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相城小志》卷首，《纂志职员姓名表》记载：“总纂，江苏省立图书馆馆长，举人陶惟坻，小沚。”卷末，有陶惟坻作于民国十八年（1929）的题跋。
民国《相城小志》卷首《纂志职员姓名表》
据《昆山县志》《周庄镇志》《南社人物传》等记载，陶惟坻（1856-1930），字坻流，号小沚，以号行，昆山周庄人。其始迁祖陶汝益，字虞卿，明代扬州兴化人，崇祯年间，为躲避战乱迁至苏州，在周庄讲课授徒，后定居于此。父亲陶煦（1821-1891），字子春，号沚村，同治三年（1864），撰成《重租论》，光绪十年（1884），撰成《重租申言》《减租琐议》，二十一年（1895），将三者辑为《租核》。光绪六年（1880）至八年（1882），编纂《周庄镇志》。著有《沚村诗钞》《沚村手辑唐人百篇诗》《贞丰诗萃》《国朝医学丛钞》《医学须知》等。
光绪十三年（1887），陶惟坻参加院试，考中秀才。十四年（1888），参加乡试，考中举人。赴任河南省知县，任所矿产丰富，向朝廷上奏开采矿产事宜，奏章被搁置，未能实行。二十四年（1898），因不满晚清官场黑暗、昏庸腐败，毅然辞职，结束十年宦海生涯。回到周庄后，开设读书修德之庐，潜心教育事业。三十一年（1905）十月，与堂兄陶顺甫等购买南栅徐氏民宅及相邻的周庄巡检司署为校舍，创办元江两等小学堂（因周庄属元和、吴江两县而取名），任董事长兼校长。三十四年（1908）正月，筹资征用清远庵空房，开办贞丰女子两等小学堂。一年后，力排众议，在乡议会支持下，将贞丰女子两等小学堂并入元江两等小学堂，更名为公立贞丰两等小学堂，成为吴地男女学生同校就读的先行者。宣统元年（1909），当选为江苏省咨议局议员兼周庄乡议会议长。
光绪戊子科《江南乡试朱卷》陶惟坻履历
民国元年（1912），当选为苏州农务总会副会长。七年（1918）春，吴县成立修志局，编纂《长元吴三邑合志》（即民国《吴县志》），聘任为采访员。十二年（1923），加入柳亚子、叶楚伧在苏州发起组织的新南社。十五年（1926年），江苏省政府聘任为省立第二图书馆（苏州图书馆前身）馆长。任职后，向图书馆捐赠一批家中珍藏图书，制定“储集图书、供众阅读，表彰文化、鼓励人才”的办馆宗旨，编印《苏州图书馆一览》，主编《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刊》。十八年（1929），江苏省成立《江苏通志》编纂委员会，聘任为编纂委员会委员，主纂《职官志》。晚年，校注《淀湖小志》。十九年（1930年）七月，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著有《说文集释》《陶小沚先生遗集》等。
陶小沚先生遗像碑
二十年（1931），为纪念其对于图书馆的贡献，全体馆员捐资，邀请著名画家颜元（颜文梁之父）绘陶惟坻像，然后将其摹刻上石。此碑至今尚存可园内，题名陶小沚先生遗像。碑上，陶惟坻身穿长衫、手持寿杖，神采奕奕、栩栩如生，像上端有跋语：“元和孝廉陶先生于丁卯岁蒞斯长馆，劬悴三载，遽焉捐舍，同侪慨念，镌石摹像，庸矢勿谖。辛未仲春，玉山陈定祥述同人意识。”
施兆麟
据民国《吴县志》、民国《相城小志》和《相城区志》等记载，施兆麟（1873-1938），字济众，又字则行，相城杨家浜人。民国元年（1912）至二年（1913），任湘城市议会议员。十三（1924）至十五年（1926），任湘城市董事会名誉董事。相城施氏，为儒家大族、书香门第，居住杨家浜、施家兜等地，明、清五百年间，中举人、进士者代有其人。民国《相城小志》卷四《人物》，记载南宋至清代施姓人物12人；卷五《科举》，记载明清施姓举人3人、贡生2人、诸生21人。其六世祖施守基，字贯伯，为明正统四年（1493）己未科状元施槃后裔。施守基与沈德潜关系甚好，乾隆年间（1736-1795），沈德潜为其书斋题写“古处是敦”匾额。五世祖施锡朋，字宾我，乾隆四年（1739）举人，受业于沈德潜，精通经学。沈德潜《沈归愚自订年谱》记载，康熙五十九年（1720）五月，“馆于施伟士家”（施伟士即施守基），雍正二年（1724）三月，“赴生田王子鹤书家馆徒”，沈德潜在施家授徒长达四年。
施兆麟专心好学、砥砺奋进，饱读诗书、知识渊博，为人质朴醇厚，热心地方文化事业。他以搜罗地方见闻掌故、整理乡邦文献为己任，编纂相城地方志书是其夙愿，但苦于没有时机。民国《相城小志》卷首《题记》记载：“兆麟少愧失学，稍长略知自励，每思为地方网罗闻见，征之文献，成一市之掌故，而苦无其时机。”
施兆麟《重修陆士龙祠堂记》碑文
相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地灵人杰、名贤辈出，但没有专门地方志书记录历史、传承文明、延续文化、表彰前贤和激励后人。有感于清末民初时代经历沧桑变迁、史料散失无从考证，施兆麟借此契机，启动编纂《相城小志》，聘请江苏省立图书馆馆长陶惟坻、举人沈惟骥分别担任总纂、协纂，湘城市总董姚元桂、议长张世璋担任主任，自己则担任采访主任兼编辑校对。民国十六年（1927）冬，《相城小志》完成初稿。十八年（1929），江苏省成立《江苏通志》编纂委员会，聘任为协助采访员。十九年（1930），《相城小志》正式刊印。
施兆麟著有《普通古籍》六卷，家藏《杨家浜施氏族谱》。与郭巷施宝楠等谋划编纂《苏州施氏总谱》，广泛搜集苏州施氏家谱资料，积累厚达一尺，可惜尚未编成即离世。
《相城小志》
