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底，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建筑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其中，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博东馆）一经亮相就艳惊四座。位于博物馆主楼二层的基本陈列，通过一千余件展品将大运河沿线文化娓娓道来。本期探宝将带您走进这座运河北首的文化宝库，探寻运河文脉。
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通州建置凭证
通县、通州区、北京城市副中心……60余年来，北京东部的这片土地以“通”字深入人心。这不仅是一个区域的符号，更是这片土地的象征。明清时期，这里漕运通济，从南方而来的货物源源不断运抵于此，或进入京城或运往北部，塑造了这里的繁荣；而在今天，北京城市副中心生机勃发，公路、铁路四通八达，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重要一“翼”。“通州”一词何时出现？答案就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内。
1975年，通州区梨园镇三间房村附近发现一座金代墓葬，随着墓志与随葬品的出土，人们不仅发现运河从金代开始就已经在发挥漕运功能，一方墓志更是把通州的建置历史推到了千年前。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主楼二层的基本陈列展“京华通惠运河永济—北京与大运河历史文化陈列”分为八个部分，从古至今详尽讲述了这条运河为北京以及两岸地区带来的文化与发展。其中，在基本陈列第三部分“辽金建都漕运通济”中，观众可以通过几件出土于通州的金代文物，探寻千年前的通州。
该部分中间区域有两件重要文物。其一是出土于房山区金陵遗址的铜坐龙，其二就是出土于通州区梨园镇三间房村的石宗璧墓志。据《通州文物志》记载，石宗璧墓发现于1975年，墓志为汉白玉制成，分为盖子和底两部分，其中盖子上刻有“故宣威将军石公墓志”；底部厚9厘米，刻有小楷志文31行，满行刻字33字。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文化遗产学系副教授王铭介绍：“这是北京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关于‘通州’的文字记录，是通州建置的硬凭证。而且，这也与《元史·地理志》中记载‘金改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以供京师’相互印证。”
细看这方墓志，其首尾两处均提到了“通州”。第一处是开头，介绍墓志撰写者。原文为“通州乡贡进士郑肩撰”，说明墓志中文字的撰写者为通州本地名为郑肩的乡贡进士；第二处是在末尾，介绍了石宗璧死于何时葬于何处。原文为“大定十七年四月四日，葬于通州潞县台头村之新茔”，其中大定十七年为公元1177年，大定是金世宗完颜雍的年号。
通过墓志原文可以得出，石宗璧在金代官职是宣威将军，为一名武官，其品行也得到了当地军民百姓的一致认可。原文记载为“性宽厚好施，凡接人，形温恭自下之色，然内志刚毅，不可以非义挠……惟尚朴素。勤于家，廉于官。”王铭介绍，石宗璧墓是他本人与其夫人的合葬墓，石宗璧是汉人，他的夫人则是女真人，这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家庭。
随葬品证明金代运河的漕运通济
石宗璧的墓志是通州建置的硬凭证，墓中出土的随葬品则是证明了金代运河的漕运通济。
墓志一侧的展柜内摆放着6件同时期的精美瓷器，其中一件定窑白釉刻花葵瓣碗尤其醒目。该文物碗心刻荷叶莲花纹，内外施白釉，釉面肥润光洁，但是微微泛黄，不过胎体坚硬轻薄，是金代定窑瓷器的精品之作。
定窑创烧于唐代，鼎盛于北宋，至元代停止。定窑产品繁多，白瓷为主，兼烧酱釉、黑釉和绿釉。其瓷质精良、纹饰秀美，曾被选入宫廷。定窑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瓷窑体系，窑址分布于河北曲阳县。北宋早、中期为装匣钵仰烧，器底部可见支钉痕迹或砂粒；北宋以后广泛使用覆烧法，口沿不施釉，俗称“芒口”，往往镶一圈金、银或铜为饰。而金代建立时，已是北宋末期，彼时北方大部分领土已属金朝，所以金代的定窑也持续了北宋的繁荣。
不只是定窑，石宗璧墓中还发现了耀州窑青柚鋬沿洗，该文物洗口沿侧附月牙形鋬耳，耳下附环形系，外口沿饰两道凹弦纹。内外施青绿釉，釉面莹润。此器以釉色和造型取胜，釉色浓深润泽，造型独特，展示了耀州窑青瓷的烧造水平。“耀州窑的窑址位于今陕西省铜川市，这两件文物出土在通州，说明了定窑、耀州窑等北方窑口的瓷器已经可以经过水路运至中都附近的漕运枢纽之地。”王铭说。
两件精美瓷器都是北方的产物，而墓志另一侧展柜内六面来自南方的铜镜，则进一步阐明了当时运河已经在发挥漕运通济的作用。
六面铜镜大小不一，形状各异，但是它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石家镜”。发现这一点毫不费力，因为这铜镜的背面都刻有铭文：“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据记载，湖州石家乃是制作铜镜的名家，而石念二叔镜铺在宋朝就已有百年历史，其产品更是销往全国各地。不过，这六面铜镜远没有唐朝的海兽纹葡萄镜精美，有些甚至能发现明显的瑕疵，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对于铜镜工艺的追求没有汉唐那么强烈，铜镜也从象征身份的奢侈品逐渐转化为日常生活用品。不过在王铭看来，产自南方的铜镜出现在金代通州的墓葬中，这进一步证实了运河漕运在千年前就已经发挥作用，通州在当时成为了漕粮进京枢纽和物资转运基地。
先有“通州”后有“金中都”
“传闻潞县燕京北，木柹翻空浪头白。近年升作北通州，谓是背吭宜控扼。”这是南宋词作家周麟之的作品《造海船》，其描述的就是金正隆四年（公元1159年）二月，为了大举伐宋，金海陵王完颜亮下令“造战船于通州”。这一场景恰巧被周麟之注意到，便留下了上述诗句，这也说明由于水路交通便利，通州成为金代造船练兵、南下伐宋的重要基地。完颜亮下令时，是他将国都从上京迁到了中都（今北京）的第六年，也是潞县升为通州的第八年。
王铭认为，金中都不仅是北京建都的开始，还是北京作为运河首都的历史起点。金中都跟大运河关系极为密切，可以说金中都时代既是奠定北京作为首都的开始，同时也是运河支撑北京这座城市作为首都功能运作的重要起点。
前面说过，潞县升为通州为公元1151年，也就是完颜亮迁都的前两年，当时他发布《议迁都燕京诏》的时候，先做了一个准备工作，就是把原来的潞县改名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意。“先得依靠运河将河南、河北等地的粮食运到燕京边上，才有可能将首都迁到燕京。漕粮物资主要来自于金朝控制的河南、河北、山东、辽东等地。这是通州定名的开始，通州的命名比金中都的定都早两年，说明它与金中都是绑定在一起的。”王铭说。
而且通州要实现漕运通济，首先需要疏通通州的潞河，即后来的北运河这一段河道。再加上对京杭大运河北端从天津到通州的这一段进行疏通之后，粮食才能够从渤海湾沿着潞河北上到通州，一路抵达首都的东大门。不过在完颜亮时期，漕粮只运到通州，后来到金章宗时期韩玉提议用潞水通漕，才连接了通州城和金中都的漕运。可以说，北运河的改造，推动了金中都成为金朝的政治中心，燕京作为首都地位的巩固，离不开运河漕运功能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