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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1
导言
目前，博物馆真实性的讨论多集中在旅游人类学学科视野下的“实物－观众”场域下的真实性体验，以及文化表征理论中对于真实性的“诗学”与“政治学”塑造，缺乏博物馆学与博物馆实践的内部视角。对于真实性如何呈现的理念描述，多于真实性构建过程的实践剖析，特别是在反映建构真实性过程的博物馆筹建环节，尚未得到实证性的案例体察与理论研讨。而筹建过程恰是博物馆真实性形成的关键环节之一，直接影响着博物馆整体的真实性情况。本文以宁波教育博物馆为例，分析与探讨在史迹类博物馆的筹建过程中，如何建立与呈现其真实性，如何把握内容与形式真实性的原则等问题。
筹建经过与项目概况
宁波教育博物馆选址于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甬江女子中学教学楼旧址，是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2012年底
宁波教育局成立博物馆筹建办公室，正式启动筹建工作。
2013年底
宁波市教育局委托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组建外部策展团队，与杭州某展示设计公司共同合作。专业策展团队、博物馆内部专职人员与博物馆垂直管理者共同塑造了博物馆的真实性面貌。
2015年5月16日
正式对外开放。
二楼西侧教室为宁波古代教育厅，以宏观叙事的方式讲述古代宁波教育的开端、兴起与发展。
东侧教室空间设置“从童蒙到状元”专题厅，以四个相邻的幻影成像装置呈现宁波最后一位状元章鋆的寒窗苦读、童子试、乡试会试、殿试夺魁经历，从微观、个人的角度带领观众了解古代宁波人如何接受教育，求学成长。
三楼南侧空间设置宁波近代教育厅，反映宁波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
东部空间设置立宁波现代教育厅，展示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宁波教育历程与成就。
真实性的沟通与建立
甬江女子中学源于1844年英国传教士创办的宁波女塾，1923年搬到现址。鉴于这所建筑所拥有的历史价值与独特内涵，策展团队意识到“在址阐释”的必要性，并提出设置甬江女中的专题剧场，介绍这所中国第一女校的沧桑历史，解读建筑背后承载的宁波教育历史记忆。
宁波教育博物馆（甬江女中旧教学楼）外观、走廊
宁波教育局最初并不同意这样的做法。他们认为，保护好建筑原址已经足够，在局促的展厅中专门凸显女校的发展会牺牲展现宁波近代教育体系丰富性与宽广性的空间，而且甬江女中的分量也不够重。他们更希望凸显撰写《三字经》这种享誉全球的宁波教育成就。后来，在策展团队的坚持下，特别是提出以幻影成像等现代展示技术还原民国时期的课堂场景，从而提升观众的现场体验与回头率之后，教育局才最终批准设立该项目。
王韵琴（1911年生）
20世纪30年代甬江女中英文课教师
葛菊娥（1933年生）
20世纪50年代就读于甬江女中
杨宜芳（1934年生）
20世纪60年代担任甬江女中校长
为了尽可能真实地还原民国时期女子中学上课的情景，笔者与摄制公司前往宁波采访了仍然健在的甬江女中教师、学生，获取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并以此为依据制作了甬江女中的课堂影片。然而，教育局领导现场视察后认为该剧场的教育亮点不够突出，建议引入民国教育学界的典型教案以凸显宁波教育的“领先”。这一建议由于无法找到确凿的实证材料，最后被策划团队婉拒了。
甬江女中剧场—校长办公室与校长沈贻芗形象
作为史迹类博物馆，遗址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展品，保护与阐释遗址本体，也是宁波教育博物馆真实性构建的重要使命。虽然在选取阐释内容和阐释的最终目的上，策展团队与教育局团队产生了分歧，但最终达成了共识，折射出文化遗产话语体系与当代政治话语体系的冲突、协商与妥协。
策展团队
围绕遗产本体及其关联场域展开真实性的构建，历史建筑阐释性、观众真实性体验与社会认同感构建的效益最大化是根本目标。认为真实性的构建不应仅仅停留于遗址的物理性保存，在确保原址环境的完整性基础上，对遗址承载的“前遗产化”“前博物馆化”的历史记忆进行准确而生动的“情境化阐释”，触感可及的有形环境与逼真沉浸的无形记忆相结合可带给观众无可取代的真实性体验。
教育局团队