《相城小志》，有民国十九年（1930）上艺斋刊印木活字本，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苏州图书馆等均有收藏。另有1983年《中国方志丛书》、1992年《中国地方志集成》、2019年《江苏文库·史料编》等影印本。目前，尚无点校、注释本。封面有民国十九年（1930）吴荫培题签，卷首有民国十八年（1929）至十九年（1930）李根源、孔昭晋、曹宝书、王謇和吴荫培等序，纂志职员姓名表、湘城镇全图、相城区图、沿革、凡例、目次、施兆麟题记等。吴荫培、李根源、孔昭晋任民国《吴县志》总纂，王謇任协纂，曹宝书任协纂、采访主任，均与施兆麟为《吴县志》修志局同事。卷末，有陶惟坻跋、收支报告（记载认捐人捐款及经费支出等情况）。
《相城小志》记事下限至民国十五年（1926），记述范围包括现今相城区的阳澄湖镇和渭塘镇、太平街道部分地区，主体部分分为六卷。卷一为市镇、乡都圩图（附村庄）、川泽津梁（附圩岸），记载市2个、镇6个，乡（里）2个、都5个、图51个、圩139个、村庄447个，湖泊3个、河流20个，桥梁113座、渡口26个、圩岸29个、圩岸记（公函）4篇，名胜28处。卷二为古迹坊匾、寺观祠庙（附宅第）、冢墓、金石，记载古迹（物）16处（个）、牌坊3座、匾额29个，庵院53个、寺观3个、祠庙77个，宅第43个，冢墓78座、碑碣103块、器物22个。卷三为学校兵防（附庄仓、局所、各种社会）、田赋户口、物产、风俗（附方言占验），记载学校8个、厘卡4处、公所1个、报社1个、教堂2个，兵防9处、警所5处，义庄5个、善堂2个，门槛税、鱼鳞册、田赋总额、万后仓，户口，物产191个、风俗109条、方言63个、占验60条。卷四为人物（附流寓），记载本土人物116个、流寓人物6个。卷五为人物（列女）、释道、选举、杂记祥异，记载列女72人、释教7人、道教5人、科举190人、乡饮大宾3人、荐举召征8人，自治选举董事会23人、议事会52人、省议员6人，杂记祥78条。卷六为艺文，著录作者36个、著作91部，文26篇、诗115首。
徐复、季文通等《江苏旧方志提要》评价“是一部质量上乘的志书”，主要体现在采访札实、体例创新、编纂认真、特色鲜明等方面，对后世具有借鉴意义。笔者经过研读探究后认为，《相城小志》的意义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记录历史，延续文化
一是反映了清末民初历史变迁、社会变革的时代特征。比如，记载了学校、兵防、局所、厘卡、报社、教堂、自治选举等新事物、新内容。二是反映了清末民初江南市镇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如，记载了田赋、户口、物产、行业等生产、生活情况。三是反映了典型江南、魅力水乡的地域特色。比如，辑录姚士蘅《相城记序》、刘珏《晚归阳城湖漫兴》、钱棨《总管庙记》等乡邦文献，保护和传承地方文史资料，赓续文脉，为后世开发利用提供依据；记录风俗、方言和占验，留下江南水乡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民国《齐溪小志》卷首，单镇《序》评价：“比事属辞，足资考证”。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一是体例上，继承乾隆《长洲县志》、民国《木渎小志》等，又有所创新，比如首创了“都领图、图领圩、圩领村”的《都图圩村表》。与同时期《香山小志稿》、《黄埭志》、民国《吴县志》、《乡志类稿》等对比，可以发现其独特与创新之处。二是内容上，对乾隆《长洲县志》《元和县志》等有所继承，对民国《吴县志》及《相城区志》《湘城镇志》《阳城湖镇志》《渭塘镇志》《太平镇志》等有所影响，尤其体现在历史人物、文物古迹、金石碑刻等方面。三是经验上，展现了相城方志事业的领先水平，相城方志人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提供了实地考察与资料搜集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证实了高素质、专业化方志人才队伍对于高水平方志成果的重要性；对当下进一步做好方志工作、推动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借鉴、启示意义。
表彰前贤，激励后人
地以人重，相城与春秋伍子胥、西晋陆云、南宋王皋、明席应真、姚广孝、沈周、都穆、清钱棨、沈德潜等历史文化名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高地。传播、阅读、和研究《相城小志》，能够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提升自豪感、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励后人更好地投身到相城开发、建设的宏伟事业、创新创业的澎湃热潮中，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助推高质量发展，为相城实现后发先至，打造苏州市域新中心，建设成为长三角乃至全国数字化发展第一区积极贡献广大智慧和磅礴力量。孔昭晋《序》中评价：“是编之中，于景仰前贤、表彰后生三致意焉……令后之读是书者，油然生其敬慕桑梓之心……是志表敬之功，为不可没也。”王謇《序》中评价：其守先待后之功，不在常棠之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