产业政策视为由经济意识形态决定的因变量。进一步地，冲本丹尼尔的研究表明，特定的经济组织结构推动了具有发展主义倾向的经济意识形态的形成，并和这种经济意识形态一起规定了产业政策的形态和效果。在这里，是否推行以及推行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处于由经济组织结构、经济意识形态和产业政策组成的逻辑链条的末端。[4]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认为发展型国家论者的产业政策论只是对历史事实的堆砌，没有严格地论证产业政策是否推动了经济发展这一关键问题。但是，近期的研究表明，发展型国家论存在两个研究传统，而这样两个研究传统之下的产业政策研究截然不同。
管理实践：被悬置的要点
约翰逊曾经将产业政策区分为两种：企业合理化政策和产业结构政策。这样的分类对应的实际上就是前文提及的基本不花钱的产业政策和花很多钱的产业政策。企业合理化政策主要指在企业层面提高企业能力的政策，涉及协助企业引进先进管理方法、提高产品质量、稳定劳资关系、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但是，在很长时期内，这种产业政策完全被遗忘。近年来的企业史研究表明，这种政策所需资金极少，以下案例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政策的作用机制。[6]
众所周知，以丰田为代表的日本汽车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精益生产方式之中，而组装厂和配件厂的高效合作是精益生产方式的要点之一。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政府在这种合作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950年代初期，丰田竞争力不强。在这一时期，丰田不重视企业间技术合作，负责对配件企业进行技术支持的只有三人;配件企业技术水平不高，难以配合丰田。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丰田系企业提供了管理咨询。咨询涉及配件企业的管理体系以及丰田与配件企业的协调机制。政府系管理专家依据当时汽车产业最先进的管理原则，对配件企业在具体业务环节的表现以记分的形式给予评价并提示了改进方向，指出丰田负责与部件厂联系的采购部应该增加人员并强化技术指导能力，建议增强组装厂与部件厂之间的信息交流。在这次咨询之后，丰田强化了和配件企业的技术交流。同时，政府系管理专家建议将协丰会（丰田系列配件企业的组织）的功能从联谊变为信息交换。另外，当时的丰田缺乏足够的资金切实地支持配件企业提高技术水平，而配件企业技术水平的落后影响了汽车的质量。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在1960年代为配件企业提供了规模不大的资金支持，主要用于解决共性技术问题。考虑到在后来的精益生产方式中企业间技术合作和信息交换的重要性，可以说，上述管理咨询和有限的资金支持为精益生产方式的形成提供了部分基础。
上述案例中的政策实践基本符合关于产业政策的严苛经济学限定，其本质是以极低规模的资源协助已经进入特定产业的企业解决能力形成中的关键难题。这类产业政策存在于东亚的政策实践，正在成为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学习东亚经验的新重点。但是，这类产业政策基本没有进入中国各界的视野。
在基本不花钱的产业政策之外，也存在花很多钱的产业政策。这类产业政策往往体现为政府以提供大量资金的形式推动企业进入某个新兴产业。在林张之争中，焦点就是这种产业政策。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回到京东方的案例。
由于投资金额巨大，所以政府支持京东方的过程之中或许存在某种程度的寻租成本，巨量资金的机会成本自然也是庞大的。从产业政策支持者的思路出发，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液晶产业对于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而企业难以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完成如此规模的投资。但是，由于这类产业政策不符合主流经济学为产业政策设定的条件，难以为产业政策的批评者接受。
不过，管理学能够为论证这种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提供参考。产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企业能力发展的结果，而企业能力的形成需要相对稳定的环境。依据这个思路，有学者根据动态能力理论和演化经济学，以技术研发和生产活动为中心，细致地勾勒了政府介入和京东方的企业能力之间的动态关系。[7]尽管关于这类产业政策仍将存在争论，但是上述管理学研究无疑拓宽了研究的思路。另外，关于如何抑制寻租成本，已经存在大量值得政策制定者参考的研究。
现实选择：三种讨论方向的综合
林张两位先生围绕产业政策的多轮交锋打破了学术界回避争论的惯例，以理性的辩论的形式让一个重要政策议题出现在舆论场的聚光灯之下。但是，如果在林张之争或产业政策的经济学的范围内画地为牢，不但会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而且可能出现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局面。所谓复杂问题简单化指将本来具有丰富的政治学背景和管理学内涵的产业政策问题简单化为纯粹的主流经济学问题;所谓简单问题复杂化指争论的长期化导致政策制定部门无所适从，连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有效的政策措施都难以采用。
强调产业政策的政治学和管理学，用意不在于解构产业政策的经济学。实际上，产业政策的实践之中存在大量问题，张维迎的批评有其意义。同时，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持续发展有可能为产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但是，正如产业政策的经济学的意义难以被完全解构一样，产业政策的政治学和管理学的价值也无法忽视。当下的局面是，在主流经济学主导的讨论方向上，我们难以对于产业政策是不是个好东西做出明确的判断;产业政策的政治学揭示了产业政策出现的背景、对于评价产业政策是不是个好东西给出了不同的判断标准;产业政策的管理学则可以对产业政策进行全新的分类，有助于提高那些已经被证明是好东西的、特定类型的产业政策的政策收益并降低其政策成本。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注释：
