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我看到这样一条新闻，“李振盛《红色新闻兵》荣登2003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榜首”。
李振盛《红色新闻兵》荣登2003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榜首
最新一期《美国摄影》（AmericanPhoto）杂志将《红色新闻兵》(Red-ColorNewsSoldier)评选为2003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并名列榜首。这是《美国摄影》创刊35年以来第一位中国摄影家获此殊荣。这本摆放在欧洲和美国书店橱窗里的摄影画册相当引人注目，主流媒体也报导了画册及其作者李振盛的生平故事。
对於国际摄影界和出版界来说，具有权威地位的《美国摄影》每年一度“世界最佳摄影画册”的评选结果，被视为如同《时代》杂志编辑部每年评选“世界风云人物”一样重要。
李振盛是中国着名摄影家。这本《红色新闻兵》采用图片编年史方式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事迹。画册中的20幅作品曾於1988年3月在中国摄影公开赛“艰巨历程”中荣获最高奖──系列新闻照片大奖。画册的首页是中国原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91岁高龄时，於2001年1月专门为该画册挥笔写下的苍劲有力的题字：“让历史告诉未来──李振盛‘文革’摄影作品集”。
《红色新闻兵》画册由具有80年历史以出版艺术类画册享誉世界的英国菲登(Phaidon)出版社推出，由曾两度担任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评委和评审团主席的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RobertPledge)主编。该画册在主编普雷基领导下的编辑小组历经三年多的精心策划、编辑、撰写，从李振盛40年前任《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期间拍摄并珍藏的3万多张底片中挑选出285张照片汇编而成，由耶鲁大学着名中国近代史学者史景迁(JonathanD.Spence)教授为画册撰写前言。另外，美国作家雅克·曼纳斯（JacquesMenasche）与《红色新闻兵》展览和画册项目总协调人江融在三年中对李振盛作了长达200多个小时的访谈，曼纳斯执笔撰写了3万多字的李振盛口述自传体回忆录，贯穿在画册五个章节的前面，为读者了解“文革”提供了一个中国摄影家作为目击者和记录者的第一手图像资料和心路历程。
画册封面及版式设计别具一格，简洁清新，鲜红色塑料皮封面十分抢眼，看似“红宝书”，封套是李振盛1965年拍摄的一张“四清”运动中“万人对敌斗争大会”的照片，视觉效果异常醒目。
到目前为止，《红色新闻兵》已出版发行了法文、英文、德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等版本，另外十几种语文版本正在陆续出版。为配合《红色新闻兵》画册的出版发行，由法国文化部主办的《李振盛：一位中国摄影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影展於去年6月27日至9月28日在巴黎法国摄影历史博物馆展出三个月，引起极大轰动。该展览在法国创下两项历史纪录：一是创下摄影历史博物馆有史以来购票参观影展人数最多的纪录，二是创下法文版画册在该展览场地销售逾千册的最高纪录。
该影展目前正在意大利展出，并将陆续到已签订展览合同的英国、德国、西班牙、比利时、奥地利、荷兰、瑞士、瑞典等15个欧洲国家巡回展出。同时，在北美洲、南美洲、亚洲、澳洲和非洲有25个国家博物馆已签约或预约展出该影展。为配合签约展览的国家不断增多，并加快巡回展览的进程，该影展的策展人罗伯特·普雷基特别赶制了5套影展作品，可同时在世界各国交叉巡回展出，并将原定的三个月展期缩短为两个月，这样仍需8至10年方能结束预定的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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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这个名不符实的大奖以外，这篇新闻中其他地方大致属实。《红色新闻兵》确实是一本值得一看的摄影集。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照片，大开眼界。
历史告诉未来---李振盛“文革”摄影展览和画册编辑追记江融(纽约)
配合该展览还同时推出摄影画册《红色新闻兵──一位中国摄影家在文化大革命的心路历程》(Red-ColorNewsSoldier)法文版,该画册的英文版於2003年10月中旬起，先后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地推出。到目前为止，《红色新闻兵》已出版发行了法文、英文、德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等版本，另外十几种语文版本正在陆续出版。该摄影展和摄影画册是中国着名摄影家李振盛从“四清”到“文革”十几年拍摄的精彩作品的结晶。2004年最新一期《美国摄影》杂志将《红色新闻兵》评选为2003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并名列榜首，这是中国摄影家首次获此殊荣。该杂志主编特地以两页篇幅专文介绍李振盛和《红色新闻兵》画册，称赞它是“近年来最重要的摄影画册之一”，认为它已成为“20世纪最凶恶时代之一的历史见证”。
缘起北京
该展览和画册是由曾经作为世界五大图片社之一──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RobertPledge)与李振盛和笔者在三年前共同策划,但缘起於1988年。当年三月份，李振盛20幅“文革”组照在北京举办的“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中，获得“系列新闻照片大奖”，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称赞李振盛：“你为人民记录了历史，为社会、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人民会感谢你的！”之后，这些获奖照片随同“中国新闻摄影50年”大型摄影展，先后到比利时、波兰和前苏联等国家展出。普雷基在欧洲看过这个展览，对李振盛的照片印象深刻。
普雷基碰巧於1988年11月率领一个由世界着名摄影家组成的代表团访华，先是参加上海“国际摄影节”，然后，在北京举办“新闻摄影周”，由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摄影师参加，笔者当时应邀担任普雷基的翻译。摄影周期间，组织了内容丰富的摄影学术讲座和研讨会，并在首钢、仪仗队、寺院等地进行实地拍摄，然后进行讲评。同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联系图片社新闻摄影十周年──越南战争以后的新闻摄影》和《目击者：世界新闻摄影30年》两个大型摄影展，观众等待进场参观的人数之多，一直排队到天安门广场，并发生将展板挤倒的现象，该摄影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摄影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北京期间，普雷基特别要求会见李振盛，在观看了他的60幅照片之后，称赞李振盛“真实地记录了一段历史，记录了一个时代。”
