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佛典的学术价值
荣新江
旅博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当中，无疑以佛典最多，数量逾两万片，其中主要部分应当来自吐鲁番盆地各个遗址，但也有一些是出自库车、和田地区。虽然因为出土于佛寺或千佛洞遗址，保存状态不佳，大多数都是残片，但经过我们的比定，其内涵十分丰富，大大推进了人们对吐鲁番乃至整个西域地区汉文佛教典籍内容的认知，有不少极具学术价值，前人常常用“吉光片羽”来形容这些残片，诚非虚言。
自19世纪末以来，吐鲁番盆地各个遗址出土了大量佛教典籍的残片，其中比较大宗的收集品保存在德国国家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PreussischerKulturbesitz）、亚洲艺术博物馆（MuseumfürAsiatischeKunst）、英国国家图书馆（TheBritishLibrary）、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InstituteofOrientalManuscriptsofRussianAcademyofScience）、芬兰国家图书馆（TheNationalLibraryofFinland）、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书道博物馆、静嘉堂文库、中国旅顺博物馆、新疆博物馆、吐鲁番博物馆，数量少一些的收集品则分散在世界各地，其中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图书馆（TheLibraryofIstanbulUniversity）、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GestLibrary，PrincetonUniversity）、日本大阪四天王寺出口常顺氏，等等。
多年来，通过各国学者的不懈努力，许多佛典残片都经过修复、整理、编目和比定工作，有些还有相当丰厚的研究史，在此无法一一列举。目前，我们对于已出土的吐鲁番以及西域其他地区的汉文佛典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但与敦煌佛典的研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以下就从几个方面，来加以阐述。由于大多数旅博藏品出自吐鲁番，但又缺乏清楚的出土地记录，所以为了叙述方便，以下多以吐鲁番出土佛典来指称旅博所藏新疆出土文献，而在最后专列一小节，讨论明确出自吐鲁番之外地区（主要是库车）的汉文佛典。
东汉末年，以公元148年安世高进入洛阳为标志，正规的佛教组织进入中国，开始译经事业。到了西晋时期，“敦煌菩萨”竺法护在河西、长安等地译经，佛教经典大幅度增加。随后的十六国时期，特别是北凉时期，凉州地区翻译了不少佛经，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中有所谓“凉土异经录”。这些经典有些传入中原，有些则因种种原因，未必传入内地。吐鲁番出土写经中，有不少属于高昌郡和高昌国早期的写经，其中是否包括“凉土异经”，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旅博发现的几件早期《无量寿经》（编号LM20-1490-14-01、LM20-1462-29-01、LM20-1454-08-07、LM20-1462-35-01、LM20-1453-17-03），与现存的早期《无量寿经》各本，如吴支谦译《佛说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大阿弥陀经》）、题后汉支娄迦谶译《无量清净平等觉经》、题曹魏康僧铠译《无量寿经》，在结构、形态、用词、语句等方面都不相同。同类的写本也见于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收集品，都来自吐鲁番地区(3)。我们不禁要问，这些早期《无量寿经》是不是只在包括吐鲁番地区的凉州范围内传播？它们或许就是没有进入中原的凉土异经。
早期的佛典写本，不论是否凉土异经，其实都是十分珍贵的材料，旅博所藏《菩萨忏悔文》(4)、《悲华经》(5)、《大般涅槃经》（北本）(6)、《贤愚经》(7)、《治禅病秘要法》(8)、《道行般若经》(9)、《维摩诘经》(10)，以及大量净土经类写本(11)，不论从佛教史还是佛典流传史的研究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橘堂晃一对属于高昌国时期写本的《胜鬘义疏本义》、《胜鬘义记》、《胜鬘经》双行注本，《注维摩诘经》僧肇单注本、《维摩义记》，《法华义记》及其他《法华经》注疏，慧远《涅槃义记》、其他《涅槃经》注疏，《文殊师利菩提经》双行注本等等，做了简要的概说(13)，并专门就《胜鬘义记》做了深入讨论和对比研究，以下据橘堂氏的研究略作陈述。
《胜鬘义疏本义》已知有7个残片（编号LM20-1466-19-01、LM20-1468-21-05、LM20-1451-25-02、LM20-1494-20-04、LM20-1520-37-04+LM20-1460-10-18、LM20-1458-21-16），它们与敦煌本奈93（BD0114）、玉24（BD0113）《胜鬘义疏本义》相同(14)。据藤枝晃研究，敦煌本所代表的北朝经疏，正是日本圣德太子《胜鬘经义疏》的依据，故称“本义”(15)。
