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科学传播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关键词】风险传播危机传播区别联系
一、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的区别
1、从定义上看，风险传播的本质是对风险信息的传递与交流，而危机传播的本质则是对危机信息的传递与交流
其中学术界关于风险传播（RiskCo-
而关于危机传播（Crisisdissemination或者CrisisCommunication）有代表性的定义主要有美国学者费姆邦茨(KathleenFeambanks)将危机传播定义为：“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前、之中以及之后，介于组织和其公众之间的传播。”④台湾学者吴宜蓁通过对危机传播与危机管理（crisism-
anagement）概念的比较，认为，危机传播偏向于“对人”，并接受Heath,R.L.、Ray,S.J.与Sturges,D.L.省略/meta/32338_
index.html.
⒂张海波，《风险社会与公共危机》，《江海学刊》，2006（2）
1974年6月，国际博物馆协会于哥本哈根召开会议，明确了博物馆的定义：“博物馆是一个不追求营利的、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永久性机构，为研究、教育和欣赏的目的，对人类和人类环境的见证物进行搜集、保存、研究、传播和展览。”并将公益性定为博物馆的首要职责。2001年国际博协对博物馆的定义是：“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研究、教育、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到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通过了经修改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修订后的章程对博物馆的定义更改为：“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对比博物馆定义的几次修改，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将“教育”排在各项职能的首位。这表明在当今社会，博物馆的宣传教育职能日趋重要，已经超越研究职能成为了博物馆的首要职能。
一、博物馆网站建设的意义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发展，网络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的基本途径。网络科技的飞速发展，日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学习方式，也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活动空间。在这个网络时代，借助互联网这一广泛平台延伸博物馆的宣传范围，是博物馆充分发挥其社会职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手段。博物馆需要充分发挥现代传播网络的巨大作用，利用网络的优势，来弘扬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化底蕴。博物馆网站为博物馆与观众之间架起了桥梁，拉近了博物馆与观众的距离，是现代化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博物馆网站，可以及时传播博物馆的最新科研成果、临展情况、社会公益活动等信息，通过网络文物信息、文博知识、展览资讯、历史文化，并通过网上办展的形式扩大传播的辐射范围，使博物馆能够在不同地域、不同时空发挥更大作用。不但为观众提供了有效的信息资源，也创建了博物馆品牌，为博物馆起到宣传、推广的作用。观众可以利用网上博物馆，来远距离学习接受科学知识，进行科学教育，缩小科学与大众之间的距离，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意识，真正做到让博物馆走进千家万户。
二、当代博物馆网站的特点
作为面向公众进行宣传教育的平台，博物馆网站不同于一般性的网站，只需进行单纯的信息罗列。为了更好地实现其宣传博物馆及服务群众的功能，博物馆网站应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准确性。这是博物馆网站的应具备的首要特点。博物馆是研究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并向公众进行传播展出的机构，担负着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素质的重任。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络上充斥着各种真假难辨的信息。公众接受信息尚且不暇，又何谈辨别信息的真伪。尤其是涉及到科学领域的信息，非专业人员就更难辨别。博物馆网站是博物馆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的途径，在编辑网站内容的时候，严格审核每一条信息，确保提供信息的准确性，让公众通过博物馆的网站，能够了解到真实可靠的科学信息，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教育职能。
关键词群众文化工作；科学传播；新媒体；互动平台；整合
1以科学传播为例探讨群众文化工作的特点与困境
1.1群众文化工作与科学传播的概念
群众文化工作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群众文化的有关部门、专门机构和工作者所从事的领导、指导、管理、组织、辅导和研究群众文化活动
的社会化行为[2]。
2008年，在《中国科学传播报告（2008）》的首发式上，科学传播界的学者以及科技决策部门领导，给出了目前“科学传播”的涵义。科学传播主要是以公众理解科学的理念为核心，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传播渠道和手段，向社会公众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以提升公共的科学知识水平、技术技能和科学素养，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支持和参与。
1.2群众文化工作的特点
1.2.1政府起主导作用
从群众文化工作和科学传播的概念中可看出，在国家层面，政府既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管理者，也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比如，科学技术协会就是科学传播工作的主要提供者。群众文化工作是一对多的，政府作为管理者，承担着绝大部分的推进工作。
1.2.2面向全社会
群众性是群众文化在其主体方面所固有的显著特征，群众性表明群众文化是群众所应拥有和享受的精神文化，要求社会的群众文化供给、服务对象是全体人民群众、社会努力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社会的一切群众文化活动必须符合群众的意愿[3]。
1.2.3需要固定载体
群众文化工作既由政府主导，那就有与之对应的传播单位，比如科学传播主要由科学技术协会承担。传播单位必须具备固定的场所以及必要的传播渠道和手段，比如利用科技馆举办展览、讲座与科普活动等，承载着向大众宣传科学文化的重任。
1.3群众文化工作面临的困境
目前科学文化传播主要依托于各级科协及下属科技馆，主要组织形式为讲座、展览，科普进学校、社区，科技下乡等，尽管已经从多角度出发，涵盖多种途径，但仍然存在着受众面太窄、传播效果不明显的问题，亟需寻求新的突破点与传播手段。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新媒体已经逐渐通过手机终端深入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普及率也包括了各年龄层，不乏是一种新的科学文化传播手段。
2新媒体的定义与特点
2.1新媒体的定义
2.2新媒体的特点
2.2.1网络化与交互性
移动互联网的发明颠覆了传统的纸媒传播，使得信息的传播更加扁平化。信息的传递不再单向、固定、中心化，而呈现出网络结构，没有单一固定的信源，而是分布式的，主要表现为互动与融合。
2.2.2数字化与即时性
2.2.3多媒体与超文本
因为信息的数字化，所以图片、声音、视频等多媒体资源可以整合在一个文本中进行传播，甚至可以扩展开来，使信息的传递更加多元化、全方位，同时也保证源信息的完整性。
3新媒体在群众文化工作中的作用
新媒体作为信息传播手段，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政府群众文化工作面临的困境，扩大受众面，通过加强社会影响力来加强传播效果。
3.1打造正规传播渠道，扩大受众范围
群众文化服务机构可利用新媒体拓展群众文化传播范围：建立群众文化信息传输网络，搭建群众文化信息沟通交流平台；进行群众文化资源数字化处理，建立群众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群众文化服务网站、官方博客（微博），及时和传播群众文化动态信息；拓宽群众文化服务范围，开设网上展览、网上辅导、网上授课等服务。同时，因为新媒体公众认证机制，并有政府公信力背书，可以确保信息的输出渠道的正规性。
3.2提供和谐互动平台，实现服务社会化
因为群众文化服务机构通常并不设立一线窗口单位，因而缺少了很多与群众直面交流的机会，但工作的性质又要求群文工作深入群众，依照传统一对多的传播形式，迫于人员的匮乏，群文工作无法完全实现社会化。但是新媒体的使用就可以打破这一僵局，利用网络的扁平化特征设立虚拟的一线窗口，通过官方账号、互动平台将服务机构与文化受众对接，真正实现群众文化服务社会化。
3.3整合信息资源碎片，确保传播一致性
4结论
参考文献
[2]石振怀.群众文化工作实务[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9（1）：1.