[1]Ha-JoonChang，ThePoliticalEconomyofIndustrialPolicy，Macmillan，1994;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关于发展型国家论，可以参考朱天飚主持选译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书系。
[3]高柏：《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安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Daniel，Okimoto，BetweenMITIandtheMarket：JapaneseIndustrialPolicyforHighTechnology，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9.
[5]JamesChristianAbegglen，BusinessStrategiesforJapan，SophiaUniversityPress，TBSBritannica，1970;MarioCimoli，DosiGiovanni，andJosephStiglitzeds.IndustrialPolicyandDevelopment：ThePoliticalEconomyofCapabilitiesAccumula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2009.;BruceGreenwaldandJosephStiglitz，“ExternalitiesinEconomicswithImperfectInformationandIncompleteMarket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no.2（1986）;RicardoHausmannandDaniRodrick，“EconomicDevelopmentasSelf-Discovery，”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no.2（2003）;尾高煌之助、松茂著：《幻の政策振法：分析とオラルヒストリによる解明》，日本新社2013年版;Ohno，Kennichi，LearningtoIndustrialize：FromGivenGrowthtoPolicy-aidedValueCreation，Routledge，2014.
纵览现有文献，可发现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的尴尬或困境，并初步提出了一些解决之道。可大致将现有文献分为如下两类：（1）关于国民经济学学科面临的尴尬或困境。刘瑞指出，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国内外学科性质不同”“国内学科分工不明确”“国内学科专业同行不同语”等三大尴尬局面。顾海兵、齐心认为，国内学界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解要么过窄、要么过宽，需要进行必要的折中处理。王廷惠认为，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研究对象分歧、学科体系不一、学科特色不足、学科边界模糊等一系列问题。（2）关于完善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建议。和云建议，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应处理好“规范性与特色性”“本土化与主流化”“国民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等三对关系。林木西认为，国民经济学的学科渊源与其从国外寻找不如从自身挖掘，其学科边界、研究对象与其同其他学科去比较、界定，不如靠自己的努力和创新。花冯涛则建议，一方面要处理好国民经济学与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关系，另一方面在研究的核心内容上，要着重强调国民经济学的宏观特性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
二、学科建设面临的“四大困境”
1.困境之一：理论内核缺乏
2.困境之二：外围保护带庞杂
3.困境之三：学科边界不清
从一定意义上说，学科发展的交叉局面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并且跨学科发展是当代科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然而，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如果没有明确的学科分工、学科边界不清晰，会严重地制约和影响知识积累的进程和效率。即便是跨学科融合发展，也应该是在学科高度分工、知识高度分立的背景下，当各学科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二次融合”。纵览国内各国民经济学学位点以及国家级、省级重点学科所涵盖的研究方向可发现，国民经济学尚不能很好地体现出与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学科的区别。当前国内的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还没有为“二次融合”做好准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民经济学不仅在研究内容上与上述诸多应用经济学学科的边界不清晰，而且与部分理论经济学学科的区别还没有被厘清，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二是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不甚明确。有著名学者曾指出，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一回事，甚至引用马克思的话来加以证明。