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届七旬的汉斯·斯隆（HansSloane）爵士，1730年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弗吉尼亚觅得一只大鼓，木质鼓体，鹿皮鼓面，看上去是印第安土著的娱乐工具无疑。斯隆爵士欣然把玩这件殖民者的战利品，小心翼翼将它同其他斩获的物品一起打包装箱。这只雕琢质朴的大鼓，即将随着船队驶向大西洋，落户斯隆爵士在伦敦的切尔西庄园。这鼓事实上来自非洲，被美洲土著获得后覆上鹿皮。
谁都不曾想到，这只并不惹眼的大鼓将来会成为大英博物馆首批藏品之一，不仅如此，斯隆的所有藏品都将成为大英博物馆的发端。英国艺术史学家、传记作家、艺术馆馆长詹姆斯·汉密尔顿的《大英博物馆》，从斯隆说起，娓娓道来大英博物馆的发展史。
斯隆爵士立下遗嘱
大鼓的新主人，1660年生于爱尔兰基利莱，早年的医名使得他在27岁时便成为时任牙买加总督阿尔伯马尔公爵的随扈医生。随着阅历和财富的增益，他从小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得以在收藏活动中被不断满足。他每到一处都悉心观察记录，据说正是他发现了可可与牛奶混合的妙处，进而成为巧克力牛奶饮品的专利人并从中获利颇丰。
随着年事渐高，跟多数藏家一样，斯隆爵士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心爱之物未来的运数。继承给后人，他们有能力和精力尽心保存并妥善维护吗？历史上还没有哪个藏家的藏品被世代维系的。后人因奢靡变卖家产，最后落得穷困潦倒，早就不是什么骇人听闻的故事了。
此时正值西欧启蒙运动的高峰，人们正竭力挣脱陈规旧例的羁绊，扛着理性主义大旗飞奔向前，新思潮、新观念层见叠出。对大众的启智，对公共文化的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只对自己有好处，就是一无好处。”启蒙思想家马奎斯·孔多塞写下了《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他怀着对人类进步的理想，饱含热情地呼吁必须改善人类的境况，要让所有人都得到幸福、全人类实现进步。正是秉持这样的理念，终于，在1739年10月9日，即将进入耄耋之年的斯隆爵士立下遗嘱，欲将其裒辑半个多世纪的私人藏品“以为公共之用”。
大概是想到自己穷其一生的成果在死后将为他人所有，尤其还想到子孙的福祉和过去优渥生活仍需维系，斯隆爵士甩出颇具想象力的一招：希望依照大不列颠法定货币作价2万英镑将这批藏品悉数卖给英王乔治二世，如果王室不接受，那么依次卖给伦敦皇家学会、牛津大学教授学者、爱丁堡大学的医生，甚至国外的诸如巴黎、彼得堡、柏林、马德里的皇家科学院。
英王认为皇家财力难以支付这笔费用，财政大臣也认为不能用公款购买“零星的小玩意儿”，王室收购成为泡影。好在乔治二世的长子、颇具修养的威尔士亲王弗里德里克携夫人在1748年前来为他助力。王储夫妇参观了切尔西庄园并提议：“这些藏品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有益于学问之便，以及有益于增进不列颠的荣耀，故将之确立为一家公共机构，造福最近的子孙后代。”
受其鼓舞，第二年即1749年，斯隆爵士签订了遗嘱的附件。他在附件中提名了48名独立理事和34名公职人员负责照看他的藏品，坚持要求理事向英王或议会提出，支付2万英镑给他的遗嘱执行人。他还在附件中重申设立这一博物馆的目的：“欢迎一切具有相同参观和浏览之渴望的人到访参观……这渴望可以是‘尽可能有用’，或是努力满足好奇求知之欲，或是增进所有人的学识和新知。”一如年轻时的他渴慕的那样。
四年后，94岁高龄的斯隆爵士溘然长逝。
斯隆爵士去世后，其藏品的处置被提上议程。能量无限的理事们化解议会中的反对声，以重组理事会的条件获得一份议会法案——《大英博物馆法案》（BritishMuseumAct，1753）的加持。议会则通过发行彩票，来募集支付给斯隆家族的2万英镑预算。至此，藏品的所有权授予了信托，博物馆的三大领衔理事也变成了除王室外的三大社会阶层——教士阶层、统治阶层、平民阶层——的代表：坎特伯雷大主教、上议院大法官和下议院议长。大英博物馆就这样由私人之产业转型为公众之财富，开放于众。