问题一：关于出版和数字出版的概念
关于出版的概念。出版是有文字以后随着出版印刷术的发明而发展起来的。出版的概念包括了三个方面：一个是编辑，一个是复制，一个是发行或者传播。现在的一些表述里，也有不严谨的地方。比如百度文库里面讲，有文字以后发展起来的金文、石刻及人工抄写，是一定意义上的出版。但以我来看，实际上不是，石刻不是出版，手抄也不是出版。什么才叫出版呢？核心内容是复制，就是把一个有内容的东西复制为多个有内容的东西，这是出版的本质。编辑加工是不是出版呢？编辑加工是出版的一个环节，但不是出版最重要的条件。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即使没有经过编辑加工，把它复制为多份内容一致的，也是出版。其行为是出版行为，其没有经过编辑加工而复制出来的产品也是出版物。发行或传播虽然也归纳在出版活动的范畴之中，但从它自身的含义来看，应该说已超出出版即复制这个概念之外。出版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复制。就是把一个有内容的东西复制成多个有内容的东西，不具备这个要件一定不是出版。
我见到一个国外关于数字出版的定义，是澳大利亚学者提出的。在2009年6月份，维也纳举行第十七届国际数字出版会议，澳大利亚的学者提交了由澳大利亚政府基金支持的一个课题项目，这个课题名称是“出版在发展”，副标题是“数字出版的潜能”，实际上和我们所说的出版的转型和发展，是一个很接近的概念。这个课题对数字出版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数字出版是依靠互联网，并以之为传播渠道的出版形式。其生产的数字信息内容，建立在全球平台之上，通过建立数字化的数据库，达到在未来重复使用的目的。这里面有这样几点：第一，是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的；第二，它生产的数字信息建立在全球平台之上；第三，通过建立数字化的数据库达到在互联网环境下重复使用的目的。这个概念的核心是重复使用。这个重复使用和把一份纸质的东西变成多份，通过多份变成多人阅读，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我比较赞成澳大利亚学者关于数字出版这个概念所下的定义。当然，这个定义也不是绝对严谨，但基本说清楚了。为什么说它也不是特别严谨呢？主要是这个定义的范围窄了一点，互联网是互联互通的，这叫互联网，而互联网之外还有局域网，因此信息网络的概念才是一个更加科学的概念，它包括互联网也包括局域网。
第二，定位不清楚。我们讲实现出版的转型，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传播者的位置上来考虑问题。在传统出版里面，作为出版者，是要通过复制、发行来进行传播，通过传播获得效益；在数字出版领域，传播需通过网络内容提供商和网络运营商两个层面。它既需要有大的运营商，也需要有大的内容提供商。现在，大的运营商已经有了，比如联通、移动、电信，而大的内容提供商还没出现。
【关键词】科技政策；负面效应的表现形式；防范与控制
一、科技的定义
关于“科技政策”的定义，正像科技、政策、政治的定义一样，亦是众说纷纭。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有：科技政策就是国家为了对科技活动的投入、运作、产出、转化各环节进行调控而建立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进知识生产的科技方针和实现科技方针的体系。所谓科技政策专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战略目标下，为发展科学技术和协调科技发展中的各种关系而制定的指导原则和规则。就字面来理解，科技政策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促进或限制科学技术的传播、生产和应用。但在大多数场合下，传播、生产和应用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某个目的的手段。因此可以把“科技政策”简单地定义为具有目的性的关于科学技术传播、生产和应用的政治措施。
二、科技政策负面效应的表现形式
三、科技政策的负面效应的防范与控制
四、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随着科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及科技运行的复杂性，若没有有效的科技政策失灵预警机制，则完全有可能出现负面效应，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因此通过对政策失灵表现形式与原因的分析，提醒我们在大科学时代建立政策预警机制的必要性。总之，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科技政策与之相适应，科技政策的研究必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需要广大科技政策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关键词：媒介融合中国演进坦帕模式学术喧闹理论变异
媒介融合自译介到中国以来，提倡、推动等远远超出传播学的范围。从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看，大多是定性分析和文献分析，缺乏实证研究。因此，遭人质疑，使人反思。笔者从辩证思维的角度探究媒介融合应有的面貌和本质，并对流行的观点进行评骘。
一、媒介融合有无边界：逻辑归谬媒介融合的边界与其应有的科学内涵
从逻辑归谬法来看，媒介融合的边界在哪里是不分媒介地域、不分媒介种群、不分内容属性、不分民族国别，越大越好的融合吗，还是有一定的地域、范围、对象和领域的媒介融合当媒介融合从一种理念变成媒体实验(实践)时，媒介研究的科学性和价值规范就愈显重要。
关键词:公理化;几何原本;西学中源;逻辑;传播
Abstract:InthelateofMingdynastandintheearlyofQingdynast,muchwesternscientificknowledgewereintroducedintoChinabymissionaries,sotheaxiomaticmethodcametoourcountrytogether.Theaxiomaticmethodreallywasusefultothedevelopmentofmodernscienceandtechnology,butthenChinesedidnotattachtheimportanceonit.Accordingthefactofthen,wethinktherewerethreechiefreasons.ThefirstoneisthattheChineseeditionofElementswasverydifficulttoread,andthesecondoneistheideathatallwesternknowledgeoriginatedfromChinabelittletheaxiomaticmethod,thethirdoneisthatnologicknowledgecamewithitthen.Thesethreereasonsletthespreadofaxiomaticmethodstagnateforalongtime.