《西域考古图谱》下卷佛典附录3-1曾刊布吐峪沟出土建昌二年（556）写《维摩义记》卷四，橘堂氏又从旅博找到另一个写本的《维摩义记》，由10个残片缀合几近完整的一叶（编号LM20-1452-30-01+LM20-1456-04-07+LM20-1462-16-01+LM20-1457-38-07+LM20-1470-23-01+LM20-1457-22-02+LM20-1497-13-04+LM20-1461-01-10+LM20-1462-16-02+LM20-1464-22-02），与法藏敦煌本P.2273（29-16）内容相同(17)。
此外，旅博还有僧肇单注本《注维摩诘经》、惠远《维摩义记》等(18)。
我们在旅博藏卷中，找到数十件《涅槃经》注疏残片，年代均在唐朝以前的高昌国时期。这些残片的内容与现存的萧梁宝亮等人注释的《大般涅槃经集解》、灌顶的《大般涅槃经疏》，以及敦煌发现的二十多件、内容属于数种的涅槃经疏都不相同，经与敦煌本（上博064、BD93、BD2276等）以词、句为单位逐个诠释的涅槃经疏书写体例对比，LM20-1450-18-03、LM20-1469-14-01等残片应当是昙无谶《大般涅槃经》的注疏，与南方偏重义理的学说不同，可能是北方涅槃学初期的产物(19)。考虑到北凉名僧法进（又名道进、法迎）曾从昙无谶受菩萨戒(20)，后来又随沮渠无讳、安周兄弟流亡到高昌(21)，随之而来的有不少北凉僧人，因此不难设想北凉涅槃学此后在高昌传播开来，产生不少具有河西、高昌地方特色的涅槃经疏，这些经疏在其他地方并不流行。
唐朝于贞观十四年（640）灭高昌王国，在吐鲁番设立直辖的西州后，唐朝的制度、文化很快进入到这里，佛教也不例外。中原地区流行的经典，如《金刚经》、《维摩诘经》、《妙法莲华经》，以及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等，也都是西州地区最为流行的经典。我们在旅博藏卷中见到有唐太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LM20-1456-28-11）和唐中宗的《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编号LM20-1505-0680、LM20-1511-0086、LM20-1486-29-10）(22)，表明敕颁的佛典，陆续送到了吐鲁番盆地的寺院。
武则天以佛教宣扬的“女主转世”说作为其上台的理论基础，因此特别重视《大云经》和《宝雨经》。过去我们曾经根据大谷探险队所得《武周康居士写经功德记碑》和德藏MIKIII113（TII）写本，讨论《宝雨经》传播到高昌的问题(23)。现在，我们又从旅博藏卷中找到更多的《宝雨经》写本断片（编号LM20-1464-31-17、LM20-1457-11-15、LM20-1451-24-07、LM20-1456-20-05、LM20-1460-38-22、LM20-1492-03-04、LM20-1506-0780d、LM20-1506-0976-01、LM20-1509-1561-01），说明作为武则天政治宣传品的《宝雨经》，曾经在西州地区广泛传写(24)。
此外，还有唯识学著作(25)、《俱舍论颂释序》(26)、多种《金刚经》注疏(27)等中原僧人著述，又有《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续高僧传》等僧传文献，以及《法苑珠林》等中土著述和灵验记、《冥报记》等佛教文学类作品。这是学界所熟知的，此不赘述。
按照佛教的正统观念，凡是非佛亲口所说的经，就是“伪经”；真伪难辨者则是“疑经”；合称“疑伪经”。目前所见，最晚到东晋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简称《道安录》，已佚），已经为疑伪经单辟一目，意欲禁絶。这一传统，为历代经录所延续。
旅博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中，也有大量的佛教疑伪经，从高昌国经唐西州到西州回鹘时期都有，大多是从中原转抄或当地重抄而得，流传于吐鲁番及西域其他地区。目前已经见到的禅宗系统之外的疑伪经，主要有(28)：
《决定罪福经》，又名《决罪福经》、《慧法经》、《惠法经》，《出三藏记集》即将此经列入伪经，以后诸家经录多入伪经录。敦煌写本中有6个写本，此前吐鲁番写本有3个本子（Ot.5784、出口常顺藏卷114号、Ch/U.6466）(29)。我们幸运地在旅博藏卷中找到7个编号，均为卷下。
《像法决疑经》，隋代《法经录》以下多列入伪经，但在敦煌、房山及日本藏经中都有抄本，数量也颇多(30)。我们在旅博藏卷中找到多个残片（编号LM20-1457-07-04、LM20-1459-02-01、LM20-1459-03-03等），表明此经在吐鲁番地区的流行。
《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又名《大通方广经》，隋代《法经录》以下多列入疑伪经，敦煌写本中有多个抄本，且有藏文译本，德国国家图书馆、出口常顺、静嘉堂文库也藏有吐鲁番残卷(31)，旅博有卷中的两个写本（LM20-1522-18-14、LM20-1505-645e）。
