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多达171万余件，可以完整看到秦地人民从史前人类至今的整整一百万年的历史。从113万年前的蓝田古猿人，到5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到礼乐文明的赫赫宗周，到一统天下的巍巍大秦，到声名远播的泱泱大汉，最后到万邦来朝、四夷宾服的盛唐长安等等，它都有涉及，说它是历史宝库一点也不为过。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不仅数量多、种类全，而且品位高、价值大。商周青铜器、历代陶俑、汉唐金银器、唐墓壁画等，其中共有762件文物评定为一级文物，其中18件被评定为国宝级，居中国博物馆前列。
显然，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必看的文物，自然是这18件国宝级文物了！
旟鼎内壁共铸铭文四行，28字，大意是说：某年八月初，王姜将原赐予师栌的土地收回，转赐给旟，旟便做此鼎纪念。铭文反映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土地占有制形态，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实物资料。
鼎造型简单大方，内壁铸有铭文19行共207个字，讲述了西周中期一件土地交易事件。大意是说：西周共王五年的正月，一个叫裘卫的人想与他的邻居邦君厉交换土地，于是他把这件事报告给刑伯、伯邑父、定伯等大臣。经过询问，邦君厉表示同意并立下誓言，大臣便命令三有司（司徒、司马、司空）以及内吏实地勘察、划定地界并办理了手续。这篇铭文，反映出西周中期部分土地实际已属私有，但土地的转让、交换和买卖，仍需通过王朝重臣。同时这篇铭文中有确切纪年，因此五祀卫鼎是判断西周中期青铜器的标准器，非常珍贵。
多友鼎，半球形体，器腹较深，蹄足。装饰花纹简单，仅在器腹上部装饰两道弦纹。器内壁有铭文二百七十余字，是建国以来陕西地区出土铭文最多的青铜器之一。铭文记载的，是西周厉王时期与猃狁的一场战争。猃狁此次入侵危及京畿腹地，厉王命令武公派遣多友率兵迎击，激战半个月，先后在采阝、龚、世、杨冢等地战斗，共打了四次大仗，都取得了胜利。杀掉敌军三百余人，俘获二十多人，缴获战车一百二十七辆，夺回了被掳去的人民，将猃狁逐出了周境。武公将多友的战绩报告给了厉王，厉王给予以多友重赏，赐给多友青铜一百多钧。多友特铸此鼎以纪念这件事情。
玉玺印面为正方形，上雕一只螭（chī）虎形象做纽，四面刻有云纹，印面篆书“皇后之玺”四个字，书体流畅，刀法自然娴熟，可见当时的篆刻艺术已达到了高超的水平。此玉玺质地为新疆和田的羊脂玉，温润洁白、有着凝脂般的光泽，极具观赏性。
这件熏炉为青铜质地，通体鎏金鎏银。熏炉的底座上透雕着两条蟠龙，两条龙昂首张口咬住竹柄。竹节形的柄分为五节，节上还刻着竹叶，柄的上端有三条蟠龙将熏炉托起。熏炉为博山形，炉体下部雕饰蟠龙纹，底色鎏银，龙身鎏金，炉体上部浮雕四条金龙，龙首回顾，龙身从波涛中腾出，线条流畅，造型奇妙。整件熏炉被分为三个装饰区域，共有九条龙装点其间。“九”在我国古代象征最高数字，是皇权的一种体现。炉盖外侧铭文可知，此炉是西汉皇家未央宫的生活用器。从同时出土的“阳信家”刻铭的铜器分析，加之历史文献的记载，得知这件熏炉原在未央宫，建元五年（前136年），汉武帝将其赏赐给姐姐阳信长公主。
壶身呈扁圆形，是模仿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契丹族使用的皮囊壶制作而成。唐朝初期政权统一，很多少数民族移居中原，其中包括很多契丹族人。而这件文物恰是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产物。其次，此壶的制作工艺非常独特。壶盖帽为捶揲成型的覆式莲瓣，顶中心铆有一个银环，环内套接了一条长14厘米的银链与提梁相连，壶肩部焊接着一端有三朵花瓣的像弓剑形状的提梁。壶身是先将一整块银板捶打出壶的大致形状，再以模压的方法在壶腹两面模出两匹相互对应奋首鼓尾、衔杯匐拜的舞马形象，然后再将两端黏压焊接，反复打磨致平，几乎看不出焊接的痕迹。
阙楼图仪仗图，绘制于懿德太子墓。懿德太子李重润是唐中宗长子（公元682年—公元701年），也是中宗李显与韦皇后所生的唯一的儿子。大足元年被武则天处死，公元705年中宗重新即帝位后，追赠其为懿德太子，将其灵柩从洛阳迁回乾陵陪葬，并给予“号墓为陵”的最高礼遇。
墓道东西两侧绘制有两幅阙楼图，阙楼是宫门前的标志性建筑。它由高到低共分三层，表明此阙楼为三出阙，这超出了太子本应使用二重阙的标准，显然是由于“号墓为陵”而使用了皇帝的阙楼规格。在三出阙之后是一座角楼，与侧面的城墙相连。唐代的城墙为夯土筑成，城墙上“凸”字形的建筑称为“马面”，是城墙上的防御工事。画面颜色以赭色（艳红色）为主，绿色为辅，红、黄、青色点缀其间，体现了盛唐时期绘画技巧的高超水平。
这幅是绘制在永泰公主墓前室东壁南侧的《宫女图》，高177厘米，宽198厘米，保存最完整，也最为动人，是唐墓壁画中反映女性形象最完美的一幅。图中描绘了九位风姿绰约的宫女，头梳高髻，肩披纱巾，长裙曳地，个个体态丰盈，婀娜多姿。她们手捧方盒、酒杯、拂尘、如意、团扇、蜡烛等，在为首女官的引领下款款徐行，或低语、或回顾、或凝神，描绘得细致入微，生动传神。