KeyWords:Axiomaticmethod;Elements;theideaofallwesternknowledgeoriginatefromChina;logic;spread
一引言
二公理化方法东来
1583年,以意大利人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首次进入中国大陆,开始在我国传教。起初,他们的传教工作并不顺利,国人不信任他们。由此,他们开始转变策略,给国人展示一些其从西方带来的新奇物品,如地图、日晷、星盘等,企图以其高深的科技来吸引国人,唤起国人的对其教义的信任。实践证明,此招果然奏效。其在当时不仅吸引了不少平民百姓,而且也吸引了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如王泮、瞿太素等人。瞿太素甚至还拜利玛窦为师,成了利玛窦的学生。瞿太素是明末礼部尚书瞿景淳的二公子,从小聪敏伶俐,但他却忤逆孔孟,偏爱炼金等奇技巧[1]。他拜在利玛窦门下,主要是为了学习西方科技。然而,当时的西方科技都是建立在西方流传了近两千年的欧氏几何基础上的。由此,学习之初,利玛窦先给瞿太素讲授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在讲授的过程中,瞿太素勤于笔记,细心整理,不久就写出了一个《几何原本》第一卷的汉文本[2]。这是历史上《几何原本》在我国的第一次汉译。据研究,在这个汉文本里面有定义、有概念、有公理、也有命题和证明,基本上就是后来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第一卷的样子[3]。由此,那个时候欧洲的公理化方法就开始传入我国了。
1601年,利玛窦到了北京,结识了李之藻等一批官员和知识分子,随与他们经常探讨西方天文、地理和数学等。据载,当时利玛窦经常参考的书籍是其在罗马学院时期的老师克拉维乌斯神父的新书《论星盘》[5]。这是一本介绍天文仪器的书,主要讲述了如何制作星盘。但其在阐述的时候,完全采纳了公理化方法,是按照《几何原本》的形式写成的[6]。并且没过多久,利玛窦还在多种西方文献的基础上写成了《天主实义》一书,宣传了天主教的旨义,用西方逻辑清晰地论证了上帝的存在[7]。所以,利玛窦甫到北京即把公理化方法也传播到了那里。
1604年,徐光启来到北京,不久即结识了利玛窦。随后他们共同探讨各种学问。那个时候徐光启已经入教,所以,其深知利玛窦来京的实义。1606年徐光启建议利玛窦还是通过翻译一些西方科技文献来实现传教目的更为有利。于是他们开始翻译《几何原本》。之所以翻译《几何原本》,利玛窦曾说:“中国人最喜欢的莫过于关于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一书。原因或许是没有人比中国人更重视数学了,虽然他们的教学方法与我们的不同;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命题,却都没有证明。这样一种体系的结果是任何人都可以在数学上随意驰骋自己最狂诞的想象力而不必提供确切的证明。欧几里德则与之相反,其中承认某种不同的东西,亦即:命题是依序提出的,而且如此确切地加以证明,即使是最固执的人也无法否认它们。”[8]由此,一开始,利氏就有传入公理化方法的心意。
到了1607年5月间,他们顺利的翻译成功了《几何原本》前六卷。这六卷本的《几何原本》是我国首次对西方数学较为系统的探讨和介绍。其全面包含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中为建立公理化方法而给出的概念、定义、公理、公设等。对于正文中给出的命题,完全采用西方逻辑给出了严格论证,完全使用了原来的排列顺序。前六卷虽然只是平面几何知识,但在公理化的组织下,近180个命题已经成为了一个紧密和严谨的网络。所以,《几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译成功,标志着公理化方法正式在中国着陆了。
徐光启对于《几何原本》中使用的这种特殊的方法,以及这种方法在使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优越性应该说是很有感触的。他在几何原本杂议中说:“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9]由此看见徐光启对公理化方法的推崇之意。
在徐光启和利玛窦的推崇下,公理化方法在当时也还是很有影响的。比如,在此后李之藻刻印的《浑盖通宪图说》、《圆容较义》、《同文算指》中和徐光启编着的《测量异同》、《勾股义》、《简平仪说》中,以及孙元化写成的《泰西算要》、《几何体论》、《几何用法》等书中经常看到公理化方法使用的影子的。当时的学者——有的甚至不是天主教徒,如着名学者叶向高,也很喜爱《几何原本》。可是,自此以后,谁也没料到,公理化方法就逐渐地没落起来。从徐光启以后的二百多年里,遍览当时国人撰写的科学和数学着作,除了数学证明被保留了下来,其它的一些公理化的做法几乎都遗失殆尽。尽管后来又有《崇祯历书》的编写和《西洋新法历书》的实施等活动再次传入公理化方法——给公理化方法的传播注入强心剂,但这些都似乎于事无补。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清朝的中后期。
公理化方法是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它的理解和应用与否将直接影响到由其组织起来的科学知识。所以,弄清楚公理化方法在中国开始受零落的原因,可以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国人是如何学习和理解西方科技知识的,从而对那段历史有一个更深刻的把握,下面我们就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三影响公理化方法在我国传播的原因
明末清初是一个政权交接、朝代更替的时期,此时即有政党之间的斗争,也有学术派别之间的论辩,还有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之间的各种碰撞和纷争等。所以,仔细分析起来,影响公理化方法在我国传播的因素应当是很多的。不过,从当时科学研究的环境和状况出发,这其中对公理化方法的传播有直接影响的和重大影响的,我们认为主要还是以下几个:
1.汉译《几何原本》的生涩难读阻碍了公理化方法的早期传播
在公理化方法传入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虽然也有其它的书籍带入了公理化方法,但是,在早期关于公理化方法的描述、介绍以及应用最好的、最深入的还是徐光启与利玛窦共同翻译的《几何原本》。当时,对公理化方法比较了解的人,如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等人,都是通过学习和研究《几何原本》来达到目的的。利玛窦在介绍天文学和其它知识的时候也间或有公理化方法的输入,但由于都没有《几何原本》讲解的清楚和深入,也都未有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