不可否认，政治经济学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然而，中国的国民经济学是从国民经济计划学转化而来，肯定需要运用包括政治经济学（德系国民经济学）在内的各经济学流派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同时在不少内容中还要吸收哲学、系统论、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所提供的知识养分，这决定了不宜简单地将中国的国民经济学等同于政治经济学。按照目前中国经济学科体系的划分方法，国民经济学属于经济学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面设置的二级学科，而政治经济学则是“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下面设置的二级学科，在这里的“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显然不是一回事。
4.困境之四：研究对象不明
三、进一步完善学科的路径选择
1.以宏观经济学的“三化”（应用化、战略化、政策化）为基础，提炼理论内核
2.以基础理论运用于国民经济现实得出的具体假说为内容，明确外围保护带
为了明确国民经济学的外围保护带，需要将其理论内核运用于现实世界而得到种种具体的假说，然后不断地通过实证分析手段对之进行证伪，并不断对外围保护带进行调整、再调整，才能硬化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按照拉卡托斯的看法，在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导致发现迄今不为人们所知的新颖事实，而在退化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只是为了适应已知的事实才被构造出来。因此，为了使国民经济学成为一种进步而非退化的研究纲领，需要以宏观经济学的应用化、战略化和政策化等“三化”为主线，将其基础理论运用于对国民经济现实的分析和解释，得出国民经济学的系列命题和假说，构造其外围保护带的基本框架，并以国民经济学的主要理论驱动“新颖事实”的发现，从而不断完善国民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及其结构。
3.以国民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之间的有效分工为原则，明晰与其他学科的边界
一是强化国民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分工。国民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也因此，应该突出强调其“应用”色彩，强化该学科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分工。理论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提出并论证各种经济学理论，其中涵盖了各种经济学流派，如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后凯恩斯学派等等。而应用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则在于合理运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吸收和借鉴理论经济学中各个学派的养分，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为此，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和分析不必过多地陷入流派之争，而应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基本原则，选取经过事实检验、尚未被证伪的经济学理论去分析国民经济系统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
4.以理论内核、外围保护带、学科边界的确立为前提，找准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
马克思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人类学家。他在自己的全部理论遗产中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专门的人类学著作。虽说他对人类学的兴趣在他整个一生中都以不同的方式持续着，但似乎没有迹象表明，他的长期而多方面的努力，是矢志于一门与其他人类学相区别的科学的人类学的建设。
同时，谁也不能否认这样一条客观现实：马克思全部的理论活动都与人类学传统及其发展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思想渊源联系。比如，早在大学时代，他就在斯特芬斯教授讲授的人类学课程的正规训练下，接受过康德、黑格尔哲学人类学思想的传统教育。后来，他又在费尔巴哈哲学人本学的强烈影响下，向一切旧传统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在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过程中，他一刻也没有忽视过从人类学的经验材料中吸取有益的思想营养。《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以后，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人类学研究，写下了阅读摩尔根、梅恩、柯瓦列夫斯基、拉伯克和菲尔等人所著人类学著作的大量笔记，而把他当时作为最主要任务的《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写作，修订和出版工作放到次要或第二的位置上，直至生命的终点。
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前提问题。它迫使我们似乎不得不处于非此即彼的两难境地：要么坚持肯定说，首先解决名与实相统一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人类学必须是马克思本人的，或者起码是以马克思为根据的，而不是徒有马克思的空名，更不是随意强加的；要么坚持否定说，首先对马克思与人类学传统的渊源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客观后果作出总体的合乎逻辑的解释。