重逢纽约
1989年，笔者来到联合国工作，与普雷基在纽约重逢并保持联系。《纽约时报周刊》在1996年5月“文革30周年”之际以4页篇幅发表了李振盛纪实照片，同年10月，李振盛应哈佛和普林斯顿大学邀请，作为访问学者到这两所名校举办“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的幻灯放映和演讲会。1998年11月，经朋友介绍，笔者认识李振盛教授，并邀请他到联合国中国书会举办“黄河文化”幻灯放映演讲会。1999年8月，我有幸与他一道结伴去西藏旅行摄影，因此结下了不解之缘，共同商定设法通过普雷基将他的照片以展览和画册形式推出。与此同时，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普雷基正在寻找李振盛，希望能使用他的一些“文革”历史照片，因此，在笔者的联系之下，普雷基与李振盛在分别了12年之后，再次於2000年在纽约重逢,在看过李振盛从国内带来的大量“文革”底片之后，他决定作为李振盛作品的全球总代理，并开始共同策划这个展览和画册的项目。
轰动巴黎
非常巧合的是，李振盛摄影展世界首展在法国开幕时，在巴黎，有另外三个大型摄影展同时举行。
在新建成的国立图书馆，展出世界新闻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勒松(HenriCartier-Bresson)题为《他到底是谁？》的终生回顾展。众所周知，布勒松是以“决定性瞬间”理论着称於世，其作品的构图之完美，简直无懈可击。在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正展出法国的另一名摄影大师雅克-亨利·拉蒂克(Jacques-HenriLartigue)的作品，他与布勒松正好相反，一直是业余摄影师，凭直觉拍照，而没有功利的目的。因此，他的照片优雅而不失平庸，而且富有对生活的热情，自由自在。
在奥塞(Orsay)博物馆，正展出纪念法国人路易·雅克·达盖尔(LouisJacquesMandeDaguerre)的摄影展，达盖尔是在涂银的铜版上产生出一种独特的直接正像。1839年8月19日被法国科学院与艺术院誉为达盖尔摄影法，从此摄影术诞生。
罗伯特·普雷基担任过2001年第44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国际评选团主席，根据他30多年从事新闻摄影事业的经验曾说过：“巴黎是世界的文化艺术之都，因此，李振盛的影展选定在巴黎首展，法文版画册在巴黎首发。只要能感动巴黎，就会感动世界；只要能轰动巴黎，就会轰动世界。”
历史的巧合
李振盛摄影展将法国作为第一站，既是历史巧合，又十分贴切，至少有三个理由。
首先，李振盛是学电影摄影出身，1963年毕业於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大学期间，他先是学习电影摄影，后改学新闻摄影。法国既是摄影术的诞生地，又是电影发源地。1826年，法国人约瑟夫·尼舍福·尼埃普斯(JosephNicephoreNiepce)拍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照片，后来，达盖尔与其合作，发明了摄影术。法国人卢米埃尔(Lumiere)兄弟共同发明的奥托克罗姆干版和李普曼彩色干涉工艺，对彩色摄影的发展作出决定性的贡献，同时，他们也发明了第一部商业用途的电影放映机，对电影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李振盛的全球摄影巡回展在巴黎首先展出，是对摄影术和电影发明术的一种特殊的致敬。
其次，作为新闻摄影家，李振盛的摄影展特别选在新闻摄影大师布勒松的诞生国首先展出，原因是李振盛与布勒松两位摄影家之间的确有许多可比之处，例如，他们从小都受过绘画训练，曾立志成为画家。他们都曾学过电影摄影，因此,都喜欢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拍摄一个突发事件的连续画面过程。
与布勒松有30多年交往的罗伯特·普雷基，为编辑策划李振盛的画册及影展，三年里看过李振盛上万张“文革”底片，他曾说过：“李振盛与布勒松在摄影艺术追求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如他们都共同致力於纪实摄影，拍摄时特别讲究原始构图美，都喜欢拍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系列组照等等。两个人语言互不相通，两个人年龄相差两代人，两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有天壤之别，可他们的艺术理念是相通的，艺术追求是相同的，他们在不同时空、不同国度从事纪实摄影，都在为历史存照。”
李振盛拍摄黑龙江省长李范五被“剃鬼头”全过程的组照,被耶鲁大学中国近代史学者史景迁教授称赞为是“李最杰出的一组系列照片”。这些照片与布勒松1945年在德国拍摄到一名曾与盖世太保同居的女人在战后被民众羞辱的画面，有异曲同工之处。
李振盛拍摄的被批斗者面对一大批观众的画面,与布勒松1948年在北平拍到的一名警察面对一大批民众的照片十分相似。1949年布勒松在上海记录学生和民众上街欢迎解放军进城的照片，背景也是使用巨幅毛主席肖像，乍看上去类似於李振盛在“文革”时拍照的许多构图。
更关键的是，他们俩人都是在历史的转折时期，不仅目睹历史的发展，而且用镜头记录了历史的碎片，由这些众多的碎片组成了一卷历史的画册。布勒松在1948年12月解放军进城之前，在北平停留了12天，然后又在解放军打过长江之前，到达国民党占据的南京，拍摄到国民党撤退的情形，之后又去上海拍摄了民众的恐慌，把中国人当时的贫穷、落后、木讷和昏庸状况展现在镜头之中。
1960年李振盛在长春电影学院读书时，曾经将布勒松作为主要批判对象，他的老师和同学们在公开场合都要故做严肃批判的姿态，但暗地里对布勒松的作品和摄影理论倍加赞赏，也作过许多研究。至今他仍保存着43年前写过的一份批判布勒松的原始材料。所以，他在拍摄过程中，也采用了类似於“决定性瞬间”的办法，捕捉了不少稍纵即逝的历史瞬间，因为电影出身，他的构图完美，这次他的画册采用的285幅照片和影展中的152幅照片，均未进行剪裁，保持原始构图的效果。
同时，他也有凭直觉拍摄到的许多“文革”期间除批斗、武斗之外的百姓生活和生产的画面。另外，李振盛从小酷爱电影，在中小学及读电影学院期间，受苏联电影的影响很深，因此，在他摄影作品中，能感受到历史事件大场面的气势，以及局部细节包括人物面部表情的心理表现。
最后，李振盛展览在巴黎首展的意义，还在於1968年至1969年，全世界都掀起学生运动的风暴，而这场风暴的起源应该说随“文革”的爆发而蔓延全世界，当时从1968年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学生的反战和罢课，到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一直到1969年日本学生占领象征体制和学术权威的最高学府──东京大学安田讲坛。这些运动中的许多学生都是自称为“毛派分子”，尤其是1968年5月6日，巴黎学生占领了索邦大学(Sorbonne)，与政府的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后引发全国工人大规模罢工的革命,因其发生地在巴黎塞纳河的左岸，史称“左岸运动”。据了解，在参观李振盛“文革”摄影展中的许多观众，都是当年法国的“红卫兵”，不知在经过30年的人生经历之后，当他们看到曾崇拜过的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革”运动的历史镜头时，会作何感想？
