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获悉，“无界之涯：从海出发探索十六世纪东西文化交流”近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开展。展览汇集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及荷兰国家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等多家机构的书画、瓷器、文献等文物，共同呈现十六世纪经由海上航行所展开的汇聚与交流的故事。此次展览展期持续至2024年2月18日。
16世纪是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航海家们纷纷远渡重洋，探索未知的世界。这一时期人类首次实现环球航行，各个大陆逐渐串连成一个整体，新航路的开辟不仅带来了贸易繁荣和文化交流，亦推动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对未来的世界产生至为复杂和深远的影响。
展览分成三个单元，“大海的时代”呈现海图、银币及外销瓷等展品，带领参观者进入欧亚双方相遇与彼此骚动的海上霸权时代；“不期而遇”于文献、商品与物产中，追寻各方人群移动、互动及竞夺的踪迹；“多元新貌”从书画、器物、地图等物件，探索艺术、知识与文化层面的交融，以及初次映现人们眼前的“全球”概念。
大海的时代
东亚的贸易秩序，原本以中国明朝的朝贡/海禁体制为中心，但走私贸易亦趋活络。欧洲人加入后，海禁体制更加松动，明朝终于在1560年代末期开放福建省漳州月港，来回应日渐改变的时代脉动。
大量的商品、物种与白银因此首度流通全球，影响所及，人们对海有新的理解，除了获取资源与机会之外，同样也面临许多挑战。大海成为连接陆地之间的通道，一个全新的物流时代就此揭开序幕。
明代重要海洋文献——《东西洋考》，成书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作者张燮，字绍和，福建龙溪人，自署“海滨逸史”。书中依照明朝人于海上导航用的“海道针经”，将各成片段之旧针经融成一体，再增益当代史事，为至十七世纪前期中国东南地区对于所接触的海外诸国及贸易往来情况之总括要著。
书中所列诸国，分为西洋十五国、东洋七国，另有日本及红毛番别列为〈外纪考〉。两洋诸国，先以史略概述，文后另立“形胜名迹”、“物产”、“交易”三项详述。而西洋列国所列者，包括交阯、占城、暹罗、下港、柬埔寨、大泥、旧港、马六甲、哑齐、彭亨、柔佛、丁机宜、思吉港、文郎马神及迟闷等地之地理、历史、气候、名胜及物产等各方面，可谓详尽。
军持是梵语音译，即净瓶，原来是印度的一种日用品。在中国以景德镇和德化窑产量最多，汕头窑（Swatow）亦有出产，明清时期多为外销出口东南亚的贸易商品。此军持约作于盘口细长颈，颈呈觚形、椭圆腹、平底，流做曲线昂首龙形。口至颈由上而下依序装饰环状三角形几何纹、缠枝花纹、云间开光内填锁子纹以及倒蕉叶纹共四层。左右肩部绘有翼龙展开的双翅，腹部绘有波涛纹，背部露出翼龙之鳞片。有学者曾指出此件作品原来可能有盖，已失。
此件作品约作于十六世纪晚期，同时期景德镇产出的军持作品中亦可见象形、蟾蜍形、凤形等。象形与蟾蜍形军持之作例亦可见于伊朗阿德比尔神庙的收藏。青花翼龙纹与波涛纹结合的装饰图像在景德镇十五世纪所生产的青花作品中即开始出现，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宣德（1426-1435）《青花海兽大碗》、《青花海兽高足杯》等。类似的翼龙形军持可见大卫德爵士（SirPercivalDavid，1892-1964）旧藏（现藏大英博物馆）的同为十六世纪晚期的汕头窑《五彩翼龙形军持》。
明廷于隆庆年间（1567-1572）解除海禁，开放福建省漳州月港作为对外贸易的口岸，从此泉州和漳州的商人纷纷通过月港与外连结。满载船舱的陶瓷器类，除了景德镇青花瓷外，也包含一些出产自地方窑口，为早期学界视为汕头窑的作品。这种看法，一直到1980年代，考古工作人员在福建漳州南胜和五寨发现窑址，才出现改变。透过标本与传世器的比对，学界最终得以确认所谓汕头窑，其实包含一部分漳州窑产品。法国吉美物馆收藏的大瓷盘，即是其一种特殊的样式。如图所示，盘面纹样由釉上樊红和孔雀蓝彩绘制完成。盘中心书“天下一”三字，外绕另外的双圈字铭。其中内圈书北斗九星，外圈则由天干、地支和易经卦象组成。字铭之外，另有帆船、海鱼、波涛、山脉和星座图案。由于相同作例也见于日本和荷兰等地博物馆，特别是大坂城下町出土的出土例亦可结合日本藏品，说明十六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东亚与世界接轨，漳州窑瓷器不仅流通于邻近海域，亦远销至欧洲。
值得留意的是，盘心“天下一”的字铭，具有天下定于一个方向的含意，在此脉络下，此类瓷盘或如学者所言，可将之看成是海上航行的备用罗盘。
不期而遇
浩瀚无边的海洋串连成湛蓝色的舞台，经过各方人群一次次的探险，日渐延伸出彼此接触的管道与相遇的契机。世界上不同角落的人群在航向已知与未知的旅程中，不期然地写下令人动容的传奇故事。
