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同时期其他文化遗址，良渚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丰富，聚落遗存极为完整，为我们“复原”长江下游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提供了翔实依据。在勾勒这一古老文明的过程中，能够清晰地看出中华民族精神塑造的早期历程，从而深刻理解其独特性与生命力。
塑造以稻作为主的农耕文明形态
很多早期农耕文明都诞生于河谷地带，皆因人类生存进化对水土耕作之需，均衡与适度的水量为农业发展的自然基础。良渚先民通过营造规模庞大的水坝系统使水患之地变为沃土，大规模营造的水利设施为稻作生产高度发达提供了基础，使众多人口参与制作礼器、玉器、漆器及宏大的宗庙建设、频繁的宗教活动成为可能，从而奠定了良渚文明的高度繁荣。
奠定以玉器为代表的礼制规范
发达农耕提供充裕粮食，充裕粮食使闲暇劳动成为可能，这为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礼制的形成提供了基础。良渚先民以精美的玉礼器、庞大的宫殿祭台、复杂的祭祀活动为社会秩序的物化形式，形成了宗教信仰和王权体系，强化了社会认同和协作水平。
作为良渚文明最重要的文化遗存和载体，玉器反映了当时社会分工和阶级制度的复杂程度，是良渚先民宗教、政治、礼制及精神世界的物质呈现，映射着文明的曙光。综观红山、良渚以下文明史，玉器为代表的礼器一脉相袭，是中华文明独具精神特质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礼以玉成，玉在祭祀中的神圣地位，象征着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礼敬。玉也是社会等级和身份的标志，还与人的德行相匹配。尊玉、爱玉、尊礼、重礼成为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文化特质。良渚文化精湛的玉器工艺和独特的用玉制度，标志着中国史前社会礼制的起源，这些玉礼器通过广泛的文化传播，对后世中华礼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良渚玉器上广泛刻有被称作“神人兽面纹”的神徽，作为精神信仰统一的象征，“神徽”的覆盖面从良渚遗址核心区一直延伸到整个环太湖地区，其影响范围遍及大半个中国。当良渚文明走向衰亡之际，良渚式玉琮却开始出现于甘青地区、江汉地区等更为广阔的地理空间，最终汇入夏商周三代文明，成为重要的礼仪用器，良渚的玉璧则一直传承到了明清。良渚玉器承载了古人朦胧的宇宙观和文化思想，沉淀为我们的文化基因。
构建以王权为中心的早期城市
礼制的建立和完善为早期城市的出现提供了社会秩序和政治结构的基础，与城市化进程有着互相促进的关系。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研究的四大都邑性遗址之一，良渚古城是世界公认的早期城市文明的典型代表。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表述，良渚古城“通过大型土台建筑、城市规划、水利系统以及墓葬墓地差异所体现的社会等级制度，使该遗址成为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包括古城、祭坛和水利系统在内，整座城市总规划面积达100平方公里，显示出当时良渚社会强大的资源调度和社会组织能力。
良渚古城的营造以山为郭、以中为尊，成为从古至今中国城市发展的普遍模式。良渚古城的核心区可分为三重，从最中心的莫角山宫殿区，到内城和外城，与后世都城“宫城、皇城、郭城”的三重结构体系非常类似，是我国最早的三重城市格局。其中，宫殿区不仅是古城中的最高点，且距周边山体的距离均为3公里，遵循“以中为尊，以高为尊”的建城观念，成为区分社会等级、凸显权力中心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念的源头。良渚古城的形成堪称中国最早的“城乡分野”，古城内的2万多居民中没有农民，主要是宗教人士、贵族以及大量的手工业者，其粮食、肉食和各类工艺原料从四面八方输入。整个城市的营造具有典型的水乡特色，其山环水抱的选址特征、内外环通的水网交通、四通八达的水门设置、护坡堆垄的台地营造、因地制宜的垫石堆筑营城技术等充分体现了中国南方湿地环境中城市和建筑的特色。今天，当我们行走在乌镇、周庄等江南古镇时，似乎依然能透过那小桥流水，感受到良渚古城遥远的回响。
显现早期部族邦国和合共荣的传统
考古学家苏秉琦曾提出著名的“满天星斗说”，认为中国的文明起源不是单一中心的“一支蜡烛”，而是“像满天星斗一样”，由多个区域独立发生发展但又互相影响的文明中心共同构成。在这“满天星斗”中，良渚无疑是极亮的一颗。良渚文化与同期其他区域文化之间交流密切，璀璨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壮丽辉煌。在良渚遗址，发现了具有红山文化特征的玉器、与大汶口文化相似的八角形刻画符号。同时，良渚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玉琮也出现在了山西的陶寺遗址、山东的五莲丹土遗址乃至珠江流域。
可以看到，强盛的良渚文明更可能是当时的宗教乃至文化中心。其与周边聚落的联系并不依靠军事征服，而是用玉礼器的交换产生联结。良渚文明以其卓越的社会发展成就，如兴建中国史前时代第一个都邑、完成大规模水利系统的建设、控制大量农产品、管理大规模手工业生产、对宗教信仰的系统化革新以及构建制度化的王权等，展现了其在“最初的中国”内各地区实践经验的熔合与创造。中国人讲求“以文化人”，强调通过文化的内涵和力量塑造人。这种文化的力量，不仅体现在个体的成长和完善上，更展现于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人们相信，“最初的中国”并非如“禹生于石”那样横空出世，而应是各地区先进文化之间持续碰撞激荡、交流融合的结果。这种和合共荣的精神，是滋润中华文明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