历史的记录者
1963年，李振盛到《黑龙江日报》担任摄影记者，当时还不满23岁，刚从电影学院毕业，踌躇满志，血气方刚，他参加了“文革”序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此，他作为专业摄影记者的生涯始於“文革”历史的萌芽期，加上他对新闻的高度敏锐、专业的严格训练，对自己事业成功的强烈愿望，以及对工作的细心严谨，都使得他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有心人”。他的导师──吴印咸曾对他说过，“摄影记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这一切似乎都在冥冥之中决定了李振盛将成为“文革”历史的记录者。
他在1966年5月16日“文革”开始之前不久，从参加“社教”所在的农村返回报社，以巨大的革命热情投身到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如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开始时，他也相信这场革命是正确的，所以使用“正面”的角度，按照报社领导的要求，去完成拍摄任务。然而，当他看到哈尔滨市的地标建筑──圣尼古拉大教堂被夷为平地，看到中国北方名寺──极乐寺珍藏的佛经被付之一炬，他开始暗自疑惑了：这不是在“革文化的命”吗？接下来，看到省长李范五和省委书记任仲夷等人被造反派批斗，两派对立的造反派学生之间停课武斗，许多革命群众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甚至被枪决，他开始将镜头转向这些“负面”的场景。
当他发现佩戴“红卫兵”的红袖标，能使他更自由拍摄这些场面时，他在报社与其他几位年轻人成立了“红色青年战斗队”，并被“全国新闻界革命造反者总部”授予印有毛泽东手迹的“红色新闻兵”袖标，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拍摄到造反活动的各种事件，在“文革”极为激烈的头三年中，拍摄到大量难得的历史资料。1967年1月大夺权风暴中，他所在的“红色青年战斗队”受到哈军工等院校红卫兵的支持，成为报社的掌权派，他也成为报社革委会的常委，一年半之后，他又被省革委会派到报社的干部和支左的红卫兵所打倒，并被批斗，然后送到中国第一个成立的“柳河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在干校期间，他仍然找机会拍摄周围的情况。林彪出逃身亡的事件发生后，他从干校又回到报社摄影组工作，并被提拔为摄影组组长。在“文革”后期，他又拍摄到许多珍贵的镜头，包括西哈努克访问哈尔滨、“批林批孔”运动，抓革命、促生产，革命样板戏，毛泽东去世的追悼活动，以及“四人帮”被打倒后老百姓欢庆的情景。在“文革”结束之后，又拍摄到王守信被枪决的过程，作为《红色新闻兵》画册的尾声与后记。
历史的观照
2003年正好是中法文化交流年,10月正式在巴黎开幕,7月5日在阿尔勒举行的摄影节也是以中国为主题，共有约20位中国摄影家的作品参加。2003年在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中国现代艺术和摄影展，规模也是空前的。因此，在这些活动开始之前，法国人有机会看到李振盛“文革”摄影展览，使西方人对中国近代史上这段仍然不太了解的历史，对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情况，通过展现在他们面前的这些记录十分完整、真实的照片，能有一个历史的观照。这个展览和画册项目的宗旨是，尊重历史，尊重摄影和艺术，兼顾“正面”和“负面”的照片，以纪实性的历史镜头摆放在观众面前，使观众反思“文革”这场人类大灾难的起因、后果和教训。
该画册的法文版书名定为《一位中国摄影家的小红书》，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为本书题词：“让历史告诉未来──李振盛‘文革’摄影作品集”，印在画册首页。耶鲁大学着名中国问题学者专家史景迁为画册撰写了前言，另外，美国记者雅克·曼纳斯（JacquesMenasche）和笔者在三年中对李振盛作了长达200多个小时的访谈，曼纳斯执笔撰写了3万多字的李振盛口述自传体回忆录和介绍“文革”不同时期的概况贯穿在画册的各章节之前，为人们了解“文革”提供了一个中国摄影家作为目击者和记录者的第一手资料。
李振盛在其画册和展览项目开始时表明，之所以希望将这些寻常百姓的故事，以及保留了30多年的照片公诸於世，目的是“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作为人类共同的遗产，李振盛所拍摄和收藏的几万张“文革”底片，将会成为历史的宝贵资料，李振盛的摄影展能在法国摄影遗产博物馆首展，并在世界巡回展出，是再合适不过了。即使今后人们或许不会记住这位曾被美国《纽约时报》周刊称为“当今中国英雄”的姓名，但他拍摄的这些历史照片将会永存。
该影展目前正在意大利展出，并将陆续到已签订展览合同的英国、德国、西班牙、比利时、奥地利、荷兰、瑞士、瑞典等15个欧洲国家巡回展出。同时，在北美洲、南美洲、亚洲、澳洲和非洲有25个国家博物馆已签约或预约展出该影展。
为配合签约展览的国家不断增多，并加快巡回展览的进程，该影展的策展人罗伯特·普雷基特别赶制了5套影展作品，可同时在世界各国交叉巡回展出，并将原定的三个月展期缩短为两个月，这样仍需8至10年方能结束预定的展出。
注：(本文作者江融系《红色新闻兵》展览和画册项目总协调人，并参与该展览和画册的编辑及翻译工作，现任联合国摄影协会主席。)
您好,
我的怀疑是基于以下的事实,
1、得奖消息在西方媒体中没有任何报道；
我只是对这项荣誉是否真的具有“权威地位”表示怀疑，对摄影集本身，我的态度是很肯定的，并且推荐年轻的朋友都去看一看。
此外，动辄就扣上“极左”的大帽子，这又算不算是一种文革作风呢？
首先，请你看仔细了，我的每个帖子里都有真名实姓。真正的“无名氏”是你。
鉴于你不认为“具有权威地位的《美国摄影》每年一度世界最佳摄影画册的评选结果”是一项大奖，我已经在上面的回复中将其改称为“荣誉”。如果你认为这根本不是一项荣誉的话，我连这个词也可以改掉。
我对这本摄影集本身并没有怀疑，我怀疑的是这篇报道的含金量。我可以请美国的同学将《美国摄影》找出来，看看原始消息是什么样子的，但我现在还不想麻烦他。
至于说到“总是冲着咱中国人来邪劲”，我觉得比起你来我还差得远呢！
既然你有这一期《美国摄影》，那么再好不过。请你将原件或复印件寄给我，我公布在网站上，请大家来判断。
另外，在这里的首页上就有我的姓名。我做网站已经3年了，从第一天开始在网上用的就是真名。
我再来重申一下我的态度吧。
如果我说错了，我会比你更严厉的责备我自己；如果我的怀疑是正确的，那么我是不会退让的。
希望能够看到这件事的真相，2004年第一期的《美国摄影》我一定会看到它的。
三位花甲之人2004年5月28日
我确实还没有看到那一期的"美国摄影",如果您有的话,希望能够提供.
至于您提到的那些国内媒体的报道,这并不能否定我的怀疑.它们报道了这件事,并不等于这件事就真的是这样.