《观世音三昧经》，又名《观音三昧经》，隋代《法经录》以下多入疑伪经，敦煌与日本存有7个编号(32)。CBETA据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敦煌本录入，题“说观世音三昧经”，为潘重规先生拟名(33)，现应该用经录原名。旅博藏卷中，有16个编号（LM20-1517-198等），可见其流行程度。
《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品》，隋代《法经录》以下多列入伪经，敦煌有28号，分属两个系统(34)。旅博藏卷中，我们找到6个编号的写本。
《大方广华严十恶品经》，又名《华严十恶经》等，隋代《法经录》以下均列入伪经录，但敦煌写本中有存，也见于石刻经文，吐鲁番本有Ot.5060一件残片(35)。旅博藏卷中，我们找到6个写本。
《天公经》，隋代《法经录》以下入伪经录，敦煌文献中有3个号，分属三个系统(38)。旅博藏卷中也有3个编号（LM20-1472-04-03、LM20-1472-04-04、LM20-1472-04-06b）。
《斋法清净经》，隋代《法经录》以下都指为伪经，但敦煌文书中有12个写本，德藏吐鲁番文献中有1个写本，分属两个系统(39)。旅博所见，目前已有7件（LM20-1450-33-06等）。
《佛说咒魅经》，隋代《法经录》以下列为伪经，敦煌、吐鲁番、日本颇有存本，分属六个系统，其中吐鲁番所出德藏、出口氏藏、龙谷大学藏卷计5件(40)。旅博藏卷中有6个编号。
《救疾经》，全称《救护众生恶疾经》，又名《救病经》、《救疫经》、《救疾病经》、《救护疾病经》。隋代《法经录》已将其列为伪经，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关于该经的著录。其后，《大周录》、《开元录》等也将该经视作伪经(41)。但此经在民间社会广泛流传，抄本不胫而走，官府累禁不绝。敦煌藏经洞保存有《救疾经》写本43件。《大正藏》卷八五疑似部收录了根据S.2467、S.1198、日本大谷大学藏敦煌本整理的《救疾经》一卷。然而，该整理本卷首残损严重。王宇、王梅《〈救疾经〉补刊》一文，曾整理旅博馆藏该经53件，增补了部分佚文(42)。我们在旅博藏卷中又新发现了13件，总计目前所知有66件，根据字体风格，大概属于43种写本，分属高昌国和唐朝时期。旅博所藏《救疾经》，为探索其在佛教和民间社会所充当的角色和地位，以及该伪经流行千年而不绝的原因，特别是边疆地区疑伪经流行的问题，都提供了丰富的素材(43)。
《善恶因果经》，自《大周录》以下均入疑伪经，但敦煌保存抄本甚多，日本也有传存(44)。另外，敦煌还有粟特文写本(45)。旅博目前发现有12个残片(46)，可见也比较流行。
《大辩邪正经》，又名《大辩邪正法门经》，《大周录》以下列为疑伪经。敦煌保存有4卷完整写本，还有11件残本，龙谷大学藏大谷文书有1个断片（Ot.4986，正背书）(47)。我们在旅博藏卷中找到4个残片。
《佛性海藏智慧解脱破心相经》，又名《佛性海藏经》、《智慧海藏经》，《大周录》以下均作伪经。敦煌写本中有全本1卷、残本6件(48)，其中S.4000有题记：“大唐宝应元年（762）六月廿九日，中京延兴寺沙门常会，因受请往此敦煌城西塞亭供养，忽遇此经，无头，名目不全。遂将至宋渠东支白佛图，别得上卷，合成一部。恐后人不晓，故于尾末书记，示不思议之事合会。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佛道。”(49)可见当年流行情况。幸运的是，我们在旅博藏卷中，也找到一件此经写本，说明也传到了吐鲁番。
《父母恩重经》，《大周录》以下列为伪经，但在民间极为流行，大致有四个传本系统，敦煌有大量抄本，北京房山、四川安岳卧佛院等地有石刻，黑城出土西夏写本，敦煌还出有绢画(50)。此前吐鲁番写本有德藏Ch.3556一件，这次我们在旅博又找到一件（LM20-1464-03-12），与敦煌本相比，要少得多。
《佛说七千佛神符经》，又名《七佛神符经》、《益算神符经》、《七千佛神符益算经》、《益算经》，《大周录》分作《益算经》、《七佛神符经》、《益算神符经》，均定为伪经，以下经录亦皆入伪经录。敦煌发现13件写本，吐鲁番已知有4件（Ot.4397、Ch.989、Ch.2190、Ch.2860）(51)。旅博藏卷中至少有15号残片(52)，分属高昌国、唐、西州回鹘时期，可见流传之广。
《无量大慈教经》，又名《慈教经》、《大慈教经》，《大周录》以下列入伪经。敦煌出有37件写本，分属三个系统(53)。我们在旅博藏卷中，找到6个编号的写本。
《要行舍身经》，又名《舍身经》、《菩萨要行舍身经》，《开元录》、《贞元录》入伪经录。敦煌保存有5件完本，24件残本(54)，可见流传之广。在旅博藏卷中，我们计找到8个残片(55)。
《天地八阳神咒经》，又名《八阳神咒经》，与竺法护译《八阳神咒经》内容迥异，历代经录列入伪经。但这部经典在敦煌、吐鲁番都非常流行，汉文本之外，还有相当多的回鹘文本，有写本，也有刻本(58)。我们在旅博藏卷中，又找到一批此经写本。
《佛母经》，伪经，历代大藏经不收。敦煌写本中有多个写本，分为四个系统(59)。在旅博藏卷中，存有2件残本，可以与Ot.5064缀合(60)，其文字与《大正藏》卷八五（1463页）所刊敦煌本有些出入，或为“异本”。
《佛说十王经》，又名《地狱十王经》、《阎罗王经》、《阎罗王授记经》、《阎罗王授记令四众逆修生七斋功德往生净土经》，历代经录不载，大藏经未收。但敦煌、吐鲁番发现有大量写本，还有插图本。汉文之外，也有回鹘文残卷(61)。今在旅博中发现残片一件（LM20-1507-1010），可以与Ot.3325缀合(62)。
