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一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人声鼎沸，前来参观的游客们络绎不绝，一边欣赏着这些历史文物，一边赞叹着老革命家们的
工作人员见状立即出面阻止，并告诫老人道：“这些物品都是珍贵历史文物，不能够随意触碰！”
然而，老人接下来一句话，却让在场所有人对其肃然起敬，明白了老人打算触摸文物的真相。
神秘老人到底有什么特殊什么？他与那件文物之间又有怎样的奇特联系呢？
老红军与发电机
上文中的神秘老人，名为谢宝金，是一位老资格的红军战士。出生于1898年的他，自小便在江西于都的山村之中长大。因为家境贫寒，自小便放弃了学习，帮助家里人做农活维持生计。
后来因为工农红军在江西发展，最终谢宝金成为了红军战士。1976年，因为年老体衰，谢宝金来到了北京看病。在看完病后，谢宝金在侄子的搀扶下，来到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
作为当年的老红军，谢宝金对博物馆内的许多展品都不陌生。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他见证过，或听闻过的历史事件中的重要物品。看着这个个展览柜，谢宝金也不由激动起来，似乎回到了自己当年的峥嵘岁月。
当他和侄子在馆内闲逛，偶然间来到了一处展品之前时，谢宝金竟一下子呆愣当场，再也挪不开脚步。
在他眼前的展柜之中，赫然存放着一台锈迹斑驳的发电机。
尽管博物馆方面已经尽力保管，但发电机的六条铁皮支架上，早已是红黑铁锈。军绿色的发电机机箱，也早已斑驳不堪，几乎难以辨认。用于发电的手摇式木质手柄，更是光滑发亮，见证了其多年来的历史侵蚀。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样的物件在博物馆内比比皆是，并没有什么出奇。然而谢宝金老人一见到此物，便要是被吸引了全部目光。他不由自主地向前凑近，两只颤抖的手也紧跟着抬起，似乎试图亲手触摸一番这传奇的老物件。
他的奇异举动，当即引起了博物馆内一位工作人员的注意。出于保护藏品等需要，工作人员立即出面，试图劝解谢宝金老人。
但谢宝金老人在听闻工作人员的劝解之后，却说出一句话，让在场众人都大吃一惊。
只见谢宝金老人一边激动流泪，，一边对工作人员缓缓开口道：“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摸它吗？当年是我把它亲手从于都一路背到延安的啊！对我来说，它不只是一台发电机，更像是我的亲人一样！”
此话一出，包括工作人员在内的在场众人不由得呆愣当场。这位老人竟然是那段传奇历史的亲眼见证者，更奇妙的是他竟然与这件历史文物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
如此奇妙的缘分，实在是让人感慨，也让人不免好奇谢宝金老人与这台躺在博物馆展列柜中的手摇式发电机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传奇故事。
在众人的目光下，谢宝金老人将自己与那发电机的纠葛娓娓道来，为众人重现了一段难得的历史传奇。
长征之路的相伴之情
谢宝金作为江西于都农家之子，自小便开始做工为生。因为身材高大足近一米九，谢宝金靠着自己的身高体力优势，谢宝金在于都的铁山垅钨矿厂找到了一份矿工工作。
因为工作卖力，每次都超额完成任务，谢宝金毫无疑问吸引了工矿领导的注意。
这座钨矿作为江西苏区管理下的重要工矿产业，长期以来接受党组织管理。钨矿公司的总经理，更是我党早期金融业的创建者、毛主席二弟毛泽民烈士。
1932年的一天，毛泽民亲自找到了谢宝金这位先进工作分子，询问其是否愿意红军。尽管彼时的他已经成家立业，有了妻子儿女。但在我党的感召之下，为了全中国百姓的幸福，他还是毫不犹豫便加入我军，成为了一位革命战士。
1932年，36岁的他，毅然告别妻子与稚子，踏入了红军的行列。
因为身材高大魁梧，他很快被慧眼识珠地调到了中革军委情报部技术部，专门和战友守护着一台68公斤重的手摇发电机。
这台庞然大物，是彼时困境的中共中央赖以通信的重要工具，可谓是十分珍贵。但因为其沉重的提及和手摇式的工作特点，一般人根本无法使用，也只有身强力壮的他才能驾驭。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即将踏上长征之路。作为中央的重要通讯财产，这条发电机毫无疑问也要列入转移清单。
可足足68公斤的重量，对于生活条件本就不好的红军而言，可是个大麻烦。在缺少汽车的情况之下，最终首长们将其再度交给了谢宝金，由其亲自背负上路。
由于长征的特殊性，即使与上下级组织进行联系可谓是最为关键的工作。而作为发报机等情报工具的供能工具，发电机的安全可谓是十分重要。
彼时的中革军委，在放弃一些非必要事务后，全部家当也就一台发报机和发电机而已。因此中央专门派了个128人的加强连对这两样瑰宝保驾护航。而这台发电机，则由谢宝金在内的8个高大战士轮流扛着走。
