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进入定陵地宫，工作队的任务还没结束。作为科学考古的一部分，他们即将开始的对3具尸体以及随葬品的清理工作，才是最艰难、最关键的一步。这些即将出土的器物，或许将揭开明代万历年间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图景。
几十年后，赵其昌回忆地宫内部给人的最初印象，用了“残朽狼藉”4个字。他在一次以发掘定陵为主题的讲座中这样讲述：“棺材腐朽了，都塌里去了，器物显不出来，辨别不出颜色。这个搭那个，那个搭这个，看不清形状，像一摊泥一样，稍微一不小心，就会遭到破坏。那时条件也有限，地宫光线极暗，还没有拉进电灯去，只有一台小发电机，灯光如豆。”
2、更要紧的是，地宫已经打开，外界的新鲜空气必然涌入，再加上人来人往携带的细菌，原本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器物很可能要发霉、变质。怎么办？
今天，随着考古技术日益进步，考古人员在清理和保存文物时，往往根据器物材质、发掘地点环境等采取去离子纯净水定时喷洒、低氧实验室保护等各种技术，保证文物在发掘整理期间就处于恒温恒湿的环境中。但在新中国考古事业刚刚起步时，工作队只能采用在地宫内喷洒酒精加福尔马林的简陋手段进行消毒。
3、在刘精义的记忆中，刚喷洒过酒精加福尔马林的地宫内气味很冲，人一进去，几乎出不来气，喷嚏连连，眼泪直流。工作队只好先放放气，再在地宫内日夜轮班，原地清理。
浓浓的福尔马林气味中，绣有100个童子的百子衣、金环镶宝玉兔耳坠、镶宝玉万寿字金簪、孝端皇后的六龙三凤冠、100多匹带有“腰封”的珍贵丝织品以及两位皇后的尸骨，陆续被拍照、绘图、记录、取出并贴上标签。
为保证尸体及随葬器物的顺利清理，正患胃病的夏鼐也搬到了定陵工棚，与工作队队员同吃同住。
4、清理到万历的棺椁时，新的难题来了。
这口棺椁巨大，外层的椁高达1.8米，里层的棺材也有1.4米高，棺材内满满地堆放着一层又一层的随葬品，人在棺外，即使站在凳子上也难以触及棺内所有器物。但考古必须严格遵循拍照、绘图、取器物贴标签的顺序，考古人员不能置文物于不顾，进入棺内任意践踏。无奈，工作队又想了个土办法，在棺椁两侧搭起略高于棺椁的木架，架上再铺木板，人趴在木板上，头和上半身探进棺内进行操作。等清理到棺材底部时，又做了个小木箱吊在木架横梁上，人蹲在木箱内继续清理。
杨仕印象最深的是从万历棺材内取出的一顶十二旒liú冕冠。冕冠是皇帝在举行祭祀大典时才佩戴的礼冠，上面长方形的板称为冕板，前后两侧各垂有十二旒五彩玉珠。这顶冕冠，入葬时是用马粪纸盒装的，年岁久远，打开棺材时，冕冠上散落的几百颗玉珠、马粪纸的碎末以及灰尘等全都混在一起，工作队不得不用筛孔大小不一的筛子反复筛，才将冕冠上的玉珠全部筛出。
6、当工作队清理到万历随葬物品的第11层时，一条两边对折的锦被出现了。打开锦被，万历的尸骨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不是想象中保存完好的尸蜡，而是一具形貌可怖的骷髅，轻轻拿动，骨骼就四散开来。
随后，万历和两位皇后的头骨被送到北京口腔医学院周大成教授处进行初步鉴定，发现万历患有严重的龋齿和牙周病。三具尸骨被送到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进行复原，研究人员从骨骼测定推断，万历身高1.64米，驼背，右腿明显比左腿短。
7、1958年7月底，清理工作终于基本结束，历时两年零两个月的定陵发掘以出土3000余件文物宣告完工。1958年9月6日，第一座皇陵发掘的消息，在封锁两年多后经新华社向世界播发，一时引来世界瞩目。对于整个发掘过程，赵其昌曾回忆：“定陵的发掘工作并没有走弯路，可以说比较顺利。”然而，发掘完成之后，定陵出土的器物、万历的尸骨甚至赵其昌本人，却不得不在特殊时代的洪流中走上了一段弯路。
8、1966年8月的一天，十三陵的一片广场上火光熊熊，激昂的人群高呼着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地主阶级头子万历！……”他们批斗的对象，是已经死去300多年的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位皇后的尸骨。在此之前，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经过一年的努力，才将3具散开的尸骨穿制成整体。
当年目睹尸骨被焚的定陵博物馆职工师峰曾对杨仕回忆，3具尸骨先被砸烂，继而点火焚烧，许久，一场大雨倾盆而下，燃烧着的3具尸骨，最终在万历精心挑选的这片风水宝地中与泥土融为一体。那时，万历和两位皇后的棺椁也早已被扔到宝城外面的山沟里。