展出的《水仙蜡梅轴》为明代仇英所谓。仇英（约1494-1552），字实父，号十洲，江苏太仓人，善作山水、人物、鸟兽、花卉、界画。本幅构思佳妙，绘寒冬中水仙并立，上有蜡梅翩然探入，既指涉香草象征君子的传统，又兼具岁朝意涵。花卉造形精准，姿态高雅，气韵清新；构图、勾勒、填彩之法远溯马麟（活动于1195-1264）《层叠冰绡》等南宋院画，与文人画的表现大异其趣。诸如此类刻画精致、既明艳又古雅、工而不俗的风格，使仇英成为十六世纪苏州地区最著名的职业画家。赝品充斥的情况，表明仇英画作广受艺术市场欢迎，也反映当时苏州品味之一端。
尽管如此，目前仍无资料表明日本遣明使曾积极收求仇英画作。这或许是因为他的身分与画风都被归入职业范畴，有别于文人作品，以致遣明使没有努力接触。直到十七世纪初期，冒称仇英、文徵明（1470-1559）合作的赝品大量出现，画史的眼光才有了转变。
高足碗内外分饰两种釉彩纹饰。器内为青花，如图所示，口下一圈菱格纹，底心作双圈开光，内绘折枝小鸟。器外以矾红彩为底色，加饰金箔番莲。红、金两色搭配，衬托金彩纹样散发出如同织金锦缎般的华丽质感，因此自十九世纪以后，此类作品逐渐使用日本学界付予之“金襴手”名称，通行世界。
青花执壶器表装饰的喷泉，称为“魔法喷泉”。这类执壶传世少见，且多数无纪年款。但因其中之一的新加坡藏品带有“大明嘉靖年制”款（1522-1566），故让学者引以为据，进而将传世所见“魔法喷泉”执壶看成是十六世纪产物。研究者认为，除了款识之外，其实也可从梨形壶器身及其六边形出水长流，对比另一类以葡萄牙佩索托家族徽章为饰的执壶，通过该品为嘉靖年制，来印证学界的推论。
多元新貌
随着大海时代来临，东亚、西亚以及西欧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纷纷主动或被动地加入探索异域的行列，多方人群之间的互动，也让彼此的艺术与文化开展大幅度的交流。
艺术家与工匠们透过模仿、学习、转译，重新诠释似是非懂的异国资源；在误解与理解之中，形塑出东西并包的新知识，创造出形形色色的精彩作品。这些有形与无形的资产，展演出令人难忘的汇聚与交流的剧码，同时也见证人类文明在这个时代中的多元新貌。
自十六世纪中叶起，各种身分和派别的中国画家都投入摺扇画的创作。如展件所示，画家们利用摺扇的弧形画面和可随身携带的特性，创发新的构图、内容与观看方式，使摺扇画成为扇主表述身分、心志与审美观的新媒介，并引起社会各阶层的爱好与追求。
李士达（活动于十六至十七世纪）《平川归渡》也模仿了诗、书、画结合的形式，但却刻意取材于口语化的诗句，并以争渡的喧闹作为画面焦点，反映摺扇已普遍流行，职业画家迎合庶民消费者、表现生活趣味的创作态度。
展出的两件扇形盒，其中之一，盒面模仿摺扇扇面，除了清晰可辨的扇骨之外，亦制成波浪状曲面﹔并装饰山水亭阁景致。至于盒身，则分隔成上下两层，分置两件小玉器。第二件扇形盒，扇骨之外的扇面，保持平整，以高莳绘技法绘制微凸器表的菊花和桔梗。盒内同样贮藏一件玉器。两件扇形盒均是清宫百什件箱匣中，另外存放小型物件的独立置物盒。此类以舶来品漆盒收纳古玩，又可对照文震亨《长物志》的说法，彷佛展现他所强调的一种经过选择，表现在收纳和展阅之间的高雅品味。
这件水器造形像一弯新月。在伊斯兰教义中，新月象征新生的力量。十六世纪大航海时代下，不仅有新航线的开拓，也带来更多可资参考的新元素。再就装饰纹样而言，因近似利纳号沉船遗迹的出水物件，因此可以参考沉船定年，将之视为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的产物。另一方面，对照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十七世纪金属器，亦可反过来说明新月器形或仿自金属器。除了新月器形之外，类似的上弦月后来也和花草树木组成另一款月影图案。以此次展品为例，无论是可视为十五世纪中叶的无款作例，或带有“大明嘉靖年制”款的瓷碗均是其中的例证。特别是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亦出土带有新月纹的标本，从该遗迹位于十五——十六世纪以来中国与西亚往来的过道上，仿佛可以从汇聚其间的瓷器，观察出某种专为伊斯兰市场生产的特色纹样。
该类瓷器主要制造于天启年间的古染付当中，部分以五彩装饰者在日本称为“南京赤绘”或“天启赤绘”，大受欢迎。学者长期以来不知古染付是由景德镇何处的窑所制造，直到近年来在景德镇多处发现类似日本流传至今的古染付，方才逐渐了解制造情况。
本展品所见之处画满了青花网眼，盘子中间有一条同样是以蓝色颜料绘制而成的青花小鱼，四周则是三条以赤绘为主的彩绘鱼儿，与赤绘、绿彩所构成的三条水草交错排列。画工巧妙捕捉“网与鱼”的对比意象，留给观者究竟鱼儿是在网中抑或逃出网子的想像空间。盘底也有网眼纹，圈足扁平内凹，圈足四周形成环状露胎。
古染付与天启赤绘的图案成为日本十七世纪最早的瓷器—有田瓷器的范本，同时强烈影响后世的瓷器。网眼纹样直到今日依旧是日本常见的餐具图案，融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由此可知古染付深受日本人喜爱，已经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