对比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所汇集的敦煌、吐鲁番疑伪经写本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出：（1）旅博馆藏的疑伪经在经典的数量和一部经典的写本数量上，都远远超过此前所知的吐鲁番疑伪经写本；（2）吐鲁番所有的疑伪经基本不出敦煌所存疑伪经的范围，说明这些疑伪经都是中古时期西北地区流行的经典；（3）吐鲁番的疑伪经虽然没有敦煌的疑伪经种类多，但现在已经越来越接近了，个别经典的写本数量，吐鲁番甚至超过了敦煌。
敦煌保存的早期禅宗典籍，对于中国佛教史、思想史、社会史的研究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随着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陆续发现了一些早期禅宗的灯史、语录等类的文献，虽然较敦煌本要残，但因为出土于西域，所以从中原文化向西域传播的角度来看，又别有一番更为重要的意义(63)。我们这次对旅博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典的整理，在禅宗典籍方面，又有不少新的收获，有些是十分重要的收获。
敦煌文献中保存有一件《观世音经赞》，尾题“观音经一卷金刚藏菩萨注释”，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BD03351），首残尾全(64)，据伊吹敦的考证，系北宗禅的重要典籍(65)。我们这次从旅博藏品中检出《观世音经赞》残片33件，从龙谷大学所藏大谷文书中检出1件（Ot.9121r），共计34件，均属于同一写本，楷书，大字正文，双行小注，远较敦煌本书写谨严，十分规整，为精美的唐朝写经。其中LM20-1502-032号写本保存“〔观〕世音经赞”的题名以及4行序的残文；LM20-1469-05-07则有4行序文以及“金刚藏菩萨”署名部分，系与LM20-1502-032上下对应，但不能直接缀合。从内容上看，吐鲁番本的大部分为敦煌本BD03351所缺部分，仅有四片重合。两种文本内容高度一致，但吐鲁番本较敦煌本要有所节略，或许是《观世音经赞》节抄本。无论如何，此次所获34件写本，对于复原《观世音经赞》的全貌以及进一步研究北宗思想，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66)。
禅宗系统的伪经也全面浮现在吐鲁番出土佛典当中。
《佛为心王菩萨说头陀经》是东山法门成立之前的禅宗系伪经，《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著录为伪经。此书影响很大，本文之外，还有“五阴山室寺惠辩禅师”注释本，敦煌石窟发现属于原本的有2件汉文写本，1件粟特文译本；注本有6件汉文本(67)；其中天津艺术博物馆藏171和BD15369（新1569）分别为原本和注本的全本(68)。让人欣喜的是，我们今天在旅博也找到了3件《佛为心王菩萨说头陀经》（编号LM20-1454-07-06、LM20-1457-25-08、LM20-1521-18-04），说明它也传到了高昌地区。
《佛说法王经》成书于武周时期，是禅宗系经典，《大周录》列为伪经，此后大藏经均未收录。敦煌文献中发现有16件汉文写本、7件藏文写本、1件粟特文写本(69)，可见在敦煌流行之广，而且还译成藏文和粟特文，影响深远。过去，吉田豊氏曾在大谷文书中找到三件《法王经》的粟特文断片（Ot.2326、Ot.2922、Ot.2437）(70)，但却没有见到汉文本。后来，包晓悦在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卷中，找到一件很残的汉文《法王经》写本，原为王树枏收藏品，裱于《北凉写经残纸册·五》叶五，据题记系1910年前后出土于吐峪沟(71)。我们这次整理旅博文献，又找到11件汉文残片(72)，可知此经在吐鲁番也颇为流行。
《禅门经》成书于7世纪末、8世纪初，也是禅宗系经典，《开元释教录》定为伪经。此书由神秀的徒孙、禅宗北宗的高僧慧光作序，虽然《开元录》定为伪经，但仍然流传广远，敦煌写本中发现有七个抄本，记录蜀地禅宗灯史的敦煌本《历代法宝记》也有抄录，还有敦煌本《诸经要抄》也有摘录(73)。如今我们又在旅博藏卷中找到1件《禅门经》残片（LM20-1450-09-06），这是在敦煌写本之外首次发现的《禅门经》，意义重大(74)。
《佛说法句经》是唐初编成的禅宗文献，此前发现的敦煌本有22件，吐鲁番本1件（日本出口常顺氏藏234号），其中包括5种注本(75)。我们在旅博藏卷中又找到20件写本，可见传播之广，与敦煌地区写本相映成趣。
净觉撰《楞伽师资记》是北宗系统的灯史，在敦煌非常流行，现在已知有16个编号的14个抄本，另外还有两个藏文本(76)。最近，吉田豊氏在德藏吐鲁番粟特语残片中，找到3件《楞伽师资记》写本（So10100o、So10650（25）+So10311）(77)。无独有偶，我们又在旅博藏卷中找到一件《楞伽师资记》的写本（LM20-1454-05-18），可以与粟特文本相辉映，表明这一重要的北宗灯史，也传到吐鲁番，并且翻译成粟特文了。