然而，我们却在这种互不相容的对立关系中，看到了二者互相联系的统一关系。正因为马克思没有人类学著作，当现实呼唤它的时候，建构人类学才成为必要。又因为马克思与传统人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建构人类学才出现可能。
事实上，外在的、经过改造的人类因素实际上已经成为内部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谁也无法将它从的理论大厦中排除出去。马克思大量使用人类学材料，一方面在于为《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服务，系统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则在于补充和发展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两点，恩格斯都作过明确的说明，而且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中作过出色的发挥。据此，人们常常把《起源》当作人类学的代表作。应当说，这个观点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是没有道理的。可是在现在，在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发表后，还要坚持这一观点，就不那么合乎时宜了。
首先，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中写有重要的批注480多条，而《起源》中则仅仅使用了13条，说明《起源》远远没有囊括笔记中的丰富思想。用恩格斯自己的话说，《起源》只是“稍稍补偿”了亡友的遗愿。其次，马克思在其人类学笔记中第一次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线论原则，从而完成了单线论与多线论的有机统一；而恩格斯在《起源》中则仍然坚持原有的单线论理想。再次，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一般指的是他在1879——1882年阅读摩尔根等人所写的摘要和批注，一共五个笔记。事实上并不止这五个，至少还应该包括阅读毛勒、哈克斯特豪森、莫尼等人同类著作所写的大量笔记。请看以下统计资料：
1868年，马克思开始研究毛勒的《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史概论》。
1876年，马克思又阅读了毛勒的《德国马尔制史》、《德国领主庄园制度史》和《德国乡村制度史》。
1876——1878年间，马克思还阅读了哈克斯特豪森的《俄国土地制度》、乌蒂塞诺维奇的《南方斯拉夫人家庭公社》、卡尔德纳斯关于西班牙土地所有制历史的著作以及克雷马齐的《印度法和法国法比较》、索柯洛夫斯基的《俄国北部农村公社史概要》等。
1879年，马克思仔细研究了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一册。
1880年，马克思潜心研究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
1881——1882年间，马克思又搜集和阅读了大量的人类学著作，其中包括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莫尼的《爪哇，怎样管理一个殖民地》和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等等。
宽而言之，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还应该包括他在50年代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所写的片断、70年代中期写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以及写给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等。
仅就这些决非完善的统计资料看，马克思人类学笔记所涉及的内容，无论从时空方面，还是从基本理论倾向方面，都是《起源》所不能比拟的。虽说《起源》在理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它永远也不会成为阻碍建构人类学的事实根据。
二
谈到建构人类学，有必要首先提到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怎样立论的问题。因为他不仅通过艰苦努力，按照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收藏的原件，于1972年编辑出版了《卡尔·马克思文化人类学笔记》一书，而且在该书的长篇序言中第一次从人类学的角度描述了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他写道：
克拉德这段不足500字的精彩文字，至少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丰富内容：第一，他郑重地提出了马克思整个理论活动中人类学主题的一贯性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一论点是应该肯定的，因为它基本符合马克思理论活动的事实。较之前苏联理论界长期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回避态度，就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应当说，前苏联学者最有条件首先提出这一问题。早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年，列宁就派梁赞诺夫到国外搜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手稿，其中就有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梁赞诺夫当时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些笔记的巨大理论价值，只是从马克思严谨的治学态度方面作了肯定的评价。