但是,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虽然,关于《几何原本》翻译,利玛窦曾高度赞扬过徐光启,说他学习不久就能用清晰优美的中文来写他学到的一切了[10]。后来,梁启超也曾说他们二人翻译的《几何原本》是:“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11]但是,考虑到利玛窦是外国人,并不熟悉中文,梁启超作为文学家未必通读过《几何原本》,他们的这些溢美之词,未必可信。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在几何原本杂议中,徐光启说:“(此书)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有初览此书者,疑奥深难通,仍谓余当显其文句。余对之:度数之理,本无隐奥,至于文句,则尔日推敲再四,显明极矣。尚未及留意,望之似奥深焉,譬行重山中,四望无路,及行到彼,蹊经历然。”[12]
清朝初年,康熙皇帝请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讲授西方数学,他们二人翻译了另外一套《几何原本》。在这一套的序言中他们说:“《几何原本》(利玛窦着,因文法不明,后生难解,故另译)乃度数万物之根本……”[13]当时的大数学家梅文鼎也曾说:“(几何原本)行文古奥而峭险,学者多畏之。”[14]
由此看出,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实际上并非是一部容易读的着作。这一点徐光启本人也清楚。其不仅内容深奥,而且语言和行文都存在着不少问题。再加上,他们二人在翻译的时候创造了不少新名词,如几何、三边形、对角线、钝角、圜(圆)、半圜、斜方形(菱形)、比制(比)、同理之比例(比例)等等。所以,其生涩难读、难于理解应当是在当时给人们的较为普遍的印象。
其生涩难度,自然就给人们对它的学习和研究设置了一道艰难的障碍。人们既然连其内容都不能很好的理解,那何谈能了解隐藏在其后的公理化方法呢显然是不能的。所以,我们认为明末汉译本《几何原本》的难于让人们理解和学习是影响公理化方法早期传播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
2.“西学中源”说限制了公理化方法在清初时期的传播
“西学中源”之说,发端于明朝末年的学者黄宗羲和方以智,后来,清初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王锡阐、梅文鼎和阮元也加入进来,支持这种学说。还有当时的康熙皇帝也欣赏这种学说,提倡这种做法。这样,在当时学界就逐渐形成了一股强烈的贬低西方科学的先进性,极力推崇祖国传统技术优越性的潮流。这股潮流如此之强烈,竟使当时的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面对着自己写的作品都不敢承认这是从西方来的。这股潮流兴起之初,还有“西方科技发源东方,东西先人共同研究”的意思,及至后来全然就是“西方科技盗取东方”的说法了。这样,就极大的影响了当时的人们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认识。人们开始逐渐地对于西方科学技术中的先进的东西充耳不闻,对于他们的书籍中有的而我们的文献中没有的东西不屑一顾,开始认为什么都是我们老祖宗的好。比如,对于科学研究中的论证说理这种做法,我们明显地缺乏,这是公论,本来是应当向西方好好学习的,可是王锡阐竟也认为无所谓,他说:“好学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知也。”[15]
所以,我们在那时的科学家的着作中看不到公理化方法采用的影子。就是在对《几何原本》曾有过深入研究的大数学家梅文鼎的科学着作中也没有采用定义、公理、公论等来组织其讨论过的全部知识的现象。在其着作中,虽然有的有命题和论证,但是多数没有用概念、定义、公理等,更没有使用这些组织起来的系统。有的甚至连概念、定义和公理都没有,直接就是命题和解。这显然还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组织知识和研究知识的方法。由此,我们认为,明末清初的“西学中源”说在公理化方法早期不被人理解的基础上,又给其泼了一头凉水。其对公理化方法的忽视和贬低,直接打消了公理化方法传播的希望,由此致使其在那个时期传播和应用的停滞与没落。
3.公理化方法传入的不完整是导致其影响不大的根本原因
可是,回顾当时公理化方法的传入,当时的传教士和有志贤士只是传入了进来公理化方法的使用,但对于其基础是什么在使用的时候坚持哪些原则具体使用的步骤和过程又是怎样的等等,一系列问题一概不管,未作任何的说明和解释。比如,在传入公理化方法最全面也最深入的《几何原本》中。其虽然给出了概念、定义、公理和证明等,但是,至于什么是概念什么是定义公理又是什么意思证明需要遵循哪些原则和要求等等,这些都未给出解释。[18]《几何原本》在当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欧几里德版本,一个是张诚和白晋翻译的巴蒂版本。后一个版本是一个足本,但同样也没有解释。不仅数学着作没有,就是在天文学和其它科学着作中也不曾有过关于上述内容的说明。这样在当时就难免使国人不理解公理化方法真正的含义了。不理解其真正的含义,自然也就无法重视它,无法学习研究它,也就无法将其推广开来和应用到自己的科学研究中去了。所以,当时关于公理化方法知识传入的不完整和不系统性是造成公理化方法影响较小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这个原因不是外来的,是公理化方法自身带来的,所以是内因,是导致其影响不大的根本原因。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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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概念教学是物理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钥匙。既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园地，又是学生学习科学方法的阵地；既是学生体验科学探究过程的重要渠道；又是学生发展能力的主要途径。因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重视物理概念教学，认真设计和组织课堂教学，为学生获得科学知识、学习科学方法奠定扎实的基础。下面，结合我平时的教学实践，谈谈如何上初中物理概念课。
一、重视从实践中引入概念