旅博所藏吐鲁番文书，不仅有早期禅宗伪经以及北宗禅文献，还有属于荷泽宗的神会语录，即《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其中旅博藏14件，龙谷大学藏18件，总计32件残片，均属于同一写本。神会此书敦煌发现了3件、北庭1件（石井光雄氏旧藏）、于阗1件（MT.b.001）(78)，旅博藏卷填补了此前吐鲁番本的空白，是神会思想在西域流传的又一有力证据。由该写本所存刘澄的序文，与最早集结本S.6557在篇章结构上比较接近，以及使用他本所不见之“磨砖”典故，说明该本为早期集结本。此本在新疆出土文献中的新发现，意义重大，弥足珍贵(79)。
昙旷是长安西明寺的僧人，原籍河西建康（今甘州、肃州之间）。安史之乱后，昙旷在河西讲学，遇吐蕃乘虚进攻唐朝领土，于是从凉州一步步退至敦煌城中，据S.2436昙旷《大乘起信论略述》题记“宝应贰载（763）玖月初于沙州龙兴寺写记”，知他在763年已经在沙州讲学。又据昙旷《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序》：“后于敦煌，撰《入道次第开决》，撰《百法论开宗义记》（即《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所恐此疏旨夐文幽，学者难究。遂更傍求众义，开决疏文（指撰《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使夫学徒，当成事业。其时巨唐大历九年岁次〔甲〕寅（774）三月二十三日。”可见《义记》和《义决》两书，是大历九年三月之前完成于敦煌。到贞元二年（786），沙州百姓与吐蕃“寻盟而降”，敦煌以和平方式转入吐蕃占领时期，昙旷继续在当地讲学，还应吐蕃赞普之命，撰写了《大乘二十二问》(80)。
此前吐鲁番文献中未见昙旷的著作，2005年出版的《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刊布了王树枏旧藏吐峪沟出土的《六朝写经残字册·二》，其叶一九上有一残片，经包晓悦比定，是为《大乘二十二问本》(81)。这是昙旷著作在吐鲁番文献中的首次发现。幸运的是，目前在旅博藏卷中又发现了4件《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编号LM20-1458-04-10、LM20-1464-08-17、LM20-1466-20-09、LM20-1497-24-02）和1件《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LM20-1455-06-07）(82)。
吐鲁番发现的佛典刻本残片，目前已经成为研究版刻大藏经，特别是早期经版的重要材料。旅博也为这项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据竺沙雅章、李际宁等先生的研究，旅博藏品中有《开宝藏》1件、《金藏》17件，而最大量的是《契丹藏》，在1640件版刻残片总数中，占95%！此外还有江南地区雕刻的《毗卢藏》残片，可能还有《崇宁藏》和《碛沙藏》(83)。
旅博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教文献中，有一些佛教典籍目录类的写本残片，主要是道宣的《大唐内典录》，说明西州地区的藏经也和唐朝其他地区的藏经一样，是按照《内典录》编排上架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旅博LM20-1494-29-03、LM20-1451-38-01、LM20-1507-1130、LM20-1469-02-05、俄圣彼得堡Kr4/654、Ot.5452v+LM20-1523-06-53v、Ot.5059v、书道博物馆SH.125-1v等一组残片，都是同一写本，并不能与《大唐内典录·入藏录》勘合，却与敦煌发现的P.3807及S.2079《龙兴寺藏经录》基本吻合。由此看来，此前被学界定为“龙兴寺藏经录”者，并不是龙兴寺一寺的经录，吐鲁番地区也流行着同一种经录，它应当是当时河西、西域地区据以搜集、入藏、点勘佛典的实用目录。这一经录据《大唐内典录·入藏录》编撰，其间的渊源关系应该是《大唐内典录·入藏录》→河西地区经录→敦煌经录、吐鲁番经录(84)。
由于大谷探险队队员缺乏考古学训练，收集品又辗转搬运，所以旅博收藏的很多残片缺少原始的出土记录，虽然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出自吐鲁番盆地各遗址，但也有不少得自龟兹和于阗，目前有些还无法判断。
《西域考古图谱》下卷佛典15刊布《法华义记》第一，标为“库车”出土。橘堂晃一比定旅博有一残片（LM20-1467-28-03）与之可以缀合(85)，说明目前没有标注的残片中，还有不少属于古代龟兹地区的佛教文献。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1)本文系旅顺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合作项目“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整理与研究”［即“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6JJD770006）”］成果之一。
(2)除《西域考古图谱》（国华社，1915年）刊布的带有题记的写本外，属于同一写本的其他残片在旅博藏卷中又有发现，参看三谷真澄《旅顺博物馆所藏〈诸佛要集经〉写本について》，旅顺博物馆、龙谷大学合编《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研究论文集》，京都：龙谷大学，2006年，64—73页。