9、十几年后，因撰写定陵考古报告，赵其昌和报告的另一位作者王岩一起来到了3具尸骨被焚的现场，希望找到一点历史的遗痕。可惜，最后连一点骨渣都没发现。
据史料记载，万历一生多病，经常出现“头晕目眩”“身体发软”“目疾足痛”等症状，但臣僚们面对其28年不上朝的消极怠工，多将他的病症归咎于酒色过度、精气亏损。那么，究竟是什么病致万历于死命？作为发掘明陵的倡议者之一，郭沫若曾向赵其昌建议，要对尸骨多方面化验，可借鉴国外的病理学研究，解开万历痼gù疾之谜，也可借此了解明代社会的疾病情况。然而，一把大火让尸骨消失殆尽，这个谜终究成了不解之谜。
10、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赵其昌也未能幸免。因为一张批判他在地宫内放“毒气”的大字报，他被下放至房山窦店农场劳动。没有人去深究，所谓的“毒气”就是简陋条件下不得不拿来消毒的福尔马林，这“毒气”也给赵其昌留下了肺部受损的“纪念”。除了受时代洪流的影响，技术水平和经验不足造成的遗憾更令人心痛。
11、谈及此事，刘精义叹息连连：“定陵最惋惜的就是丝织品没能很好地保存……”他对刚出土时的丝织品印象深刻：有的被挤压后连在一起揭不开，但也有不少丝织品、衣物是完整的，颜色略显暗淡，花纹图案却很清楚，质地也很柔软，能舒展开。遗憾的是，由于经验不足，考古人员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塑料加入软化剂，涂抹在半腐的衣物上，刚开始几个星期，衣物还看不出变化，效果似乎不错，哪知过了几个月就全变黑、变硬、变脆。再加上当年的文物库房太过简陋，四面漏风，根本谈不上恒温、恒湿、避光，以至于后来大多数丝织品呈现支离破碎的损坏状态。
12、赵其昌曾对此无奈感叹：“损坏没有发生在发掘之初，而发生在发掘之后，这是万万没有料到的。不无痛心，更不无遗憾，而遗憾再也无法弥补。”
20世纪90年代，他随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考察团前往西安参观兵马俑。听说陶俑身上原本绘有颜色，自土中取出来时，色彩贴在土上，土成了彩绘，而俑却露出了陶身，成了灰色，赵其昌不禁再度感慨，发掘易，保存难！
13、事实上，直至今日，考古界对于出土丝织品的保存也没有完全可靠的方法。当年的领导层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赵其昌回忆，在定陵考古工作尚未完全结束的时候，国务院就曾通告各文物部门，皇陵不能再发掘，而最初的长陵发掘计划，自然也就搁置了。
14、几十年后的1987年，面对各省上报主动性发掘计划越来越多的情况，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特别指出：“对不妨碍基建的重要古墓葬、古遗址，在当前出土文物保护技术还没有完全过关的情况下，一般不进行发掘。”
1997年，国务院首次明确：“由于文物保护方面的科学技术、手段等条件尚不具备，对大型帝王陵寝暂不进行主动发掘。”至此，定陵发掘引出的“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寝”意见，终于在各地意图发掘帝王陵寝刺激旅游的现实中，成为铁的规定。
15、今天的人们对十三陵并不陌生。不过，从1958年9月30日定陵博物馆建成开放，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定陵对于众多的游客而言，只是一座普通的遗址博物馆。游客们不知道定陵发掘背后的坎坷往事，除了考古界的同行，也很少有人追问新中国发掘的第一座皇陵为何迟迟不见发掘报告问世。
《风雪定陵》的作者之一岳南是个例外。1989年下半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的岳南来到十三陵参观，看到气势恢宏的定陵地宫时，他忍不住向讲解人员询问定陵的发掘过程，结果讲解人员也是一知半解，只知发掘与北大考古系有关。于是，岳南带着疑问找到了北大考古专业教授阎文儒，辗转介绍，这才找到毕业于北大的定陵发掘工作队队长赵其昌。
16、那时，赵其昌正在等待定陵考古报告的最终出版，经历了多年的曲折，对于定陵发掘的细节故事，这位曾经开朗健谈的老人选择缄默，不愿多言。
17、“夏老师一直在关心此事，每次见面总要问起”，“‘文化大革命’后期，在灯市口马路上突然遇到夏鼐所长……他把询问定陵发掘报告的信函递给我，有国内的，更多是国外的，厚厚一叠，有询问，也有讥讽、挖苦，甚至口出不逊，令人难以忍受。我也把收到的询问信送给他看，他不再走动，静静地坐着，一语不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把整理定陵出土文物、编写发掘报告列入了“社科六五规划”项目。1979年，赵其昌、王岩等人进驻定陵，定陵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终于上马了。