您不会不知道最近的西安假彩票案吧,国家公证机关尚且有参与作假的嫌疑,何况区区几家媒体呢
最后,有朋友提供了历年来"美国摄影"杂志的封面网址,不知您看后有何感想
我也看到了OPC向《红色新闻兵》颁发大奖的消息，但那是“Bestphotographicreportingfromabroadinmagazinesandbooks“（最佳海外摄影报道），和上文提到的”2003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不是一回事，两者不能混淆。
至于您认为，“对於国际摄影界和出版界来说具有权威地位的”《美国摄影》，拥有这样的封面很正常，不仅令我大为诧异。
我想请问您，为什么封面上的那些女郎个个摆出性感挑逗的姿态，难道只有这样才能表现人体艺术吗？为什么封面上只刊登女郎，不刊登其他照片呢？这看上去像一本严肃的杂志吗？
依我看，被这样的杂志授奖并不是一件值得吹嘘的事。
回头再看报道的原文：
“对於国际摄影界和出版界来说，具有权威地位的《美国摄影》每年一度“世界最佳摄影画册”的评选结果，被视为如同《时代》杂志编辑部每年评选“世界风云人物”一样重要。”
评价这句话，说得轻一点是“夸大其词，自我吹嘘”，说得重一点就是“沽名钓誉，欺骗国人。”
小阮：看来你真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年轻人，我们不再跟你浪费工夫、费口舌了。说来说去，你怎么就不敢说出是否把我们的信转给你的父母看了没有，他们读后有什么感想呢？我们猜想他们或多或少也会经历过“文革”风雨，他们在今天绝不会像你这样抱持极左的态度来对人对事的。小阮啊，你可以狂妄到不尊重任何人，但总不至于连你的父母都不尊重吧。那好，你就多听听老人言吧。
顺便说几句，从我看到的几张《红色新闻兵》中的照片来看，这应该是一本好书；但是一本书本身如何是一回事，别人给它发什么奖是另一回事，新闻媒体如何进行报道又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了。李振盛这本书直接针对了我们民族的独有记忆，普通外国人对文革能了解多少？因此没必要指望他们能作出太多的热烈反应。而如果拿AP这样一份杂志的评选来作造势宣传，说是自贬身价或许太过刻薄，但至少是没有必要。至于拿起芝麻当西瓜，把一个小奖说成权威奖项，一旦被拆穿，岂不可惜了一本好书？
小a说的很好啊。
我没有对任何人的偏见，更谈不上是极左。我只是想知道事实真相。
我的看法是，文革应该被记住，这样一本摄影集应该得到宣传，但是上文引用的不实报道，以及报道背后隐藏的功利和虚荣思想必须被揭露和纠正。
我虽然不了解这件事情的真相，但是我认为既然有人怀疑，不应该害怕去搞清楚。我们国家的很多事情不是无政府主义弄坏的，而是大家对政府盲从弄坏的。大家想当然的认为老人的话，权威的话，组织的话是对的，这样国家就没有民主，无法进步。你看西方发达国家，大家都去挑政府和所谓权威的刺，这样政府才能好好的为人民服务，权威才能保持权威。在这里争论的人都是中国人，都是为了中国能更好，那么对一些黑暗的东西藏着并不是正确的态度。大家应该团结起来，让中国早日成为一个民主发达的国家。
请你瞪大眼睛看一下，我原文是怎么写的，我肯定了什么，又否定了什么，然后再来发言。
看到你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不顾事实，在这里改头换面、枉费心机的混淆视听、无端指责，我不禁要问，你到底是什么人？有什么痛处被我说中，我的这些言论到底影响了你什么样的利益？
我认为，对于一部好作品来说，失实的宣传完全有损无益。因此，揭露假新闻，同时也可以是对李先生作品的致敬，有如为名画拂去灰尘。
看网页上的说明，很多外交部的大员都在吹捧这个江翻译，想来他也是个交游广泛、了解美国的人。但是为什么他却偏偏要写一些夸大其词、欺骗国人的报道呢？
再补充两句：站长或其他人想要系统总结这次事件的话，最好尽快把我上面链接里的图片存下来，因为pbase的网上相册免费试用期只有一个月。还有就是，我想我知道为什么这条blog会被人跳出来攻击了：用google搜索“红色新闻兵”，第一个结果就是这一页。读书公园的pagerank比较高哦！
另外嘛......（偷偷的说）小a啊，你的摄影技术确实不高明，:-)
呵呵，我的摄影技术也不高明，所有照片都是经过photoshop捣腾的，:-)不过，你照的那几张解析力都不好，也许是焦距没对准吧。
另外，origin也看不清.......
下面这张也看不清吗？
咦，上面的网址不能访问呢。
好吧好吧，那这张乜？别让IE自动缩放图片。
怎么搞的，上面两个网址你都可以访问？
AP在美国都不多见，何况国外呢？我想不太容易找到吧。
至于说到对假新闻的态度问题。我也承认现在多如牛毛，管不胜管。但是，既然揭露它只是举手之劳，为什么不去做一下呢？至少对那些作假者也是心理的震慑，令他们不敢太胡作非为。
这么说站长是无法确定在哪一期对吗另外我不知道站长为什么说AP在美国不多见？而且美国不多见就不好找网上都有卖啊。
呵呵，对不起，我当初没有找到多少关于AP的资料，所以觉得它是本小杂志，不好找。
另外，应该是在2004年第一期，不会有错。
有一句古话，“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知你是否听说吧？
明明报道中有不实之处，却不虚心接受批评，反而百般抵赖、千般辩解，我真为你感到羞耻。
这位不知叫做花甲人还是过路人还是读书人的先生：网络上的争论，绝少有能最后达成一致的，尤其是如果有利益牵涉的情况。不过这不要紧--旁观者自然心里有数。你真的认为有人看不出，前前后后这么多名字都是你一个人吗？
阮站长现在这条网络日志，从一开始就说明了批评的只是夸大不实的新闻，而不是书本身；书不好的话，揭穿假新闻可以换它本来面目，书好的话，揭穿假新闻还它清白。真正的好书只用内容就可以赢得读者，没有自信的人才要依靠炒作。
我的确是在美国还没找到AmericanPhoto2004第一期，不过那是因为我平时要上班，周末才好跑图书馆。另外，我什么时候说2004年第一期封面是摄影家了？我说的是“最新一期”，也就是2004年第三期啊。
小a，你去看下面的网址，他们改口了。不再提“名列2003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榜首”了，而是“2003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之一，并名列前茅”。呵呵，我想你的揭露起作用了。
最新消息：今天我终于在图书馆借到2004第一期AmericanPhoto了。好像比2003第一期强哩。封面上也把评选的年度最佳影集的作者列了一些出来--非常遗憾，李振盛的名字不在其中，被一句"andmore"带过去了。李振盛的书在社论中出现得并不靠前，不过编辑对于几本相当于历史资料的影集稍微着重说了一句；该书的专页介绍排在第二位，说是名列前茅还多少有些根据，荣登榜首就不知怎么来的了。
杂志周六之前要还，不过这周四我要出门，周六当天才回，所以估计周三就得还书。我趁着周末尽量多拍几张照片放到网上吧。
唉，如果我是你的话，早就知趣一点，不再跳出来说话了。
一则，你在上面已经几次表态，再也不来光顾本人的网站了，出尔反尔，不太好吧？
二则，你觉得指出，早在我揭露之前，你们就已经改口了，很光荣吗？
在事实面前，任何掩盖只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你辩解得越多，就暴露得越多，望你三思。
谢谢小a的翻拍和说明，我已经把它整理进Blog了，永作纪念。
我想事实都已经在面前，一目了然了，没有必要再争论什么了。
我希望更多的人会看见这个长长的帖子。
上面那位老是批评我、称我是极左、“只会对中国人来邪劲”的老先生，如果你能送我一本《红色新闻兵》，我将不胜感激，并保证把它登在这个网站上。