时过20年即1941年，苏联人才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9卷中第一次用俄文公并发表了关于摩尔根著作的摘要。之后，1958——1962年间，他们又先后在《苏联东方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柯瓦列夫斯基著作的摘要。1964——1966年间，他们又用俄文在《亚非人民》杂志上发表了关于菲尔著作的摘要。至此为止，他们中不只是少数专家，甚至一般学者都可以根据上述材料研究马克思理论活动中的人类学主题了，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直至1975年，当他们逐步认识到过去那种孤立地研究笔记的做法已经越来越脱离从总体上把握的世界潮流时，他们才在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中收进了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为全面把握这个主题及其在总体中的地位提供了现实条件。
不可否认，在马克思的理论活动中，除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等主题之外，的确还存在一个人类学主题问题。考察这个主题，对于从总体上把握，对于在现代条件下批判“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对于重新认识，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对克拉德是相当赞许的。
第二，克拉德把马克思的哲学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其他理论全部归结为人类学，即把全部人类学化的做法，我是不赞成的。因为违反了起码的常识。试想，一个思想家，他的理论研究如果仅仅局限于一个主题，那么，他的思想必定是贫乏的。更何况，是人类知识的百科全书呢！
第三，克拉德在这里所使用的偷天换日、李代桃僵的方法，也是我不能赞成的。众所周知，克拉德所列举的马克思在1841——1846年间阐述的哲学人类学的若干观点，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过程的重要观点；克拉德所列举的马克思关于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的结论，使他对人类学的研究从哲学方面转到了经验方面，正是马克思自己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讲的从哲学研究的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节点；克拉德所列举的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里对人进行纯经验的研究，似乎表明马克思进行的就是纯粹经验人类学的研究。或者说，马克思当时的理论创造，不是人人皆知的《资本论》，而是经验人类学了。可见，劳伦斯·克拉德用张冠李戴的手法编织出来的人类学故事是多么难以服众啊！
同劳伦斯·克拉德一样，其同胞斯利坦·戴蒙德也把整个归结为人类学，只不过是一种具有革命良知的人类学。进而，他又把它同哲学人本学混为一谈，再也顾不上伪装冠冕堂皇，甭管什么是，什么是非了。
法国学者M·戈德里埃、E·特勒、C·梅雅苏等人力图把和人类学“结合”起来，要么用人类学去填补的“空白”，要么为人类学提供的基本概念。其实，人类学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中本来就有的组成部分，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结合”，只是有一个返朴归真的问题罢了。
意大利学者德·马尔丁诺和阿·西勒斯等人认为与人类学是一种相互翻译的关系，他们力图建构的人类学是当代文化人类学和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的混合体。这种打着马克思的旗号，实则远离马克思的所谓人类学，我们见得还少吗？因此，我们不能不处处同它划清界限，防止它从内部扰乱我们阵线。至于那种通过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思想的比较研究而制造“马恩对立论”的努力，其目的和意图，人们就会看得清楚多了。
我们同时也看到，并非所有的研究者都赞同劳伦斯·克拉德的观点：
英国学者莫里斯·布洛赫就不赞成关于笔记的人本主义“复归论”解释。他在《与人类学》一书中分析马克思对人类学所抱浓厚兴趣的原因时说：第一，他想从人类学中得到一些确实的证据，证明他们发现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起作用的那些一般历史原则是自古以来一直起作用的原则；第二，他希望人类学为他们提供一些与19世纪资本主义的习俗制度形成鲜明对照、甚至完全对立的例子。布洛赫认为，马克思转向人类学研究，与其说是要关心前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不如说是要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他在自己的全部著作中都在设法证明资本主义大厦所赖以建立起来的那些概念（国家、财产、婚姻家庭、劳动、贸易乃至资本本身等等）并不是基于人性、逻辑或上帝这类非历史现象的不可动摇的东西；他转向人类学，就是要证明这些概念的随意性、暂时性和相对性，只有在这些概念及其虚伪的永恒性被揭穿之后，才有可能作出令人满意的政治分析。
前苏联学者伊·列·安德烈也夫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世界历史过程规律性的原理来分析这些笔记，更多地强调这些笔记所勾勒的原始社会理论的现实意义。他认为，这些笔记与《资本论》及其他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规律和矛盾的著作截然不同，这是马克思一生创作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马克思晚年的学术兴趣发生了转变，开始专门研究原始社会的社会结构，这些结构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特别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对它们的摧残和破坏，以及实现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客条件的过程和前景。他指出，在人类历史上看起来好像早已成为过去的阶段，对人类某些特殊地区来说，却正是极为现实的东西，是现代政治和社会经济过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笔记坚持把世界历史的规律性运用于根本不同于西欧的历史条件，这就扩大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的具体应用范围，尤其是使它的方法论原则得到了富有成效的具体化。