两类话语体系的冲突，既是宁波教育博物馆筹建过程中的关键矛盾，也是中国博物馆真实性构建过程中的常见语境。文化遗产话语体系能较大程度地保障真实性的合理构建。但是拒绝与当代政治话语的沟通与协商，又会导致博物馆项目停滞不前。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寻找共识交集，减少无益的摩擦，同时在内容组织、表达方式与实物本体的真实性上坚持历史客观性的基本原则，或许是话语冲突下的一种解决之道。
内容的真实性
筹建伊始，宁波教育局以分类的思路安排主题展厅，如“教育沿革”“教育思想”“捐资兴学”等，而在策展团队看来，以叙事的方法组织内容，可帮助观众理解和学习，是更有效的做法。从分类转向叙事后，新旧两种策展思路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交织在新文本的编写与评审过程中。
例如，关于宁波古代教育的开端，地方教育志专家与策展团队聘请的教育学家顾问之间就秉持不一样的观点。
地方专家：河姆渡人的教育
余姚河姆渡文化是宁波区域文明的起点，也标志着宁波教育的滥觞。早期文明的传承离不开代际之间的交接，这种口耳相传的方式尽管相当原始，却体现出宁波教育文化的开启。
教育专家顾问：余姚学宫
余姚学宫虽有史料记载，却没有任何实物留存，地方专家担心在展览的开篇就失去了佐证历史的实物证人，“将延绵流长的宁波文明置于何地？将博物馆的权威置于何地？”。
最后，双方都做了妥协，河姆渡文化作为序厅的引子，以较小的空间体量，展现言传身教的原始教育。第一单元则重点凸显汉代余姚学宫，呈现宁波正式教育的开端。
古代教育厅“河姆渡人”与“余姚学宫”
地方专家秉持的分类的、器物定位的展览方式更加接近于客观主义真实性的观点，余姚学宫缺乏实物证据，自然进不了展览体系，而河姆渡文化有实实在在的出土物，所以应该重点表现。
叙事展览则是在历史客观性认识的基础上，呈现器物背后的真实现象，并确保器物所反映的内容贴合主题，沿着叙事主线有逻辑地演变发展。因此，实物固然很重要，但如果不符合展示主题的历史内在逻辑，可能导致展览逻辑的错乱以及信息传播的错误，必须要谨慎考虑是否将其纳入展览体系之中。
博物馆的内容组织真实性本质是叙述话语规范与言语逻辑的客观、明晰。筹建者必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念，遵循历史内在的发展逻辑，在尽量客观的历史叙述语言规则下，开展展览言语实践。展示的内容必须符合已知的研究成果，暂时未有定论的部分，则需要多次调研，并且谨慎表达。
河姆渡文化在教育类专题博物馆的“闯入”，也反映出当代政治话语在博物馆真实性构建过程中的渗透。将教育史的源头回溯至更为久远的时代，与区域文明挂钩，无形中拔高了宁波当代教育的领先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文化遗产话语与正确的历史观念，成为真实性构建的底线。
实物真实性之讨论
实物藏品一直是甲乙双方十分关心的问题。对于甲方，征集文物既是分内工作，也是其分类的、器物定位理念的贯彻，他们重视并努力征集实物。据不完全统计，在正式开馆前，博物馆征集的藏品数量已达2500余件，包括教学教材、获奖证书、奖章奖牌、教学仪器、印刷器材、校园徽章等。对于策展团队来说，实物在叙事体系中扮演着证人的角色，占据着核心位置，尽可能多征集与叙事主题相契合的实物有利于展览阐释力的提升。
关于仿制品，甲乙双方的态度基本一致：尽量争取征集真品，如无法实现，则仿制品也可以接受。对于甲方，在实际的征集工作中，要求每一件实物都是原真件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允许部分仿制品的存在。如宁波市档案馆有许多珍贵的教育史料、名人证件、往来书信等原件，宁波教育局无权要求其移交原件，因此只能以高仿真的方式复制这些实物。对于乙方而言，无论是原真件还是仿真件，只要能适合它所在的叙事体系，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实物真实性的建构是一个充满讨论、调整与妥协的过程，制度障碍、资金不足、技术缺陷、展示理念等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征集过程中原真件与仿真件同时存在。按照客观主义真实性的观点，仿制品不符合物品本真性的固定标准与知识事实，是“虚假”的，没有真实性；而洛温塔尔认为，即使博物馆内的所有实物都是原件，也没有所谓的客观真实性，因为它们都从原生语境中剥离出来了。博物馆将脱离原生语境的实物置入展览构架的语境中，是一种新文化符码下的真实性重建与文化再生产的过程。既然真实性的本质即建构，是“语境化”的动态存在，那么，以建构主义的认识范式，在现有的知识框架下以最大限度的实证态度去制作仿品，或许是更具操作性的方向。