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的这幅《狩猎出行图》，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大队人马共有六排，束腰佩剑，驾鹰抱犬，前呼后应。行走在大队人马最前列的是一位身穿紫袍、体态雍容的男子。他的坐骑为一匹披鬃垂尾的白马，与其他人所乘的马匹均剪鬃扎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将马尾扎起这种做法早在秦朝便开始实行，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出土的陶马都是高挽成结的缚尾式。这是为安全所需，避免马在奔跑中的互相干扰。
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的这幅《马球图》，有20余骑马人物，均着深浅两色窄袖长袍，戴幞头，穿黑靴。壁画突出五个持偃月球杖的骑者驱马抢球。前一骑作反身击球状，其余纵马迎击。后10余骑人马，行者骑枣红马，或山间奔行，或驰骋腾空。止者着绿色长袍，红翻领，伫目凝神，无球杖。背景衬起伏山峦，五颗孤零零的古树点缀在空旷的画面上，与墓道东壁的“出行图”中的古树遥相对应。此图是有关马球运动最早的形象资料。
该图表现由6人组成的礼宾行列，左边3人为唐代鸿胪寺官员，右方3人分别为东罗马帝国、高丽和东北一少数民族的使节。此画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而且也为研究唐代中外交往情况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唐鸳鸯莲瓣纹金碗是唐代金器，出土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金碗出土两件，造型、纹饰均相同。纯金质，捶揲制作，造型饱满庄重。侈口，弧腹，圜底，喇叭形圈足。器壁捶作出上下两层向外凸鼓的莲花瓣纹，每层十片，上下轮廓相合。每一个莲瓣单元里都錾刻有装饰图案，上层主题是动物纹，有鸳鸯、野鸭、鹦鹉、狐狸等。下层是单一的忍冬花装饰图案。莲瓣上空白处装饰飞禽和云纹、鱼子纹底。
唐鸳鸯莲瓣纹金碗，可能是皇室用酒器，就已出土的唐代金碗而言，这两件金碗，是仅见的最富丽堂皇的金碗。
这件玛瑙杯，是用一块罕见的五彩缠丝玛瑙雕刻而成，造型写实、生动，杯体是模仿兽角的形状，杯子的前部雕刻为牛形兽首，双眼圆睁，炯炯有神，刻画的神形皆肖。兽嘴处镶金，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其实这是酒杯的塞子，取下塞子，酒可以从这儿流出。头上的一对羚羊角呈螺旋状弯曲着与杯身连接，在杯口沿下又恰到好处地装饰有两条圆凸弦，线条流畅自然。这件酒杯材料罕见珍贵，是极其稀有的缠丝玛瑙，材质纹理细腻，层次分明。工匠又巧妙利用材料的自然纹理与形状进行雕刻，“依色取巧，随形变化”。细微处刻画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是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其选材、设计和工艺都及其完美，是唐代玉器作工最精湛的一件，在我国是绝无仅有的。
1970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窖藏。罐体中心以鹦鹉纹作为主体纹饰，鹦鹉抬首，展翅，翘尾，栩栩如生。折枝花团围绕着鹦鹉，将器物簇拥而绕，形成一种生机盎然的景象。
鹦鹉在唐代被称为“神鸟”，其毛色多彩而艳丽，能学人言，因而刺激了唐人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受到了唐人的格外喜爱。受此影响，鹦鹉成为地方和邻国向大唐王朝所敬贡品之一。
器身其余空白处用鱼子纹填满象征着多子多福。花纹平錾，纹饰鎏金。银罐的肩部有一提梁，提梁能自由活动。研究人员打开罐盖，惊奇的发现在银罐盖子内有墨书“紫英五十两，白英十二两”。紫石英、白石英均为矿石类药物，是炼丹的重要原料。
骆驼站在长方形底座上，引颈长嘶，驼背上的驮架为一平台，铺有色彩斑斓的毛毯，共有八名乐手。其中七名男乐手身着汉服，手持胡人不同乐器，面朝外盘腿坐着演奏，中间有一站立女子正在歌唱，显然这是一个流动演出团。唐代艺术家用浪漫的手法将舞台设置在驼背上，可谓匠心独具。
青釉提梁倒注瓷壶，是五代时期的瓷器，1968年出土于陕西彬县。此壶伏凤式提梁，以花蒂象征壶盖。盖、壶衔接处堆塑哺乳母子狮，母狮张口为流。球形壶腹刻饰缠枝牡丹。
底部中心有梅花形注水孔，造型奇巧，是耀窑瓷器出类拔萃的珍品。
黑釉油滴碗，宋代。高8．5厘米，口径30厘米，底径10．6厘米。出土于陕西渭南。碗大口小足，胎质灰白，通体施黑釉。釉层表面布满了大小不一，称金属光泽的小圆点，这些圆点就像浮在水面上的油滴一样，因此被成为”油滴釉“。油滴釉是黒釉中一个特殊的种类，属于结晶釉。这件是迄今所见同类器物中体量最大的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