(3)三谷真澄《旅顺博物馆所藏の净土教写本について》，《龙谷大学国际文化研究》第12号，2008年，29—44页；又《旅顺博物馆所藏の汉文无量寿经写本》，《宗教研究》第83卷第4号，2010年，409—410页；又《ドイツトルファン队收集の初期无量寿经写本》，《佛教学研究》第70号，2014年，1—25页；又《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收集的早期〈无量寿经〉写本考释》，陆帅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2辑，2015年，220—241页。
(5)阴会莲《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悲华经〉之整理状况》，《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研究论集》，104—117页。
(6)王宇、王梅《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大般涅槃经〉（北本）早期写本的缀残及其他》，《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研究论文集》，46—63页。
(7)三谷真澄《旅顺博物馆所藏〈贤愚经〉汉文写本につい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52卷第2号，2004年，236—239页。
(8)包晓悦《旅顺博物馆所藏吐鲁番出土〈治禅病秘要法〉残片研究》，王振芬主编《旅顺博物馆学苑·2016》，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112—122页。
(9)孙传波《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道行般若经〉残片述略》，《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研究论文集》，160—203页。
(10)王梅《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维摩经〉汉文写本残片整理概述》，《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研究论文集》，135—159页。
(11)郭富纯、入泽崇主编《旅顺博物馆所藏新疆出土汉文净土教写本集成》，京都：法藏馆，2010年。
(12)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226页。
(13)橘堂晃一《旅顺博物馆に藏される麹氏高昌国时代の佛教注释书概观》，《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研究论文集》，84—103页。
(14)旅顺博物馆、龙谷大学主编《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以下简称《旅博选粹》），京都：法藏馆，2006年，72、77、162、168页；橘堂晃一《旅顺博物馆に藏される麹氏高昌国时代の佛教注释书概观》，87—88页。
(15)藤枝晃《北朝における〈胜鬘经〉の传承》，《东方学报》（京都）第40册，1969年，325—349页；藤枝晃、古泉圆顺《E本〈胜鬘义疏本义〉敦煌本》，《圣德太子集》（日本思想大系2），东京：岩波书店，1975年。
(16)《旅博选粹》，75—77页；橘堂晃一《トユク出土〈胜鬘义记〉について——トルファン、敦煌そして飞鸟》，《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46集，2007年，266—286页。
(17)《旅博选粹》，71页；橘堂晃一《旅顺博物馆に藏される麹氏高昌国时代の佛教注释书概观》，94—95页。
(18)郑阿财《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注维摩诘经〉残卷初探》，见本书171—208页。
(19)张凯悦《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涅槃经注疏研究》，待刊。
(20)《高僧传》卷二《昙无谶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79页。
(21)参看孟宪实《北凉高昌初期内争索隐——以法进自杀事件为中心》，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135—144页；后收入氏著《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163—175页。
(22)王卫平《关于〈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兼及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残片略考》，见本书255—270页。
(23)荣新江《胡人对武周政权之态度——吐鲁番出土〈武周康居士写经功德记碑〉校考》，初刊《民大史学》第1期，1996年，6—18页；后收入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204—221页。