虽说军委首长们早就在转移之前，提前做好了转移准备。但长征途中的艰辛谁也没法完全预料得到。
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下，我军往往只能专找各处险隘之处行进，还要时刻提防敌人进攻。这对谢宝金等同志而言，无疑大大提高了护送发电机的难度。
为了战友们能够更好地投入到转移作战中，谢宝金很多时候会以自身身强力壮为由，独自背起那沉重的发电机，走上很长一段路程才将其交接他人。
但即便如此，在长征途中，因为战斗不断，伤亡惨重，连队人数也是不断锐减。至过草地前夕，原本120余人的加强连仅剩谢宝金与两名战友。
这下子，保卫发电机的担子，更加沉重了起来。作为队伍中的大高个，谢宝金更是当仁不让，担起了独立背负发电机的重担。
长征之路本就艰险，爬雪山过草地，对于普通战士而言，都是件艰难之事。更何况，谢宝金还要背负一台重达68公斤的发电机。
可他一路之上不叫难、不叫苦，硬是跟着部队的脚步，一路挺了过来，只为完成组织交代的使命。甚至，在完成任务之余，他还多次协助年轻的小战士，帮助他们顺利度过草地危机，完成了长征。
最终，在一片欢庆之声中，谢宝金顺利将发电机安全送达延安，没有辜负组织对其的期待。
而在抵达延安后，谢宝金也因为劳苦功高，收到了表彰。在三万多人的共同见证下。庆贺红军长征大会上，毛主席高度赞扬谢宝金是真正的长征英雄。
而更为难得的是，谢宝金立下如此大功，却始终能以平和的心态安度余生。
不求名利不忘初心
在延安时期，谢宝金被组织安排到了延安生活合作社，担任合作社主任，生活算是十分轻松。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又将其调入北京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组织上考虑到其年龄等问题，任命其管理金库，保管各地收缴来的各类财物。
这份工作也十分清闲，平日里根本不需要多么劳累，便能享受到干部待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组织为这位长征中辛劳了一路老将的报答。
然而，这样清闲的生活，却让老红军谢宝金感到十分不自在。每天无所事事的生活，不仅没有让他感到满意，反而产生了愧疚之情。
最终，他以自己没文化，担心对组织的财物工作造成干扰，同时不希望占着干部指标拿工资为理由，主动要求调回于都老家。
领导们原本就不同意，不希望亏待这位老红军。但在其软磨硬泡之下，最终还是无奈将其调回了于都，担任当地食品站负责收购物品的副主任。
说是副主任，但因为工作内容关系，谢宝金实际上干的都是收购整理牛皮、猪小肠，制作加工肠衣等工作，不仅繁琐劳累，工作环境还十分恶劣。
尤其是夏天，高温之下，收购的牛皮等物品和加工废料非常容易发臭，工作间内常常恶臭难闻，苍蝇乱飞。
这样的生活，比之其在北京不知差到了那里。就连身边朋友们，都为其鸣不平，表示老红军被打发来这，实在太不公平，简直是拿人当傻子。
可谢宝金却反驳称：“什么都需要人干，别人能干，我怎么就不能？”
就这样，他一直坚守在这样的岗位之上，每月拿着38块钱的工资。直到1979年退休，老人家也从没有一句怨言也不满。相反，他始终心态乐观，从不因为生活待遇等与人攀比。
有人与其争论作为老红军，他一个月才拿38块的工资，实在是太低了。可谢宝金老人却表示，自己有38块的工资已经非常满足了。
当年与自己一起历经艰辛，一起护送发电机走到延安的另外两位仅存的战友，还有人到死也只是拿到了30元的工资。
更多在其印象中比自己更加勤恳，做出了更多贡献的战友们，更是倒在了草地、倒在了雪山、倒在了崇山峻岭、倒在了大江大河之上，连得见新中国的机会都未曾获得。
一次，曾经的总参领导来到于都，亲自来看望这位主动下放的老同志，进行亲切慰问。老人家便利用自己的工作中收拾来的牛皮、猪皮，将皮上肉刮下，为领导炒了一桌菜。有人意外得知此事后，指责其接待领导，不应该做出这样不合规矩的事情，实在太丢面子。
可没成想，一向温和的谢宝金竟然大发雷霆道：“当年长征的时候，连树皮草根都不够吃。现在才多少年，吃这个怎么了？”
许多人始终都闹不明白，这位倔强的老人，究竟为何非要放弃在北京的轻松工作，回到老家于都，干着没人瞧得上的伙计。更是少有人明白，为何明明生活条件早已今非昔比，老人却总是坚守着一些看似不可理喻的生活原则。
实质上，这正是一位老红军与普通人的不同之处。尽管他可以坐在功劳簿上享受美好的生活，享受多年辛劳换来的一切。
但他有着与众不同的经历，也有着坚定的信仰。他亲眼见证了无数战友的逝去，见证了众多功勋的夭折。
他明白新中国的今天，有自己的努力，但也离不开那些倒在战火纷飞年代的一位位同志。他明白自己的一切，都是同志们的牺牲换来，是用一条条鲜活生命，一股股炙热鲜血铸就。
他时刻谨记在共产党的字典中，没有功臣二字。因此，他宁可选择普通的生活，走完自己的普通一生。1986年，谢宝金病逝，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