这个叫做“五读者路见不平五读者之一花甲人鸣不平读书人wgy”的人实在是幽默，几个帖子下来，其不甘被亮丑的形象已跃然于脑海，很过瘾，所以非常支持R收藏此贴并永做纪念。尤其是在“五读者路见不平五读者之一花甲人鸣不平读书人wgy”先生一再强烈推荐R父母出来做裁判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暴笑。
举手之劳，站长不必客气。
为什么不存个大一点的图片啊？我是比较希望能让看到贴子的人自己去读AP的社论和对红色新闻兵的介绍，自己作判断。
谢谢提醒，你比我想得周到，确实有必要提供大图。
我已经把所有6张图片做成压缩包，供大家下载了。
奉劝阮先生不要在《读书公园》这块净土上搞那些毫无意义的争论了，引用一句文革中常说的话，这种耗费精力的争论会然是“亲者痛，仇者快”啊。
阮先生如能接受这两条建议，将不胜感谢。
附录：
「红色新闻兵」李振盛用照片为历史存真世界周刊记者曾慧燕
「摄影记者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拍摄新闻照片要扑捉「决定性瞬间」。
人的一生常常会受某一句话影响而「一言定终身」。现居纽约的中国摄影家李振盛，以《红色新闻兵──一位中国摄影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心路历程》画册，名列2003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榜首，同时荣获美国外国记者俱乐部摄影大奖。法国文化部主办的《李振盛：一位中国摄影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环球巡回摄影展在巴黎首展三个月后，现正在欧洲各国巡展。
在中国大陆那个疯狂的文革年代，在全大陆的报纸铺天盖地都是正面报导「革命形势大好」、「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情况下，时为《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的李振盛，适逢其时，用他的相机忠实纪录历史，他捕捉了许许多多「决定性瞬间」，抓拍了不少「负面」照片，然后藏在地板下，千方百计保存下来。＊文革成历史往事不如烟如今，文革浩劫已成历史，但「往事并不如烟」，这些「会说话的照片」重见天日后，见证了那个时代的残酷和荒谬，为历史存真补白。透过这些当年在黑龙江一隅拍摄的照片，可以从中一窥中国文革的全貌，让世人和后人真正了解那个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历史告诉未来」。
李振盛1963年进入《黑龙江日报》当摄影记者，前后长达20年。他的老师吴印咸三十年代在「革命圣地」延安，曾拍过很多毛泽东的照片。吴印咸在讲课时鼓励他的学生们要当「历史的见证人」，他没有想到的是，其中一个学生将他这句话奉为座右铭，成为「历史的记录者」。
享誉国际的纪实摄影大师布勒松1958年还是中国政府邀请访华的座上宾，两年后又作为资产阶级摄影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被批判。2003年7月布勒松亲切会见正在巴黎举办文革摄影展的李振盛时，才知道这位中国摄影家40多年来一直在着实践着他的「决定性瞬间」的摄影理论。
这两位身处东西方的世纪摄影老人，大概都没有想到当年这个年轻的摄影师，遵循他们的教诲与理论，用十万张文革照片保留了人类历史最重要的图景。
文革是一个动乱的年代，许多摄影师为了自身安危，都不愿意冒险拍摄红卫兵组织的造反集会和游行活动。中共当局也不允许新闻记者拍摄所谓「消极」照片，包括所有残酷的批斗场面和折磨人的照片。中央文革小组、省革委会宣传组和大学的红卫兵曾多次下令摄影师上交「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不少摄影师听从命令，这些底片最后的命运是被烧掉。为什么李振盛能够拍摄并保存了这么丰富的文革照片呢？
李振盛说：「说实话，我当年是在冥冥之中，感到应当把这些场景记录下来，将来会有用的。但究竟有什么用，心里一点数都没有，更没有想到这些照片会走向世界。」
他又说:「当时我只是意识到，必须将这个动乱的时代记录下来。我并不知道我做的事情是为了革命，还是为了我自己，或为了将来。我只知道必须用相机作为记录工具。尽可能多留一些历史瞬间的痕迹，以防止人类记忆的失落。」
＊农家孩子走向世界
李振盛2004年8月10日在纽约法拉盛喜来登饭店接受世界周刊专访时，回忆了他如何从一个山东农家的孩子，成为一位走向世界、蜚声中外的摄影家的人生历程。
李振盛原籍山东省荣成市。1940年农历8月21日，李振盛在辽宁省大连市出生。第二天，他父亲写信给他在山东老家的祖父，请他给这个刚出生的孙子起个名字。他的祖父是个读过书的农民，同时兼教私塾。
「在清朝末年，我爷爷曾参加过科举考试，方圆十里八村的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位非常有学识的人。我爷爷在查看《易经》后认为，我最吉利的名字应当是29划。根据家谱，『振』是我这一辈份的男孩规定用的字，我爷爷在这个字后面加上『盛』字，取其『振声激扬，盛誉四方』之意。」
李振盛的祖父用这个名字为他测字算命，认定他不会从事体力劳动。「我会上大学、挣大钱、名声甚至超过爷爷。我的命中注定会充满艰难，但都会挺过来。关键时刻总是有贵人相助，且事业有成，到60岁以后，不再有忧愁，患病遇灾，也会逢凶化吉。」
现在看来，迷信耶，非耶。今天李振盛的名声确实远远超出了他那位只在「方圆十里八村」出名的爷爷。经历大半生的艰难困苦，李振盛虽然相信命运，但绝不向命运屈服，他相信惟有依靠个人奋斗来获得成功，早在22岁时，他刚刚被「发配」到边疆省份，就在日记中写下「决不老死黑龙江」的豪言壮语。
今年1月，《美国摄影》杂志将《红色新闻兵》评为2003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该刊主编舍诺尔（DavidSchonauer）在2004年1月号杂志公布评选结果时撰文指出，2003年是摄影画册的丰收年，在各国出版的无以数计的画册中，遴选出20本世界最佳摄影画册，中国摄影家作品首次入选，并名列纪实摄影画册榜首。
《美国摄影》以两页篇幅专文介绍李振盛和他的《红色新闻兵》，称赞这是「近年来最重要的摄影画册之一」，并说「它已成为20世纪一个时代的标志」。
李振盛最初接触布勒松的摄影理论及其作品，是1960年在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读书期间，当时中国文化界有关部门在北京举办了一个「内部展览」，名为《资产阶级形形色色展览会》，其中布勒松也成为主要批判对象，批判内容包括他的13幅照片，其中9幅是1958年他应邀到中国拍摄反映「大跃进」时期的照片，全部成了「反面教材」。
李振盛至今仍然保存43年前在北京参观这个展览时摘记的一份长达16页稿纸的原始批判材料，并清楚记得当时全校师生特别是摄影系的师生，在公开场合都要故作姿态批判布勒松，大多数人私底下却对他的作品构图及其「决定性瞬间」的理论十分欣赏。李振盛说他习惯于在批判中「逆向思维」，从官方公开批判词中反方向思索其真谛。在他此后20年的记者生涯中，他一直默默地实践布勒松的理论。他说：「布勒松大师『决定性瞬间』的理论，深刻影响我的摄影生涯。」
布勒松为何给予李振盛如此「特殊礼遇」？原来是两年多前，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普雷基给布勒松看了李振盛的摄影作品，布勒松对李振盛亲身经历的故事和那些不加剪裁的照片表示「很感动」，所以才有了去年的会面。布勒松对他说：「半世纪以来，你和我在东西方不同时空、不同国度里各自实践着『决定性瞬间』的理论，我们都是用镜头在为历史留下见证。」普雷基指出，两位东西方摄影大师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为历史存照」。