(24)荣新江《“康家一切经”考》，《旅顺博物馆学苑·2016》，60—73页。
(25)王丁《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唯识学文献小考》，《敦煌写本研究年报》创刊号，2007年，145—164页。
(26)史睿《旅顺博物馆藏〈俱舍论颂释序〉写本考》，《旅顺博物馆学苑·2016》，74—87页。
(27)李昀《旅顺博物馆藏〈金刚经〉注疏小考》，《旅顺博物馆学苑·2016》，88—111页。
(28)刘广堂《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写本综述》对疑伪经有初步统计，《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研究论文集》，24页。目前我们又比定出更多种书，每种书的残片数也有所增加。
(29)铃木裕美《〈决罪福经〉につい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46号第2号，1998年，7—10页；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40—43页。
(30)牧田谛亮《疑经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6年，304—319页；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98—113页。
(31)参看牧田谛亮《疑经研究》，290—303页；上山大峻《敦煌出土〈大通方广经〉とそのチペット译》，《龙谷大学论集》第445号，1995年，55—89页；落合俊典编《七寺古逸经典研究丛书》第二卷《中国撰述经典（其之二）》的《大通方广经》篇，东京：大东出版社，1996年，351—499页；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119—129页。
(32)参看牧田谛亮《疑经研究》，212—246页；落合俊典编《七寺古逸经典研究丛书》第二卷《中国撰述经典（其之二）》的《观世音三昧经》篇，655—698页；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132—135页。
(33)潘重规编《“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第6册，台北：石门图书公司，1976年，1065—1070页。
(34)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149—153页。
(35)徐绍强曾据敦煌本整理校录，收入《藏外佛教文献》第1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359—368页；参看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182—186页。
(36)增尾伸一郎《〈救护身命经〉の传播と〈厌魅蛊毒〉——敦煌、朝鲜の传本と七寺本をめぐって》，落合俊典编《七寺古逸经典研究丛书》第二卷《中国撰述经典（其之二）》，815—852页；并参看同书《救护身命经》篇，501—537页；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204—209页。
(37)孟彦弘《旅顺博物馆藏“佛说救护身命经”考》，《文献》2018年第5期，46—58页。
(38)方广锠整理本《天公经》，载所编《藏外佛教文献》第1辑，369—373页；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215—218页。
(39)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230—234页。
(40)参看落合俊典编《七寺古逸经典研究丛书》第二卷《中国撰述经典（其之二）》的《咒魅经》篇，699—742页；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236—241页。
(41)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250—255页。
(42)王宇、王梅《〈救疾经〉补刊》（一），郭富纯主编《旅顺博物馆学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104—109页；收入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敦煌佛教与禅宗学术讨论会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225—266页。
(43)马俊杰《旅顺博物馆藏〈救疾经〉残片考》，见本书230—254页。
(44)参看牧田谛亮《疑经研究》，336—344页；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322—328页。
(45)D.N.MacKenzie,The“SūtraoftheCausesandEffectsofActions”inSogdian,London,1970.
