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强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退休前一直担任北辰区农委主任。上世纪80年代，他在工作之余开始集邮。2006年天津建城600年，他的收藏和研究多了个新领域——“老天津”主题明信片。时至今天，他已集藏了五千余张清末到民国时期，中国及西方各国发行的“老天津”明信片。明信片上消失的昔日风景常令赵建强感慨，也让他从中拼接出一个历史中的天津。
2012年，赵建强开始研究清代名画《潞河督运图》画中内容的出处。这张画高41.5厘米，长680厘米，完成于清乾隆年间，是冯应榴于清乾隆丙申至戊戌年间（1776-1778年）任职通州坐粮厅时请江苏京口（今镇江）画家江萱所绘，体现了乾隆盛世潞河（今北运河）漕运的繁忙景象，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通过对“老天津”明信片及各种历史文献的研究，赵建强认为，“督运图”画中内容，大到衙署、寺庙、炮台，小至胡同、渡口、浮桥、船舶，都与当年三岔河口周边建筑风貌相符，由此再度证明“督运图”画的就是天津三岔河口。因篇幅所限，赵先生关于这一结论更详实、细致的研究考证不能一一刊载。在记者看来，他的这一研究，一方面从学术角度证实了“督运图”与天津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也让人们多了一个了解、认知天津人文历史的途径，展现了一幅乾隆年间天津民间生机勃勃的生活画卷。
（潞河督运图局部）
口述赵建强
“督运图”中三岔河口的昔日繁华
要在“督运图”中寻找老天津，得先从三岔河口的三条河说起。清代三岔河口是仅次于天津老城厢的繁华地区，三条河岸上，渡口、寺庙、书院、店铺格局井然，河面上漕船、驳船、渡船、官船首尾相接。这些景致，在我收藏的明信片和老照片，以及有关三岔河口的地方图志中都有所呈现。
《津门保甲图说·东南三》中画有19世纪中叶海河东岸盐坨、海河西岸马家口炮台和皇船坞的位置与形状，都能在“督运图”中对应找到。马家口位于海河西岸，今大沽北路与海河交口处西南侧，东南面是皇船坞，与海河相隔的东面是盐坨。皇船坞是存放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时所乘御船的场所。乾隆去世后，嘉庆帝不再乘船南巡，皇船坞也就闲置下来，道光年间被拆除。我在《长芦盐法志·卷二十·图识》中也发现了“皇船坞图”，与“督运图”上皇船坞的位置、形状、数量完全相符。
天津人都听说过“盐坨”，现在还有盐坨桥的地名。当年的盐坨位于海河东岸，盐关厅（今金汤桥南）以南至今广场桥口北侧。《津门保甲图说·东南二》中画有19世纪中叶海河东岸盐坨的位置和形状，与“督运图”完全相符。长芦是明清时期我国主要产盐区，长芦盐产出后，先由盐商运到海河东岸储存堆放，再调拨到京都及各地。海河东岸的盐坨连绵长达1500米，盐坨中间地段立有一块石碑，石碑以南为旧坨，存放由盐场运来的生盐（新盐）；石碑以北为新坨，存放由旧坨倒过来的熟盐。盐跺呈梯状长方形，码好后先用稻草苫子和苇席覆盖，再用麻绳编成鱼网状护套罩好，最后与地面上的楔子固定住，以避免日晒、风吹、雨淋。
从“督运图”上看，位于海河东岸，盐坨北面大门“凹”进、有二道院落的建筑群应该是“盐关厅”。盐关厅位于盐关浮桥（今金汤桥）东头南侧，面向海河，是明、清两代盐船泊岸验收纳税的衙署。盐关浮桥位于盐关厅北侧，津坨掣盐厅南侧，桥东头的胡同就是现在的建国道。
仔细对照，我也发现了明信片上的浮桥与“督运图”上的浮桥有三处不同，一是明信片上的浮桥由10条船组成，比“督运图”上的船少了4条，其原因在于此时海河水位下降；二是明信片画面上用于开启浮桥的两条船设在浮桥中央，而“督运图”上开启浮桥的两条船置于浮桥东端；三是明信片上浮桥中间的船上立起一根桅杆，据我了解，当浮桥开启，桅杆上会升起一面旗子，附近船只见到后便会及时通过，而“督运图”上没有这个细节。
“督运图”上的古文化街和望海楼
如今古文化街一带，过去的宫南大街、宫北大街、天后宫、玉皇阁等处，也都出现在“督运图”中。
天后宫建筑主要包括牌坊、戏楼、山门、前殿、正殿、藏经楼、启圣祠、配殿。从“督运图”上可看到这一带的建筑，一是牌坊，据康熙年间《天津卫志》卷一载，“护国保民”坊“在东门外天妃宫前”，与“督运图”上海河西岸的牌坊相符。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后，海河岸边的牌坊拆除，移至天后宫前院。二是戏楼，从1925年拍摄的一张天后宫戏楼老照片中可以看出，戏楼的位置、形状和材质与“督运图”完全相符。三是大门（山门），位于广场西侧，戏楼对面。我有一张“大清国邮政”发行的天后宫大门明信片，图中大门的形状、结构与“督运图”完全相符。玉皇阁是天津规模较大的道观，也是当时天津登高望远的最佳地，1907年的玉皇阁牌坊照片，规格也与“督运图”相符。