从学生熟悉的生活现象引入概念，因为生活实践留在记忆中的形象容易被学生理解。尤其对于初中学生，从生产生活中感知到的大量的、丰富的物理现象是他们认识物理概念的必要的感性材料。这些感性材料为他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物理环境。如在“杠杆”的学习中，课前布置学生找找生活中的杠杆，观看它们使用时有什么共同特点，以及感受使用这些杠杆的好处。如在“沸腾”的学习中课前布置学生回家烧开水，并观察水烧开时的现象。教师利用好这些生活素材布置学生观察或动手实验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通过操作实验掌握概念
物理是一门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学科，物理实验是学习物理、探索物理的基本方法。纯粹的物理概念理论知识枯燥而乏味，观察和实验则可以给学生带来更多的直接经验和感性体验，物理实验使学生通过自身实践，对物理现象产生真实体会，而不是用空乏解说代替的“实验”。教师的语言再精湛再具体，都比不过学生自己亲手操作的经验有说服力。实验是物理的基础，离开了实验，学生对物理的概念没有真正的理解，当然也就容易混淆了。
例如，和学生一起学习“大气压”这节内容时演示的“覆杯实验”“吞蛋实验”非常简单、直观地说明了大气压的存在。和学生一起学习“电流磁场”演示了奥斯特的实验使抽象概念简单化，使学生很直观地掌握了电流周围存在磁场。和学生一起学习“摩擦力”我设计了三组实验：第一组要求每个学生把手平放在桌面上，用力推，使手在桌面上运动，感受有没有阻碍手运动的力？第二组要求每个学生把手平放在桌面上，用力推，但保持手不动，感受有没有阻碍手运动的力？第三组要求每个学生把手平放在桌面上，保持手不动，也不用力推，感受有没有阻碍手运动的力？通过这三组实验让同学们很容易的掌握了“滑动摩擦”和“静摩擦”的概念。特别是对静摩擦的概念有了很好的掌握，将复杂问题简单化。
三、通过类比形成概念
初中生对一些抽象物理概念难以理解，如果采用类比法，把抽象的概念和生活中的事物相类比，有利于学生理解概念的形成。
例如，像“电流”、“电压”、“声波”这些概念难以理解，而且还看不见，但通过教材中“电流”与“水流”，“电压”与“水压”，“声波”与“水波”相类比，化无形于有形，使这些抽象概念在感知上得到认识。像“分子动能”与“物体动能”，“分子势能”与“物体势能”，“内能”与“机械能”相类比，化微观于宏观，这样理解概念就容易多了。
四、用比值法定义物理概念
五、运用多媒体理解概念
有的物理概念抽象难懂，其实验对成本、条件、可看性等要求较高，难以在实际生活中进行展示，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辅助教学。一些图片、动画、视频和仿真实验室等，都是辅助物理概念教学的最佳选择。教师可以将教学中出现的抽象又难以实际操作讲解的难点，利用多媒体进行虚拟的展示，同时还可以扩宽学生的视野，让教学更顺利地进行。
例如，在“声音的传播”学习中，就采用了多媒体教学。因为声音虽然是无时无刻存在我们身边的，但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我们看不到，而且其传播的原理比较抽象。如果通过空乏的讲解，学生对传播的原理根本理解不了。利用多媒体模拟了敲鼓时鼓面的振动引起了空气的振动，形成了疏密相间波的虚拟实验。让学生充分理解了声音在空气中以声波的形式传播。再如，在“电动机”的学习中利用了多媒体模拟电动机工作的动画，让同学们很轻松地理解了电动机有关的知识点。
[关键词]“艾斯特”定义；隐喻；语词定义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本文认为，认识“艾斯特”定义在旅游学科建设中的作用必须以认识其自身的性质为基础。由于“定义”是逻辑学中的一个术语，因此首先应运用逻辑学的知识对“艾斯特”定义进行分析以明确其基本属性，在此基础上思考其在旅游学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
2、“艾斯特”定义的起源和传播
1942年，两位瑞士学者亨泽克尔和克拉普夫（Hunziker&Krapf）用德语提出了一个关于“旅游”的定义，即“FremdenverkehristsomitderInbegriffderBeziehungenundErscheinungen，diesichausdemAufenthaltOrtsfremderergeben，soferndurchdenAufenthaltkeineNiederlassungzurAustibungeinerdauerndenoderzeitweilighauptsachlichenErwerbstatigkeitbegrtindetwird”
1954年，“国际旅游科学专家联合会”将这一定义翻译为英文并在国际上推广，即“Tourismisthesumofthephenomenaandrelationshipsarisingfromthetravelandstayofnon-residents，insofarastheydonotleadtopermanentresidenceandarenotconnectedwithanyearningactivity”，也就是当今所谈论的“艾斯特”定义。
我国旅游学者将“艾斯特”定义引入中国并将之翻译为汉语在国内传播，通常表达为“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逗留而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这些人不会导致长期定居，并且不牵涉任何赚钱的活动。”
3、“艾斯特”定义的性质：语词定义还是真实定义
需要明确的是，虽然基于逻辑学的理论存在两类定义——真实定义和语词定义，但是对于如何判断一个定义是真实定义还是语词定义，逻辑学中并不存在明确的标准和方法。虽然关于定义有4条必须遵守的规则，但这4条规则是指一个真实定义应达到的标准，并非判断一个定义是真实定义还是语词定义的标准。因此关于“艾斯特”定义是真实定义还是语词定义这一问题，笔者只能先判断其是否达到真实定义的标准，然后判断其是否具有语词定义的特征来说明这一问题。
3.1“艾斯特”定义不是真实定义
所谓真实定义，也称内涵定义或者内包定义，是指能够揭示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本质属性的定义，由被定义项、定义项和定义联项3部分组成，定义项的结构是“属加种差”。逻辑学中规定，下定义（指界定一个真实定义）必须遵守4条规则，即“定义项的外延与被定义项的外延必须是同一关系”、“定义项不得直接或间接包含被定义项”、“定义项中不能使用比喻或含糊的语词”、“定义一般采用肯定的形式”。实质上，这4条规则也是一个正确的定义应遵守的规则。本文运用这4条规则对“艾斯特”定义进行分析，判断其是否达到一个真实定义的标准。
由于“艾斯特”定义的结构比较复杂，为便于运用前述4条规则对其进行分析，在不改变其原义的前提下可以将其表达形式修改为“旅游是由那些不会长期定居并且不牵涉任何赚钱的活动的非定居者的旅行和逗留而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改写后的定义与“艾斯特”定义的意义基本相同，只是形式发生了变化，更符合一个定义的常规形式。将其作为一个真实定义进行分析，可以初步判定其被定义项为“旅游”，定义联项为“是”，定义项则是“由那些不会长期定居……现象和关系的总和”。定义项中的种差是“由……引起”，属概念是“现象和关系的总和”。