一方面，“真品”是博物馆真实性的核心，加强对它们的系统收藏、科学研究与真伪鉴定是十分有必要的；另一方面，过于纠结是否“真品”，便无法跟上复杂多变的博物馆工作现状。在以知识生产和历史叙述为核心的叙事展览中，找不到满意的“真品”叙事证人是常见之事，在经实证检验与多重证伪的知识框架下，策展人有权力使高仿品作为“候补证人”进入展览话语系统。
形式的真实性
叙事性的强调让各类有益于支持叙事功能的辅助展品要素，在展览中扮演起相当重要的角色，这也意味着博物馆对展览表现形式的真实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王阳明中天阁讲会”是宁波教育史上相当重要的事件，此次讲会后，全国各地的书院都纷纷效仿这种“师生交流、学术探讨”的教育形式，王阳明学说的影响也进一步扩大。为了吸引观众留意、驻足与理解王阳明讲会的教育意义与影响力，凸显宁波对于中国书院教育的杰出贡献，策展团队决定通过情景还原的方式，再现王阳明在中天阁讲学的场景。
王阳明中天阁讲会情景还原
一开始，宁波教育局提出直接按照中天阁的现场摆设复原即可。然而在调查过程中，策展团队发现中天阁讲会复原场景中的桌椅摆放方式是传统私塾与学堂的做法，而强调学术自由讨论、仪式感强烈的书院讲会不应这样布局。所幸，明末刘宗周的《证人社约言》中记载了关于明代讲会制度的具体细节。此书略晚于王阳明中天阁讲会，是对当时讲会仪式的总结，而且王阳明后来在绍兴的蕺山书院也采用了类似的讲会形式，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策展团队于是以此书为依据，制作了中天阁讲会场景。
王阳明中天阁讲会情景还原与参观访客
在表现形式的设定过程中，需要遵守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秉持语境主义的研究态度，立足当下，尽量在现有的知识体系中选择最广泛认同、不易更替的稳定理论与方法，在“假象”与“真相”的两个极点之间，寻找最远离错误的“最小矛盾”或最接近事实的“最大可能”之间的坐标，从而在现有知识范式内尽可能接近逝去的现象。
具体操作：
遵循科学性与实证性。大量掌握实证性的历史资料，按照科学规范制作辅助展品，尽量唤起观众的“真实感”，不必过分追求绝对客观的历史还原，历史意义的解读比执着于复制历史事实更加重要。
遵循实物性。表现方式是为实物的阐释而服务的，辅助展品需要突出实物的地位，控制数量与规模，避免喧宾夺主。
结语
基于宁波教育博物馆的案例，本文探讨了博物馆建过程中的筹建群体是如何参与建立真实性的。在本案例中，政府部门、地方专家、设计公司、博物馆学专家是参与博物馆筹建的主要力量。从筹建过程中可以看出，博物馆的真实性是在筹建群体间的互相协商、妥协的过程中产生的。文化遗产话语与当代政治话语的冲突是筹建过程的重要语境，历史真实性观念的差异、现实操作障碍、如何吸引观众的考量等是促进筹建群体间关于真实性建构而交流、协商与妥协的主要因素。
博物馆真实性的建构场域与基本原则
博物馆的真实性是由实物真实性、内容组织真实性以及表现形式真实性组成的有机体。对于原址类博物馆，在址阐释的真实性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博物馆真实性构成。博物馆的真实性建立在历史客观性认识上，要在实证性、科学性与实物性基础上呈现历史现象，引导观众探索历史现象背后的意义。
实物是博物馆真实性的核心与基础，同时，合理地、实证地运用复制品解读消逝的历史现象，可弥补因实物收藏体系缺陷导致的展示缺憾。
不同的内容组织方式对博物馆真实性亦有巨大影响。叙事型展览是建立在客观真实性基础上的相对真实性，必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念，遵循历史内在的发展逻辑，内容与主题要紧密贴合，展示内容尽可能符合已知的研究成果。以各类辅助展品为主的展览表现方式，是叙事展览真实性的重要组成之一。辅助展品的真实性体现在其对于历史再现的真实程度，以及其带给观众的真实体验感。
表现方式的真实性，需基于“最小矛盾化”与“最大可能性”的原则，重视实证历史，按照科学规范制作辅助展品，同时要明确服务于实物的阐释。
本文改编自《从筹建过程探讨博物馆真实性的建构——以宁波教育博物馆为例》，原文刊载于《博物院》2018年第4期（总第10期）。作者：毛若寒浙江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