李振盛摄影作品全球总代理、美国联系新闻图片社总裁普雷基有意出一本书，记述布勒松与李振盛两位摄影家因纪实摄影作品结缘、神交43年的传奇故事。
李振盛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他的病情，当机立断动了手术。2003年10月10日做手术那一天，李振盛带一台数码相机，当半身麻醉躺在手术台的状态下，他仍在指挥一位麻醉师从各种角度拍摄了他开腹手术的全过程。他说等有空闲时想「攒」一本图文并茂的书，写写他从发现到医治癌症的心得体会。他不无幽默地说：「咱也当一把『抗癌勇士』！」
李振盛的一生，自始至终贯穿个人奋斗的精神。文革期间，当人们普遍批判「个人奋斗」和「名利思想」时，他我行我素，从来没有放弃追求，尽管许多人试图阻止他走向成功之路，包括他当时的领导、杀进报社支左的红卫兵，甚至他的同事，都认为他「不听党的话」。他承认自己「是个具有叛逆性格的人」，他的个性是「敢向强者挑战，不向弱者示威」。文革十年浩劫，他拍摄了大约十万张底片，普雷基反复看过其中三万张，《红色新闻兵》收录的只不过是285张；在环球巡回摄影展中只编入150多幅照片。
30多年后，当这些文革画面出现在世人面前时，李振盛说：「如果说我有什么成就可言，那就是我总算为世人留下了这些照片。我始终坚信要靠个人奋斗来取得成功。就历史而言，也惟有依据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宏伟史实记载，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记忆相结合，方能合成一部鲜活完整的民族史。」
＊让历史告诉未来
今天，当李振盛反思文革时，深深感到「绝不能让文革的历史悲剧重演」。他为自己拍摄的文革系列照片命题为《让历史告诉未来》，通过这些触目惊心的照片，向世界展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真实情况；让全人类都了解20世纪在中国发生的那场空前大劫难。「现在谈起那一段荒唐岁月，就好像是昨天的一场噩梦。」他深有感触地说。
李振盛出身农家，从小就要帮父亲干农活，直到十岁才上学。那时候，「新中国」已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他成为第一批「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也是第一批戴上红领巾的小学生。
李振盛的父亲望子成龙心切，1951年设法重返大连工作，两年后如愿将李振盛接回大连。来自农村的李振盛，非常喜欢看电影和收藏电影票根，每张票根背面写着看过的影片名，他也十分喜欢文学与画画。初中时，每星期有三个晚上，他在大连市群众艺术馆学习绘画历时三年，那时他的志愿是成为画家。
1957年春天，物理老师在学校成立一个摄影爱好者小组。因为李振盛擅长画画，老师让他担任摄影小组组长。学校有一台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120型「方箱」相机，他开始拍摄照片。
李振盛对摄影真正产生兴趣，是在大连参观苏联摄影艺术展览后。他收集许多1956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明信片，大部分是美丽的风景照。另外，电影院外面张贴的海报也令他印象深刻，那时他没有钱看电影，常常在电影院的门外「听」电影，一边听大喇叭广播影片对白与音响，一边看海报上的剧照想象着银幕画面。这样锻炼了他日后对摄影画面的把握与感悟能力。
李振盛念中学时是住校生，父亲每月给他8元人民币伙食费（相当于今天的一美元），他每月省吃俭用节约一小部分钱用来集邮，不久便收集了许多国家的邮票，他还专门收集艺术或文化类的主题邮票，其中有作家、诗人、画家及名画等。那时集邮爱好者惯常聚集在全市最大的邮局胜利桥邮局的一个特定角落交换邮票。
一天，一位刚开始集邮的中年人，很想要李振盛的邮票，对方主动提出用一台日本制造的120型相机作价38元钱，与他交换200张邮票。「所以，我的第一台相机是用邮票交换得来的。」李振盛自豪地说。那个年代的中国，相机是奢侈品，中学生能拥有相机令人羡慕。遗憾的是他买不起胶卷，一个胶卷八毛钱，当时相当于他每月生活费的十分之一。
同学们知道他有一台相机，常常请他拍照。几个同学凑钱买一个120胶卷，可以拍16张底片，让他使用其中一张作为酬劳。由于胶卷难得，当他拍照时，总是认真构图和采光，每当发现有趣的画面，便会用属于他的那张底片拍照。
他拍的一张生活纪实照片，是回山东老家过年时，借助窗外照进屋里的一缕阳光，抓拍了爷爷和妹妹坐在炕上看书、妈妈为他缝补袜子的镜头，命题为《农家三代人》。三年后，这幅照片作为他报考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提交的摄影作品之一，受到主考老师的好评。
＊初生之犊不怕虎当时，李振盛的志愿是考美术学院。「我从来没有想过学电影摄影，因为那时在中国只有一所电影学院，而且在北京。」然而，「大跃进」开始后，决定在每个省份都创办一家电影制片厂。1960年初，文化部决定分别在上海和长春创办两所新的电影学院。
那次摄影系在大连考区只有一个名额，却有160名考生竞争，加上报考其它各个系的考生有800多人。全部考生坐在一个大教室里，黑板上有这么一道题：「史氏的著作你读过吗？有那些主要内容？」考生中有人举手问：「史氏是谁？」老师问谁知道这个史氏？没有人吭声。李振盛大声说：「苏联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大家都十分惊讶地看着他。老师又问：「他有哪些著作？」他曾经在图书馆翻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本书，凭记忆说：「《演员自我修养》。」
事隔多年，李振盛回忆这个决定今后人生关键性的一步，记忆犹新。他笑说：「其实我就只记得这一本书名，再问就答不出来了。」没想到老师此时很满意地说：「够了，不用再说了。」
摄影系除了理论与专业考试，主要看考生是否画得好。招生老师让一众考生画素描，李振盛三年的夜校绘画课没有白上，节骨眼上派上了用场，击败对手脱颖而出。
「电影学院设有五个系，包括导演系、表演系和美术系等，结果摄影系和编剧系都要录取我，我决定读摄影系。」
过了没多久，由于「大跃进」导致三年大饥荒，新开办的电影制片厂纷纷关闭，上头决定让长春电影学院下马，摄影系学生转学新闻摄影专业。学生们对不能从事电影摄影十分不满。恰恰这时，当时的国家电影局局长陈荒煤到长影视察工作。作为班长的李振盛召开全班同学开会，推举包括他在内的三个学生代表去同陈局长谈话。院方发现后全力劝阻，另外两名学生代表比他年龄大得多，其中一人当过医生，另一人曾经是教师，都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知道这会招惹麻烦，最后没有出现。李振盛初生牛犊不怕虎，照样去见。
陈荒煤相当开明，听取了李振盛反映的意见，回到北京后，告诉新华社，他们这些学生所学的电影摄影专业训练很扎实，能成为出色的新闻记者。新华社从中挑选了五个人，李振盛本来是其中之一，但院长不让他去，因为他「不听党的话」，越过学校领导向上级反映意见，是在搞「非组织活动」。
被选上的五个人，后来被送去北京外语学院念英语，培养新华社驻外记者。李振盛的替换者，后来成为新华社驻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记者。「我失去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机会。」李振盛提起这段往事似乎不无遗憾。