疑点一：脱离定义项无法判断被定义项的外延
前述关于定义的4条规则之一是“定义项的外延必须与被定义项的外延是同一关系”。运用这一规则对一个真实定义的被定义项和定义项进行判断的前提是——即使不存在定义项，做判断的主体也能够确认被定义项的外延。换言之，确定被定义项的外延不应该根据定义项的内容进行，被定义项可以独立于定义项而存在。
而对于当时的“艾斯特”定义而言，由于这是一个新的定义，与在其之前的对“旅游”的定义均不同。如果根据其出现之前的关于“旅游”的定义确定其外延，然后与“艾斯特”定义的定义项的外延相比较，则显然不相同。因此关于“艾斯特”定义就存在一个问题，如果脱离定义项“由……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被定义项“旅游”就失去了其所要表达的含义，即脱离定义项则无法判定被定义项的外延。这一情况显然无法支持“‘艾斯特’定义是一个真实定义”的判断。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我国著名已故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指出，定义项的外延必须与被定义项的外延相同这一规则不适用于规定的语词定义，因为“一个规定的语词定义的被定义项，是靠定义项来确立它的意义的。一个规定语词定义的被定义项，如果独立于定义项，是没有意义的。”
疑点二：定义中存在隐喻现象
关于真实定义的规则之中还包括一条，即“定义项中不能使用比喻或含糊的语词”。对于“艾斯特”定义的定义项而言，最容易引起质疑的就是其中的表述——“现象与关系的总和”。
“总和”这一词语是根据定义中的英语单词sum翻译而来。在《高阶牛津英语词典》中，sum一词作为名词有4种含义：“（1）金额、款项；（2）和、总和、总数；（3）全部、一切（尤指数量不大）；（4）算术、（数字的）简单计算。”显然，除第二种词义“总和”之外，其他三种词义均不适合用于理解“艾斯特”定义中的sum一词，因此翻译非常准确。
根据《辞海》中的解释，“和”这个汉字可以表达很多种含义，其中之一为“若干个数相加的结果称为这些数的‘和’”。相比较于“和”字的其他含义，在“艾斯特”中理解“总和”只能根据这一释义。如此一来，则“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这一表述是一个隐喻。其原因在于，根据这一释义的“和”字所表达的概念是数学中的概念——若干个数相加的结果，使用其表达两个社会科学中的概念“现象”和“关系”之间的某种关系，是借用数学概念来表达未知的对象，是一种隐喻现象，属于比喻的范畴。这就违反了前述关于真实定义的规则之“定义项中不能使用比喻或含糊的语词”。
笔者进一步认为，在“艾斯特”定义中之所以存在隐喻现象并非是此定义创造者的无心之失，而是无奈之举。其原因在于，“现象与关系的总和”所真正要表达的显然不仅仅是“现象”和“关系”的简单加总，即“现象”和“关系”仅仅是两种孤立的、没有联系的构成“旅游”的要素。此定义的界定者所真正要表达的是“现象”和“关系”之间存在各种联系而形成一个“整体”，即“现象和关系的总和”所表达的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此定义出现后的旅游研究成果也证实了这一点）。但当时只能观察到存在各种“现象”和“关系”，并不清楚由它们构成“整体”的机制，因此只能借用数学概念“和”来比喻这种机制，同时也指出了这种机制的存在以待其后的学者进行研究。
疑点三：定义中存在负概念
定义在一般情况下不应使用负概念，其原因在于负概念只表明事物不具有哪些属性，没有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而在“艾斯特”定义中则使用了负概念进行表达，如“非定居者”、“不牵涉任何赚钱的活动”，这是疑点之三。
就“艾斯特”定义而言，使用负概念并非直接说明“旅游”所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只是为了限定“非定居者”的范围，是间接为说明“旅游”的含义服务。但也表明在下定义时，对于“非定居者”所具有的本质特征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否则应直接使用表示其本质特征的陈述来限定其范围。而“旅游”是由于“非定居者”的活动而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如果对“非定居者”的本质属性没有明确的认识，那么对“旅游”的本质属性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模糊和空白。
3.2可以将“艾斯特”定义认定为语词定义
由此可见，人们运用语词定义的目的并非在于揭示某个概念的内涵，而在于确定一个语词的词义。其所使用的方法类似于下定义，即可能采用“属+种差”的形式或者运用类似的思路。因此，语词定义实质上就是词义，其功能在于说明一个新语词的词义或者为一个已有的语词规定新的词义。并且由于语词定义只是基于约定的定义，其目标应该是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认同，并非得到普遍性的承认。
第一，由于词义本身就是对词的解释，因此二者所指代的对象必然是相同，离开词义当然无法得知词所指代的对象。“被定义项的外延必须与定义项的外延是同一关系”的问题则迎刃而解。
第二，由于语词定义的本质是词义，是对一个词的含义的阐释，并不需要严格遵守真实定义所需要遵守的准则，因此使用比喻、使用负概念等情况均可以视情况而定。
综合而论，可以将“艾斯特”定义认定为是语词定义（名义定义）。由于Fremdenverkehr（旅游）以及tourism（旅游）在当时并非是新的语词，“艾斯特”定义只是为其规定了一种新的词义。因此“艾斯特”定义属于规定的语词定义而不属于说明的语词定义。
3.3关于定义项的一个说明
不同学者可能会对“这些人不会导致长期定居，并且不牵涉任何赚钱的活动”这部分内容在定义中的功能存在不同观点。笔者认为，这部分内容的主要功能是约束、限制和说明“非定居者”。如果“非定居者”的行动涉及了“长期定居或者赚钱的活动”，那么由于这一部分人的旅行和逗留所引起的现象和关系就不再成为“总和”中的一部分。因此，“艾斯特”定义的定义项应该包括“这些人不会导致长期定居，并且不牵涉任何赚钱的活动”这一部分，之所以将其后置，应该是出于使表达更加顺畅的目的。
仔细考察“艾斯特”定义的德语和英语表达方式也可以发现，德语定义中sofern与英语定义中insofaras之前是逗号而不是句号，这说明逗号之前的叙述并未结束，逗号之后的内容应该是对逗号之前内容的有机补充。并且两者均表达“假如、只要”的含义，表示其后所叙述的内容是其前述内容的限定条件。就笔者的理解，“艾斯特”定义中所涉及的这部分“非定居者”实质上就是“旅游者”。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表达方式，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旅游者”这一概念，而又无法通过描述旅游者的活动的方式来区别旅游者与其他非定居者，因此需要运用排除法（使用负概念“不”）来限定“非定居者”的范围。