(46)其中LM20-1452-05-16和LM20-1455-22-01两号收入《旅博选粹》，154页。
(47)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338—340页。
(48)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340—343页。
(49)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306页。
(50)牧田谛亮《疑经研究》，47—60页；张涌泉《敦煌本〈佛说父母恩重经〉研究》，《文史》第49辑，1999年，65—86页；新井慧誉《敦煌本〈父母恩重经〉につい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100号，2000年，680—686页。参看落合俊典编《七寺古逸经典研究丛书》第五卷《中国日本撰述经典（其之五）·撰述书》的《父母恩重经》篇，东京：大东出版社，2000年，3—22页；郑阿财《〈父母恩重经〉传布的历史考察》，项楚、郑阿财主编《新世纪敦煌学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27—48页；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358—373页。
(51)增尾伸一郎《日本古代の咒符木简、墨书土器と疑伪经典——〈佛说七千佛神符经〉もしくは〈佛说益算经〉の受容》，《东洋の思想と宗教》第13号，1996年，78—104页；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384—387页。
(52)其中LM20-1453-13-01一件，收入《旅博选粹》，182页。
(53)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390—394页。
(54)参看牧田谛亮《疑经研究》，320—335页；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448—452页。
(55)其中LM20-1467-16-02一件，收入《旅博选粹》，155页。
(56)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452—457页。
(57)其中LM20-1465-03-03一件，收入《旅博选粹》，156页。
(58)小田寿典《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一卷トルコ语译の研究》，京都：法藏馆，2010年。
(60)《旅博选粹》，187页；橘堂晃一《〈旅顺博物馆藏トルファン出土佛典选影〉补遗》，《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49集，2010年，95页。
(61)杜斗城《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S.-C.Raschmann，“TheOldTurkishFragmentsofTheScriptureontheTenKingsintheCollectionoftheInstituteofOrientalManuscripts，RAS”，DunhuangStudies:ProspectsandProblemsfortheComingSecondCenturyofResearch，ed.I.PopovaandLiuYi，St.Petersburg，2012，pp.209-216。
(62)《旅博选粹》，175页；橘堂晃一《〈旅顺博物馆藏トルファン出土佛典选影〉补遗》，95—96页。
(63)参看荣新江《唐代禅宗的西域流传》，《田中良昭博士古稀记念论集·禅学研究の诸相》，东京：大东出版社，2003年，59—68页。
(64)田中良昭、程正《敦煌禅宗文献分类目录》，东京：大东出版社，2014年，214—215页。
(65)伊吹敦《北宗禅の新资料——金刚藏菩萨撰とされる〈观世音经赞〉と〈金刚般若经注〉について》，《禅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7号，1991年，183—212页。
(66)严世伟《新见旅顺博物馆藏〈观世音经赞〉复原研究》，见本书304—340页。
(67)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343—349页；田中良昭、程正《敦煌禅宗文献分类目录》，220—227页。
(68)方广锠《佛为心王菩萨说头陀经（附注疏）》，同氏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1辑，251—328页；荣新江《书评：方广锠编〈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唐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465页。
(69)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333—337页；田中良昭、程正《敦煌禅宗文献分类目录》，228—233页。
(70)吉田豊《大谷探检队将来中世イラン语文书管见》，《オリエント》第28卷第1号，1985年，50—54页；又见百济康义等编《イラン语断片集成·解说编》，京都：法藏馆，1997年，72—73页，及《图版编》，15页。
(71)包晓悦《日本书道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写经残片册”的文献价值》，《文献》2015年第5期，42页。
(72)其中LM20-1491-25-02一件，收入《旅博选粹》，155页。
(73)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474—478页；田中良昭、程正《敦煌禅宗文献分类目录》，233—236页。
(74)王典典《新发现旅顺博物馆藏〈禅门经〉残片考释》，待刊。
(75)猪崎直道《敦煌本法句经の诸本について》，《宗教研究》第71卷第315号，1998年，268页；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287—300页；田中良昭、程正《敦煌禅宗文献分类目录》，238—249页。
(76)田中良昭、程正《敦煌禅宗文献分类目录》，31—37页。
(77)吉田豊《ソグド语译〈楞伽师资记〉と关连する问题について》，《东方学》第133辑，2017年，31—52页。
(78)田中良昭、程正《敦煌禅宗文献分类目录》，31—37页。
(79)李昀《旅顺博物馆藏〈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见本书282—303页。
(80)关于昙旷的生平著作，参看上山大峻《西明寺学僧昙旷と敦煌の佛教学》，氏著《敦煌佛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馆，1990年，17—83页。
(81)矶部彰编《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下卷，103页；包晓悦《日本书道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写经残片册”的文献价值》，40—41页。
(82)上山大峻《敦煌·トルファン出土写本研究の现状と展望》对此做了提示，但没有深论，见《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研究论文集》，33页。
(83)竺沙雅章《西域出土の印刷佛典》，《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研究论文集》，118—134页；李际宁《关于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木刻本佛经残片的考察》，《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研究论文集》，230—244页。
(84)王振芬、孟彦弘《新发现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经录——以〈大唐内典录·入藏录〉及其比定为中心》，《文史》2017年第4辑，171—196页。
(85)《旅博选粹》，209页；橘堂晃一《旅顺博物馆に藏される麹氏高昌国时代の佛教注释书概观》，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