不过，世事往往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当初李振盛如愿去了新华社，可能就不会有后来这数万张文革照片留存于世了。或者正是「天降大任于斯人」，李振盛才有机会成为「历史的记录者」。＊燕雀安知鸿鹄志为了那次的「不听党的话」，李振盛付出不少代价，经历种种一言难尽的磨折。1963年8月，李振盛开始在《黑龙江日报》工作。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了一句话：「决不老死黑龙江！」燕雀安知鸿鹄志。他相信通过个人奋斗，一定会走向成功。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李振盛无法理解为何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毁坏那么多珍贵的文物，为什么要将所有的佛像砸碎，烧毁经书。批斗极乐寺和尚是他最难忘的事件之一。红卫兵强迫和尚们扯起自辱门楣的横幅，上面写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
李振盛回忆说，当时有好几位摄影记者在场，包括一位资深摄影记者，「为了要拍和尚低头认罪的照片，他想让和尚放下横幅，甚至动手将横幅从他们手中打掉。但我让和尚扯起横幅来拍照。因为我学过电影，知道拍摄人物没有什么能比脸部表情更具表现力，因此，我让和尚抬起头，而且看着前方。」30多年后的今天，这幅甚具人物张力的照片，成为控诉那个荒谬时代的有力证据，「有图为证」。
李振盛说，江青以为党报的记者必然都是党员，其实他不是。虽然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是「革命烈士」，父亲是共产党员，他算得上出身「革命家庭」，但被党组织认为有「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所以一直不让他入党。
本来，李振盛那次触怒江青，一般「不会有好下场」，幸亏他的好友王双印是红极一时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作曲家，时任黑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正代表省委接待中央芭蕾舞团，暗中压下江青的指示，帮助他逃过一劫。也正应了他出生时算命所言，关键时刻总有贵人相助，化险为夷。
＊抢拍「决定性瞬间」李振盛另一幅「经典作品」，拍的是时任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被批斗的场景。李振盛至今记忆犹新：两个大汉将任仲夷揪到台上，观众高呼：「打倒黑帮分子任仲夷！」
「他们专门为任仲夷准备一把木制折迭椅，这种椅子很难站稳，如果没有站在中间，稍往前站就会一头栽倒，稍往后站则会使椅子折迭起来，连人带椅一起摔倒在地。因此，必须小心翼翼。」
红卫兵们先给任仲夷挂上牌子，又拿来一米长、上书「黑帮分子任仲夷」的高帽子要给他戴上，但帽口太小了，一名红卫兵使劲往他头上扣，结果硬是给撑破了。这时，另一名红卫兵想出一个点子，在高帽子的后面拴一根绳子，逼着任仲夷把双手背到后面，抓住绳子的另一头。一个红卫兵端过来一脸盆墨汁擎到任仲夷面前。先是逼着他把两只手伸进墨汁盆里，蘸满气味难闻的墨汁，往自己脸上涂抹，或许觉得任仲夷涂抹的程度不够，不像「黑鬼」的样子，那个红卫兵将脸盆高高举起，对着任仲夷的脸、眼睛和鼻孔使劲往上一抖，墨汁顺着他的嘴巴、鼻尖往下流淌，一直滴到水泥地上。
又一个红卫兵，拿起饱蘸墨汁的一支毛笔，在任仲夷的白衬衫上写了一行字：「打倒黑帮分子任仲夷！」大概觉得还不够过瘾，干脆端起剩下的半盆墨汁，从任仲夷后脖颈子灌进去，只见墨汁穿过腰间又顺着双腿流淌到脚下，灰蓝色裤子从里往外渗透出一道道墨痕。
「我当时使用的是黑白胶卷，拍摄出来的照片上也分不清是血，是泪，还是墨。」李振盛说。
李振盛第一次看到红卫兵真正打人，是在1966年8月。「当时，他们在批斗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主资本家，其中包括黑龙江省长李范五。他们先强迫这些被批斗者低头，高喊：『看一看这些吸血鬼！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然后，开始打人。有一名红卫兵用军用皮带头抽打李范五，他的遭遇其实比挨打更惨。」
由于李范五在出差时，有时带小女儿同行，父女俩同乘火车包厢和同住宾馆套房。与他有矛盾的省委同事伙同造反派便要李范五的这个女儿指控他乱伦，她有两个选择：如果同意在编造的揭发材料上签字，便能参军得到好处；如果拒绝签字，便会被打成「黑帮分子」的子女，送到乡下劳动改造。
李范五这个女儿最后违心地在揭发材料上签了字。1966年9月4日，共有几十万人集聚在红卫兵广场，参加「炮打司令部」活动，李范五及其它省委领导人被押到台上，红卫兵逼迫他站到椅子上90度弯腰低头，然后宣读他女儿的揭发材料，并指控他有「政治野心」，「因为很不幸，他的发型很像毛泽东的发型。他曾在大连海滨照过一张相片，他梳着大背头的发型，穿着一件风衣，面朝大海远眺，看上去非常像毛泽东在北戴河避暑胜地海滨照的一张相片，这张照片变成对他不利的证据。『战友们，你们看他所留的发型，同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发型一样！多么狂妄！是可忍，孰不可忍！』全场群众义愤填膺地呼喊。『给他剃了！给他剃了！给他剃鬼头！』」
李振盛在红卫兵动手前，抢先一步跑到李范五跟前，迅速拍了一张照片，画面背景是挂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画像，正好将两人发型作一个对照。接着他用一组照片记录了剃「鬼头」的全过程。李振盛拍摄的这一组照片被耶鲁大学中国近代史学者史景迁教授称赞为是「李最杰出的一组系列照片」。
给李范五剃完「鬼头」，红卫兵又逼迫他弯腰站到椅子上，李振盛又拍了一张背景是毛泽东画像的对比照片。由于被指控乱伦，李范五一直没有真正得到平反，文革前期，大约被批斗两千多场。他至死也没有原谅他的这个女儿，甚至在遗嘱中，不让她出席追悼会和葬礼。
李振盛还拍到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红卫兵的照片。1966年9月底，李振盛到北京采访红卫兵「大串联」，以及毛泽东第五次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10月17日夜晚，喇叭广播宣布毛将在第二天接见红卫兵。大家激动得几乎整夜没睡，通宵庆祝在天安门广场跳忠字舞。李振盛也十分激动地去拍照，只睡了一、两个小时。
＊「这个世道太黑暗了！」1968年4月5日清明节，李振盛拍摄了一组枪毙七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照片。其中两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是哈尔滨电表仪器厂的技术员巫炳源和王永增，他们的罪状是散发了一张油印的名为《向北方》的小报，被当局指为「一心向着北方的苏修」，将他们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李振盛记得其中一人叫巫炳源，当他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仰天长叹：「这个世道太黑暗了！」便闭上了眼睛，到死都没有再睁开眼。
李振盛见证了八个死刑犯的行刑经过：他们脖子上被挂着大牌子押到卡车上，经过市区游街示众后，开到哈尔滨西北郊外，然后在离黄山火葬场不远的一片空地上，一字排开，双手被反捆，并被迫跪下，然后从脑后被开枪打死。
当时的报纸上根本不会发表刑场处决的照片，报社领导也不准记者去拍摄这类照片，更没有人要求李振盛近距离拍尸体，但他还是拍了一些特写镜头。由于当时他的「莱卡M3」相机上只有35毫米的广角镜头，必须靠得很近，因此能闻到剌鼻的血腥味和看到脑浆四溅的惨象。