4、“艾斯特”定义作为一个名义定义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4.1“艾斯特”定义是对当时主流认识的挑战
时至今日，大量关于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表明第一种观点存在严重的局限性，但其在当时的学术界占据主流位置。“艾斯特”定义属于第二种观点，比葛留克斯曼所阐述的“各种关系的总和”的观点更加明确、全面，在客观上是对当时的主流认识的有力挑战。虽然，“艾斯特”定义在当时可能并未在较大范围内受到认可或者重视，但无疑加强了第二种观点。后来这一定义得到了“国际旅游科学专家联合会”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其价值。
4.2“艾斯特”定义界定了新的认知对象
虽然“艾斯特”定义是一个语词定义而不是一个真实定义，但其意义却不容忽视。基于哲学语义学的理论，一个词的词义就是其所指的对象。由于规定的语词定义所赋予词语的通常是一个新的词义，因此“艾斯特”定义界定了一个新的对象，即定义项所表述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从认知的视角而言，就是指出了一个新的认知对象。历史的发展表明，这一认知对象吸引了大量来自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学者对其研究并建构出一个规模庞大的知识体系，这正是其学术价值之所在。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这一认知对象就是一种社会现象。由此也奠定了旅游学的社会科学地位。
5、基于逻辑学视角对“艾斯特”定义与其他关于“旅游”定义的比较
无论是在“艾斯特”定义出现之前，还是在其出现之后，关于“旅游”的认识都未曾达到统一。根据国内学者张凌云教授的研究，国外关于“旅游”的定义至少在30种以上。对“旅游”定义的比较和辨析时常见诸论文。但是在对这些定义进行比较之前，必须确定这些定义是否是关于同一个概念的定义。为便于分析，暂且不论这些定义是真实定义还是名义定义，统一将其作为真实定义对待。
5.1当前定义并非关于同一个概念
当前所存在的关于“旅游”的定义至少可以被分为两类，实质上是关于两个概念的定义。如英国萨利大学的两位享有一定国际声望的旅游学者伯卡特和梅特利克（Burkart&Medlik）认为，“旅游是人们离开其通常居住和工作的地方，短期前往某地的旅行和在该地逗留期间的各种活动。”运用逻辑学的知识对其进行分析会发现，定义项中的“属概念”是“活动”。因此，虽然这个定义也被称为是关于tourism的定义，但实质上其所界定的是一个人的某些活动，是关于“旅游活动”的定义。在历史上所出现的大多数关于“旅游”的定义属于此类定义，从各个角度阐释人的旅游活动所具有的特征或者规定旅游活动所包括的内容。而“艾斯特”定义实质上是对“旅游现象”的界定，与伯卡特和梅特利克所界定的定义是关于两个不同概念的定义，不宜简单地相互比较。
5.2对关于“旅游现象”的不同定义的分析
即使同是关于“旅游现象”的定义，也存在由于研究者的主观认识不同而选择的属概念不同的情况；即使选择了相同的属概念，也存在由于观察的视角不同而存在所确定的“种差”不同的情况。因此需要在不同的定义之间进行审慎的比较。比如可以将“人”定义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也可以定义为“人是由蛋白质构成的有机体”（且不论这两个定义的内容是否正确，仅为说明问题）。这两个定义都是为“人”这一概念所下的定义，但属概念不同，不能根据其中某一个定义判别另一个定义的正误。
张凌云认为，“旅游现象是由于人们在非惯常环境下的短暂生活而引发的社会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这种观点与“艾斯特”定义虽然界定的都是“旅游现象”，并且所使用的“属概念”基本一致，但是由于所选择的“种差”不同，因而仍然有所区别。不能简单根据其中之一判断另一个定义正确与否。无论是“艾斯特”定义还是张凌云的定义，只要其遵守了关于真实定义的4项规则，并且依据其定义项能够将“旅游现象”与其他概念相区分，就可以认为这个定义正确。
定义项的内容不同反映了研究者的主观认识不同，同时也从多个侧面揭示了“旅游现象”这一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本质属性。至于两个定义项的内容之间存在的联系则需要经过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定。然而可以预见，在此之后仍然会出现关于“旅游现象”的新的定义，其内容可能与已有的定义均不相同，也可能综合了已有定义的内容。无论哪一种情况，对于推动对“旅游现象”的认识都具有积极意义。
5.3正确的定义均有其价值
无论是关于“旅游活动”的定义还是“旅游现象”的定义，只要是一个正确的定义，就有其独特的作用和价值。本文仅以谢彦君、张凌云所界定的“旅游”定义及“艾斯特”定义为例，简要分析其对旅游业发展、旅游学术研究的意义，以说明各个不同的定义都可以具有独特的作用，因而均具有存在的价值。
5.3.1对于旅游业发展的意义
张凌云在定义中侧重强调的“非惯常环境”这一概念对于旅游业发展的指导意义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以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的某些不文明行为为例，这些行为可能在其“惯常环境”中不会发生。揭示这一事实，对于接待地预先做好接待工作，采取措施以有效防止旅游者的不文明行为，并减少由于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所带来的消极效应均具有积极意义。谢彦君认为旅游者到异地访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追求愉悦体验。假设这一论点成立，则此定义对于旅游企业开发旅游产品、开展旅游营销活动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艾斯特”定义则指出，旅游者的活动会对旅游接待地产生各种影响，这对于目的地政府开展旅游宏观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3个定义的内容虽不相同，但对于旅游业发展均具有独特的意义。
5.3.2对于旅游学术研究的意义
6、对当前关于“艾斯特”定义几点认识的再认识
6.1“艾斯特”定义不是循环定义
所谓循环定义是指“定义项中直接地或者间接地包含被定义项。”的一种情况。如果定义项中包含了被定义项，实质是使用被定义项说明被定义项自身，则无法揭示被定义项的本质属性。因此按照逻辑学的标准，循环定义是一个无效的定义。