我们还可以列举若干实例。仅从以上几位学者的观点，就可以看出建构人类学的难度了。试问，作为建构基础的马克思晚年笔记是面向历史还是面向现实？是对以往观点的补充和发展还是对以往观点的突破和超越？是向早期观点的复归还是对早、中期观点的修正？是新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新的人类学？
尽管研究者们意见纷呈，各执一端，但有一点似乎是相同的：他们都试图把马克思晚年的笔记放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总进程中来考察。迈出这一步是必要的、重要的。如果仅就笔记本身而谈论笔记，那就会犯梁赞诺夫那样的错误，认为马克思在垂暮之年还摘录他人的著作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学究气”。在这里，梁赞诺夫不仅忽视了笔记在马克思理论活动中的现实意义，而且抛弃了马克思理论活动的自身的整体性原则。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进程中各种丰富多彩的思想观点、政治观点和理论观点相互交织、相互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整体包括如下三个方面：(1)马克思的笔记、手稿和论著的有机统一；(2)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政治学和人类学等多种主题的有机统一；(3)马克思早期、中期和晚年思想的有机统一。在这个整体中，人们不难看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所阐发或所蕴含的极其深邃的思想肯定不是整体本身。无论怎样说，它也只能说是整体的一部分。同时，它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是如同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政治学说笔记那样，成为的生长点。
三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类学呢？这里首先有必要涉及人类学一般。也就是说，要从人类学的总体上来把握人类学的内涵。
传统观点认为，人类学就是研究人的科学。据说，这个定义源于希腊文“人类学”，是“人”加“科学”的意思。从表面上看，它似乎具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不管什么人类学都可以说是研究人的科学。事实上，它只是研究人的科学之一。许多门类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譬如考古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伦理学、文学等等，都可以说是研究人的科学。因此，我们说，这个过于宽泛的定义在建构人类学的场合是不适用的，因为这个定义本身就不科学。
当人们真正把人类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时，就不再局限于词的构成意义，而是根据它的对象、内容和范围来给它下定义了。由于人类学在各个国家发展的历史状况不同，又由于众多的人类学学派所强调的重点不同，于是，人们对人类学的内涵和外延的描述也必然会出现一定的差别。这种差别大致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基本规定。
第一种，认为人类学是研究人的体质的科学，属于自然科学，一般称呼它为体质人类学。只是由于人是社会的动物，因而又强调人类学与社会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种，认为人类学是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过渡的过渡科学，这种观点常常引证恩格斯的桥梁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5页）。
第三种，坚持广义人类学的观点，认为它既是自然科学，又是社会科学，它是研究人和人类最全的科学群。譬如有的学者首先把人类学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又把广义文化人类学分为狭义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史前考古学；再把狭义文化人类学分为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
在以上三种不同的基本规定中，我以为第三种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因为它基本准确地描述了现代人类学发展的趋向。
根据这种分类法的基本规定，我们就可以用排除法比较容易地确定人类学的基本方位了。首先，人类学不是体质人类学；其次，人类学也不是广义的文化人类学；第三，马克思在其毕生的理论活动中曾经涉及到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的若干问题，但这些并没有成为他的人类学思想的主流；第四，从事实上讲，人类学只是一门社会人类学，或者准确地说，它只是社会人类学之一种，与其他社会人类学相比较，譬如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社会人类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它是以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其理论基础，以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再次生形态的相继发展为其研究对象，以现实的人的自由发展为其终极目标的真正全面的科学的社会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