斯隆爵士的善举颇具影响力，之后的大英博物馆活像一个“吸力机”，不断有大批藏家以遗赠、馈赠的形式，向博物馆充实藏品。随着藏品的不断增多，切尔西庄园显然局促拥挤，理事们曾一度考虑将白金汉府即后来的白金汉宫辟为藏庋之所，但因“房屋状况和周边环境的不便”，最终选择了布鲁姆斯伯里被蒙太古公爵废弃多时的蒙太古府。
帝国殖民事业最有力的展示台
随着“日不落帝国”的日益扩张，大英博物馆也成了其殖民事业最有力的展示台。通过掷金购买、组织考古发掘，甚至明目张胆的劫掠，世界文明的各类载体如春潮汹涌般汇入大英博物馆。最有名的莫过于库克船长藏品、埃及古物、埃尔金石雕以及敦煌文书的入驻。
詹姆斯·库克是继哥伦布之后在海洋地理方面拥有奠基性贡献的航海家，因进行了三次南太平洋的探险航行而闻名于世。他发现了澳洲大陆，并以英国政府的名义把澳大利亚东海岸命名为新南威尔士。从此，大英帝国的殖民版图增加了最大的那部分。库克船长还考察了南极洲，以及南太平洋包括复活节岛、汤加、新赫布里底、新喀里多尼亚、诺福克岛及后来以他命名的库克群岛等岛屿。他在远洋航行中获得的奇珍异宝，分别于1771年和1775年两次送入大英博物馆的仓库，成为“在精美的埃及藏品来到前馆内最受欢迎的展品”。
精美的埃及藏品随着帝国事业的扩大，纷至沓来。1798年，被异族统治了两千余年的埃及迎来一个新的征服者——拿破仑·波拿巴。士兵们在距离尼罗河三角洲40英里外的罗塞塔（Rosetta）重修防御工事时，挖出一块刻有三种文字的花岗岩石碑，这块石碑就是后来被命名为罗塞塔碑的镇馆之宝。这块石碑作为法国人的战利品，却最终落户大英博物馆，见证的是英法在争夺中东过程中的血雨腥风。
在尼罗河河口海战中败北的拿破仑，抛下军队，独自回到法国。1801年，法国向英国与埃及的将领投降，之后签署的亚历山大协议要求法国人交出一切文物，包括罗塞塔碑。上面镌刻的象形文字，最终还是由法国学者商博良破译。自此，世人才能识读木乃伊、莎草纸上的古老文字。
1799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第七代埃尔金伯爵托马斯·布鲁斯贿赂土耳其驻希腊官员，命人从希腊帕特农神庙上取走或在整个雅典卫城发掘雕塑、建筑物的构件，并将其运到英国。1816年，英国政府购得此批石雕，存放于大英博物馆。为此，亲希腊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控诉道：“麻木不仁的是那些不掉泪的眼睛，看着英国人的手破坏你的城墙，搬走你残破的圣坛……”
19世纪中后期，当殖民触角伸及远东，古老的中华文明打开尘封已久的大门。1856年到1932年间，大批西方世界的考古队深入西北，掠走大量文物。1907年，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第二次中亚考古之旅时，沿着罗布泊以南的古丝绸之路来到敦煌。他从守洞的道士王圆箓手中，将藏经洞中发现的九千余件写本和五百多幅绘画带回英国。大英博物馆现藏敦煌文书多达13700多件，占存世敦煌文书的四分之一。
从切尔西庄园到蒙太古府，从汤利展厅到东西两座新楼的修建以及蒙太古府的拆除，从几个简单的建筑组合到成片的包括自然博物馆、地质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大英图书馆等建筑群的落成，大英博物馆随着藏品和参观者的激增，不断进行扩容。如今的大英博物馆馆藏已达800多万件，涵盖了200多万年的人类历史。藏品之丰富、种类之繁多，为全世界博物馆所罕见。数量如此庞大的展品即便每年更换一次，轮流展出一百年也不能展示完全。更何况，捐赠和采购还在源源不断地进行。
美国博物馆专家乔治·布朗·古德曾说：“博物馆不在于它拥有什么，而在于它以其有用的资源做了什么。”这句话一直被西方博物馆奉为至理名言。如今，博物馆早已脱离传统博物馆对文物裒辑收藏、整理研究的内向性功能，而是愈来愈彰显其服务、教育的外向性功能。而这种有别于学校教育的独具体验性、沉浸式、个性化的教育方式，让具有现代教育理念的家长们趋之若鹜，一度形成博物馆热。每到节假日，大批海内外学生、学者涌入大英博物馆，在玻璃展柜间流连，在石雕画卷前驻足，在文物古迹前沉思，这大概是对斯隆爵士当年执意“以为公共之用”最好的回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