几经风雨的望海楼教堂是天津著名地标，从“督运图”上还可以发现望海楼历史变迁的线索。
从“督运图”上看，海河楼（又名望海楼）位于三岔河口北岸最东侧，西侧是香林苑（又名崇禧观）。海河楼建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是乾隆帝巡游天津时休息观景之所，乾隆帝还曾御题海河楼匾额。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8月12日，英国阿美士德使团抵津，该团随员绘制出海河楼图景，与“督运图”上建筑的位置完全相符，只是规模形状不太一样。
香林苑原位于三岔河口北岸，也就是“督运图”上门前有牌坊的四合院及周边建筑群，西侧是税关、民居及商家店铺。香林苑是康熙初年道士李怡神所建的一所道观，李怡神去世后，弟子王聪继为香林苑道长，后经各方人士捐助拓建，成为当时天津著名园林，津城书画家、诗人常聚会于苑中。康熙、乾隆多次至此，乾隆赐名“崇禧观”。1869年，香林苑、海河楼及附近建筑一起被法国教会拆除，在旧址上建成天主教“圣母得胜堂”，也就是今天的望海楼教堂最早的建筑。
“督运图”中门前有大影壁墙和栅栏门的建筑群是望海寺。该寺始建于明代，乾隆三年（1738年）重修，是三岔河口北岸最早的建筑。在1918年海河第五次裁弯取直工程中被拆除，移至今八里台，按原样重建。清末发行的明信片，三岔河口由东向西看，远处有旗杆的建筑就是望海寺，近处则是望海楼教堂。
“督运图”画的到底是不是通州？
那么，既然《潞河督运图》中画的都是天津，为什么又被人解读为通州呢？这里面也有一些背景故事。
2004年，国家博物馆王永谦研究员在《古韵通州》一书中发表《<潞河督运图卷>的初步研究》，提到：“河道上还有两座浮桥，通向热闹的通州东关。《图卷》收尾处，有用锁链联结的三只瓜皮船封锁河道，其位置应在通州城的东北角，即潞河十三口之一的通州税课司之所在。”“《图卷》所描写的内容，与《自书》（冯应榴所作）的记载、清代漕运制度及其当时的通州城池、河道的建置设施，均相一致。”2007年，王永谦研究员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绘画卷风俗画》书中发表《潞河督运图卷》一文，提及《潞河督运图卷》“主要反映了清乾隆时期潞河督运盛况，同时也反映出通州潞河沿岸商业繁荣景象”。另外，《通州文物志·第七章漕运文物·第九节潞河督运图》认为“督运图”表现了清乾隆朝通州漕运盛况；2011年央视《国宝档案》节目中主持人提到“据专家介绍，《潞河督运图》从汪洋一片的张家湾画起，经由通州东关大街之东侧而北至通州税科司衙门，反映的地区绵延十余里”；2014年，北京漕运、运河史学者于德源先生在《北京晚报》发表《从一幅画看通州清代漕运》一文，不仅论述了《潞河督运图》画的是北京通州，而且对“督运图”为天津三岔河口说进行了辩驳。
“督运图”上河流东岸连片的囤积物，并不是暂囤的漕粮，而是盐坨。通州各储粮仓均设在运河西岸通州城内或城东、城北。从这一点分析，即使有“暂行囤贮河岸”的粮食，也应在运河西岸，不会舍近求远存放在东岸。“督运图”画卷表现的季节时值盛夏，岸上囤贮物苫盖极为严实，且没有通风、散热、防潮设施，粮食容易受热变质，不符合储存粮食的基本常识。但盐坨的存储恰恰相反，苫盖得越严实越好。
“督运图”上有两座浮桥，据《通州文物志》记载，乾隆年间通州确有浮桥两座，但都建在通州城东北的白河（通惠河）和温榆河之上，“督运图”所画的潞河这个位置上原本并没有浮桥。所以我认为这两座浮桥应该是海河上的“盐关浮桥”（今金汤桥）和裁弯取直前南运河上的“院门口浮桥”（后金华桥，今大胡同南端）。
燃灯塔是通州的地标建筑，位于通州北运河与通惠河交汇处西南侧。自天津沿北运河北上，数里之外就能看到燃灯塔。如果“督运图”画的是通州，作者是不应该忽略燃灯塔这一重要标志的。我还发现，在“督运图”的创作以及后来的流传、收藏过程中，也从没有人确定画中内容就是通州。
还有一个问题，“督运图”既然画的是北运河，为什么不叫“北运河督运图”？资料显示，北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龙头”，北起北京通州，南至天津三岔河口，与南运河交汇入海河，总长148公里。历史上，北运河上游有三条水系，东面是潮河，西面是榆河，中间是白河，三条水系在潞州汇聚后称为潞河，南下经天津三岔河口入海河。因此，北运河古称白河或潞河。
我有一个大胆的假设：江萱应冯应榴之请作“督运图”之前，想必已从冯应榴处得知，从北京通州至天津三岔河口的潞河漕粮督运之事均属通州坐粮厅管辖范围，而冯应榴也不曾向江萱交代清楚，作画选景只能是通州。江萱以天津三岔河口为背景把画绘好交给冯应榴，可能也没有当面讲清画面景致取自何处。“督运图”流传至今，也就自然形成了上面提到的两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