18、据杨仕回忆，虽然编写报告时帝后的尸骨和棺椁已遭损毁，原始资料有散失，照片底版有霉污，丝织品残损更甚，但这十几年中，定陵的仓库保管员李亚娟一直默默守护着装满文物和发掘工作原始记录的简陋仓库。仓库里的大量文物、照片以及赵其昌的发掘笔记，成了定陵发掘报告最原始的资料。1985年5月底，总计65万字、近400幅照片的定陵发掘报告初稿最终完成。1990年，报告取名“定陵”，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面世。此时，距离1956年定陵试掘开始，已经过去了30多年。
19、2016年，恰逢定陵发掘60周年，定陵博物馆也已对外开放50多年。当年存放于简陋仓库中的3000余件文物，已然如当年的考古前辈所愿，在斥资3000多万元修建的地下专业文物库中“安家”。总面积2435平方米的新建文物库房，终于能达到安全保卫和文物所需要的恒湿、恒温要求。
就像赵其昌在《风雪定陵》一书序言中所写的——“现在风已停歇，雪已消融”，而那些曾经伴随这座皇陵的往事，终将成为中国文物考古史上难以消逝的记忆。
20、北京大名鼎鼎的寺庙很多，论历史悠远有潭柘zhè寺，论“出身高贵”有雍和宫，论人气旺盛有红螺寺。相比之下，智化寺颇有点儿大隐于市的感觉。建成于明正统九年（1444年）的智化寺，是北京现存唯一保持着明代建筑风格的寺庙建筑群，至今已走过了近六百年的沧桑风雨。
炎炎夏日，穿过朝阳门一带喧嚣的商业街区，走进满是烟火气息的禄米仓胡同，第一次寻访古刹的我甚至怀疑是否走错了路，就在这时，坐北朝南的智化寺山门突然跃入眼帘。穿过山门，漫步院中，游客很少，幽静的气息扑面而来，一墙之隔的繁华都市似乎变得格外遥远。
21、如此低调的智化寺，其最初的主人——太监王振在历史上却相当高调。王振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大伴”，朱祁镇还是皇太子时，他就贴身侍奉。因此，年仅9岁的明英宗即位时，王振与小皇帝感情深厚。据《明史·宦官传》记载：“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崩……振遂跋扈不可制，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正是从建造智化寺的正统七年开始，王振也开始了他无所顾忌的宦官专权生涯。也正是步王振的后尘，汪直、刘瑾、魏忠贤等宦官弄权的时代相继出现，对明代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22、弄权的王振最终把自己的性命也“作”没了。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入犯明朝，王振鼓动英宗御驾亲征。完全不通军事的王振野心颇大，越俎代庖，骄傲轻敌，最终明军在土木堡战败，5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英宗被俘，王振也死于乱军之中，这便是历史上的“土木堡之变”。
明英宗之子朱见深继位后，昭示了王振的罪恶。不过，王振建造的智化寺却未受到影响，一直香火旺盛。直到清代乾隆七年（1742年），御史沈廷芳路过禄米仓胡同，见到智化寺“其后殿西庑wǔ，逆振之像，俨居高座，玉带锦衣，香火不绝。殿西檐下现有英宗谕祭之碑，褒其忠义”。沈廷芳憎恨王振专权害国，于是上奏皇帝，请求毁王振塑像、拉倒石碑，“以示惩创”。这一奏议获得了乾隆皇帝的批准。此后，智化寺开始变得破败不堪。
23、民国时期，智化寺内的僧人一度靠出租房屋维持生计，连寺内古柏都被人偷伐卖掉做了棺材。主持普远甚至听信古董贩子的谎话，将寺内造型精美的两块藻井盗卖给了美国人。直到现在，这两块藻井还藏在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博物馆内。如今，走进智化寺的游客，只能欣赏藏殿仅存的那块藻井了。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政府拨款整修了智化寺。1961年，智化寺成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如今的智化寺旧址上，成立了北京文博交流馆。在这里，汇集了古乐、造像、雕刻、佛经、壁画等中国传统艺术形式。而智化寺中轴线上基本保存完整的主体建筑，则向人们展示着明代木结构建筑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