当他在暗室里昏暗的红灯下放大这些尸体的照片时，他在心里默默地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变成鬼魂的话，请不要来找我。我只是要帮助你们，我制作这些照片是要记录历史，我要让人们知道，你们是被冤枉的。直到现在，当我为出版《红色新闻兵》这本画册而在纽约放大这些照片时，我仍然这么默默地对他们说。」他用这种方式排解看到这些血腥画面难以抑制的恐惧感。
李振盛通常自己动手冲印照片。在当局下达命令上缴「负面」底片后，他将那些「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照片，如批斗和处决的底片，放在小袋子里，藏到他在办公室资料柜抽屉中自己设计的暗藏隔层内。文革是触及每一个人灵魂深处的大浩劫。1968年秋，身为报社掌权派、时任革委会常委的李振盛被一伙在报社支左的「革命小将」点名攻击。10月1日国庆节后，对他的斗争升级，报社楼道里贴满矛头对准他的大字报：「打倒李振盛！粉碎邢、李、王、朱地下黑司令部！」幸运的是，他已将「负面」底片从报社转移到家中。结婚初期，他与妻子分别住在单身宿舍里，约半年后，终于找到一个12平方米的房间。他在俄式平房的家中书桌底下的木板地上，锯了一个书本大小的洞口，再将锯下的木地板块重新放回去，然后系上一根小绳，以便能打开。当时还没有塑胶布，他只好用孩子接尿的黄油布将底片包好藏在地板下。后来，当他被「革命小将」批斗后，深夜里由一王姓红卫兵带领一伙人去抄他的家时，这些藏在地板下面的底片总算躲过一劫。
1968年10月30日，他的儿子出生。为了表示绝不被攻击他的「政治寒流」压垮，他给儿子起的名字是「笑寒」。
＊初恋女友忍痛为爱分手李振盛的爱情也像他的奋斗之路一样曲折。他的初恋女友孙培奎原为长春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学生，在三年困难大饥荒时期，常常在不被同学注意时往他手里塞粮票，对他说得上有救命之恩。文革期间，孙培奎的母亲被指为地主家庭出身，遭受折磨后自杀身亡。那个年代的中国人，连死的权利也没有，自杀被视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行为。
一夜之间，原为重点培养对象的「模范教师」孙培奎的生活改变了。为了不连累她深爱的男友，她从任教的吉林省四平市来到黑龙江的哈尔滨见李振盛，说为了李振盛的前途而不能跟他结婚。她注意到报社的一位女编辑祖莹侠，既聪明又漂亮，还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是李振盛发起创建的「红色青年战斗队」的成员之一，还是共产党员。孙培奎到报社时是住在女宿舍里，因此与祖莹侠认识，她劝说李振盛应当选择跟祖莹侠结婚。
李振盛恳切地对她说：「如果你的家庭成分影响我当记者的话，我就不干记者了，让我们躲到深山老林去生活。」但孙培奎认为这不可行，最后不辞而别，只在他的房间留下一张字条：「因为我爱你，而又不想害你，才决定离开你，请忘掉我吧。」
李振盛发现后，追到火车站，遍寻不获，便搭下一班火车赶到吉林四平找孙培奎，希望她改变主意。两个月后，她寄来一封信，内有她的结婚照片，对象是她在大连老家的邻居，早在她上电影学院之前就追求过她，这时她决定嫁给他，是为了让李振盛彻底死心。但她在信中说：「我只是嫁给了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我所爱的人。」半年后，1968年1月6日，李振盛和祖莹侠结婚了。那是个典型的「革命婚礼」。编辑部几位同事用恶作剧的黑色幽默方式，在新郎新娘的脖子上挂了两个牌子，上书「走社会主义道路新郎」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新娘」。他和祖莹侠结婚十个月后，祖莹侠的父亲也自杀了。「他只是一个农村公社卫生院的医生，由于他的中医医术在当地很有名气，便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一天晚上，几名造反派先将他在屋里用火炉烤得他满身大汗，然后逼迫他脱掉外衣，只穿件背心和短裤，将他推到室外去挨冻，在雪地里站了几个小时，几乎冻成冰棍。第二天，不堪受辱的他便在隔离室上吊自杀了。」
李振盛最难忘的是，1968年12月26日毛泽东75岁生日那一天。当天晚上，在报社支左的一伙「革命小将」专门组织了对他的批斗会。他被押到台上，被迫低头，在300多名报社职工面前共批斗六个多小时，这一伙杀进报社的学生造反派批判李振盛这一派组成「邢、李、王、朱地下黑司令部」，「反三红：反对省革委会，反对在报社支左的解放军，反对省革委会派来的干部和杀进报社的革命小将」，企图要「主宰」报社，建立「独立王国」，还指控李振盛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1969年9月6日，李振盛夫妇与其它26人被送到柳河五七干校。即使在那林海雪原、前途茫茫的情况下，他仍相信将来还会做摄影这一行，所以特别注意保护眼睛和手指，而不少人在砍柴时失去了手指。一次，他看到一个人操作电锯时被一块飞出的木头击中头部，当场死亡，由于此人在1957年曾被划过右派，他的尸体被草草地埋葬。
1972年2月6日，李振盛的女儿出世了，取名为「笑冰」，「期望她能具有笑傲冰霜的坚强性格」。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终于熬到「红色革命风暴」结束，生活又恢复了原来轨道。
现在已退休在长春孀居的孙培奎与李振盛夫妇成了好朋友，两家的儿女们之间也都很熟识。一向风趣幽默的李振盛有时跟女儿笑冰开玩笑说：「如果不是你孙阿姨主动劝说我跟你妈妈结婚，可能就没有你的存在了。」
总结他64年的风雨人生，「有幸」亲历文革这样一段波澜起伏的大时代，见证政治风云变迁，这是很难得的人生阅历。李振盛谦逊地说：「漫漫人生路，我虽无甚建树，却也跟随着国家的命运，百姓的甘苦，风一程、雨一程地走过来了。」一直以来，有一个无声之音总在他身耳边萦绕，呼唤并引领他在风雨中前行。「这个呼声就是：百姓的经历，黎民的故事，既是财富，更是历史。」
他说，在历史长河中，人生只是短暂的一瞬，人们在这短短的人生旅途中，全力以赴追求人生目标，实现人生价值。「到头来，成功的辉煌与喜悦，失败的无奈与苦涩，统统伴随着人生的终结而烟消云散，惟有那些纪录历史足迹的碎片会留存人间。」
信息类别:艺术殿堂浏览次数:118发布日期:2004-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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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回答你：
1.小a上班了，没空翻译。如果你找人翻译，你可以在这里贴出来。
呵呵，“小a”可真逗，竟把我这个文革同龄人尊称为“老人家”，真让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难道“读书公园”的读者都限定在七老八十的人吗？不达到“老人家”的标准就不许进入该公园吗？这让我想起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上海外滩公园，没想到在上海又出现了一个“非老人家不得人内”的“读书公园”！
因我不喑英文才请你小a翻译一下《光圈》杂志，翻与不翻完全是你自己的事。你说“忙得要吐血”，那就不劳你大驾了。我曾从报纸上看到去年9月初联合国摄影协会主席江融应邀出席了成都文化年活动的报道，有的影友正想与他联络呢，你要是能请出江融先生，非常感谢。
“小a”怎么对人家的致函不敢吭声了？你应该有个友善的回应才对呀。我们也在等待着你这位身居美国的热心人帮我们联络到联合国摄影协会主席江融先生呢。
我们是锦官城——成都的两个摄影发烧友，发烧的热度也很高，也经常有作品参加各种展览。
我们远在天府之国遥谢大洋彼岸的“小a”了！你能否告诉我们怎样与你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