曾经有观点认为“艾斯特”定义犯了一个循环的错误。其理由是“艾斯特”定义可以被简化为“旅游活动过程=旅游活动过程+旅游效应之类”这个等式，因此是一个循环定义。本文认为这种观点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在分析“艾斯特”定义的性质之前就先根据已有的知识赋予被定义项“旅游”一个含义，在此基础上对“艾斯特”定义进行判断和评价，得出了“循环定义”的结论。前文已经论证，“艾斯特”定义是一个语词定义而不是真实定义。这一定义的作用在于赋予被定义项“旅游”一个新的词义，在此之前的关于“旅游”的解释不适用于这一词语，也就不能作为标准对“艾斯特”定义进行分析和评价。定义项的内容“由……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就是被定义项“旅游”作为一个语词的词义。所以不存在“循环定义”这一问题。
其一，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人是各种社会实践的主体，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旅游研究属于科学实践的一种。因此，导致目前在旅游研究领域存在或者出现诸多问题的最根本的因素应该是人——科学实践的主体，而不是“艾斯特”定义——科学实践的结果。就“艾斯特”定义之后出现的若干关于“旅游”的定义而言，界定其中任何一个定义最起码需要经过研究者观察社会现象、搜集资料、整理加工等环节（基于严谨的科学流程的视角）。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客观事实所提供的资料会对定义的结果产生影响，研究者自身的哲学立场、分析资料时所采用的理论视角以及理论工具都会对结果产生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影响。“艾斯特”定义仅是影响因素之一，并且其发挥的具体作用尚有待考证。
其二，形成一种科学认识通常是一个由模糊走向清晰、由宽泛走向具体的过程，一个学科的成立也是一个类似的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研究问题比较牵强等类似的问题。这恰好提供了将旅游研究的“真问题”与“伪问题”相比较的机会，只有经过“去伪”才能“存真”，将真正属于旅游研究的问题分离出来，进一步建构旅游学的知识体系。
其三，较为全面地判断一种理论的价值需要站在历史的角度认识其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发挥的作用。仅仅根据某一个历史的横断面来判断一种理论的价值，往往会忽视这一理论在其他历史阶段所发挥的作用，难免会出现“以偏概全”的现象。
7、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如何认识作为语词定义的“艾斯特”定义
7.1“艾斯特”定义：真假问题还是妥当问题？
随着世界旅游组织（UNWTO）将旅游活动界定为“人们出于休闲、商务以及其他目的，短期（历时不超过一年）离开自己的惯常环境，前往他乡的旅行活动以及在该地的停留访问活动”，“艾斯特”定义似乎就受到某种质疑。其原因在于旅游活动的类型之一商务旅游与“赚钱”发生了某种联系，与“艾斯特”定义中“不牵涉任何赚钱的活动”这一陈述似乎出现了矛盾，突破了“艾斯特”定义所包含的限定条件。表面看来，这是两个定义之间的冲突问题，但世界旅游组织所界定的定义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根据新的事实确定的定义。因此，这一问题的实质是“新事实”与“旧理论”的关系问题。
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处理这一类问题的基本原则通常是批判吸收，即扬弃已有理论中所包含的不符合新事实的内容，继承其合理之处，结合新事实推进理论的发展和创新。这一基本原则是普适性原则，但对待“艾斯特”定义——一个语词定义，还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金岳霖先生曾经指出，“规定的语词定义虽然有妥当不妥当、可接受性大小的问题，但是却没有真假的问题。”所谓真假，即是否与事实相符合。由于规定的语词定义只是一种约定，并不是针对某种事实做出判断，因此不存在是否与事实相符合的区别。比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这一命题是对“人的生命”的某种判断，根据目前的事实这是一个真命题；假若将来人的生命变成无限，则可以认为这一命题是个假命题，因为它与新的事实不相符合。
但不能运用类似的方法处理新事实与“艾斯特”定义之间的冲突问题。因为规定的语词定义并非是对某个事实做出判断，因此不存在真假的区别。基于逻辑学的视角，只是这一定义的创立者认为当使用“Fremdenverkehr”一词表达由于非定居者的旅行和逗留所形成的现象和关系时应如定义所陈述，是一种“约定”而不是“断定”。当社会现象发生变化时，“艾斯特”定义是否还适用，无关乎真假问题，只是一个是否妥当的问题。
7.2如何认识“艾斯特”定义的“不妥”之处
本文认为，理解“艾斯特”定义应该从两个关键点切入。首先，这一定义是关于一部分非定居者的行为及其影响的陈述；其次，这一定义认为由于这一部分非定居者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涉及多个方面，并且各种影响之间存在联系。认识“艾斯特”定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否妥当应从分析所出现的新事实是否支持以上两点内容切入。
就本文所未提及的其他事实而言，恐怕也难以否定由于非定居者的行为所引起的效应涉及相互联系的多个方面这一事实。而这一点恰恰是“艾斯特”定义与在其之前所出现的关于“旅游现象”的定义的不同之处，也是其进步的表现。
另外，就国内旅游学者李天元的阐释，“不牵涉任何赚钱的活动”强调了“旅游活动的非就业目的”，其表达的真正含义应是“不以就业为目的”。由此则商务旅游与“艾斯特”定义并不相互冲突（笔者也认同这一观点）。因此，对“艾斯特”定义的认识还有待于研究。即使出现与新事实相冲突的情况，也不宜全盘否定。适当吸取其合理之处对于旅游学术研究、旅游理论发展以及旅游业的实践工作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8、结语
关键词：仪式观；凯瑞；传播学研究
一、传播的仪式观和传递观
二、仪式观的研究取向
三、仪式观的研究方法
四、仪式观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
凯瑞的仪式观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不得不承认，仪式观在一定程度上为传播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