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至于有人说：“干什么来钱快？办展销会！”
“展销会”这个词得算“舶来品”。
它比普通市集多了“展”的含义，又比普通展览多了“销”的目的。
简而言之，“展销会”诞生时就是为了卖稀罕玩意儿。
在计划经济年代，各地的物资生产、销售都有统一而严格的调配，不能私自流通。
有些孩子央求着出差的家长带几块外地的糖果回来，就是为了攒几张稀罕糖纸。
展销会，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给市场经济放开的一个口子。
起初，展销会成了许多单位处理积压物资的方式，打破“凭票供应制”，通过邀请用户参观选购，调剂余缺。
从1978年7月到1979年7月短短一年间，北京城里就举办了不下五次“清仓积压物资展销会”，从外贸局到粮食局，从半导体收音机到五谷粮食，方方面面均有涉及。
直到80年代，展销会才逐渐从“清仓甩货”的快捷手段，变成“高档”的代名词。
1979年9月，位于东三环边上的农展馆迎来了一次特殊的展览。
这次展览不再是以往各式各样的农产品，而是可以变换骑驶速度的自行车、能够缝纫二十种图形的电动缝纫机：
走时精度每天误差小于两秒的石英指针电子手表、接触物体就会自动关闭的感应电风扇……
参展单位有来自上海的手表厂，来自天津的制鞋厂，来自湖南醴陵的国光瓷厂……
这便是首届全国轻工业品展销会，平日里见都见不到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精品，在这里都成了触手可及之物，引得许多人来这儿淘货。
这个先河一开，各式各样的展销会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譬如服装展销会、家具展销会、儿童用品展销会等。
那会儿，能弄到一张展销会的入场券都是件十分难得的事儿。
托人到展销会上帮忙“代购”，更是司空见惯。
展销会的红火，可见一斑。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展销会迎来了黄金时期。
各种体育场馆、文化馆所等等纷纷挂出了各种展销会的招牌，有卖时装的，有卖婚纱的，有卖降价书的，有办家具展销的……
市场上也出现了另类“致富经”：
“干什么来钱快？办展销会！”
办展销会，一来周期短，参展人员多，光是收摊位费和门票就能赚不小的一笔。
二来一旦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厂家、主办单位都已躲得无影无踪，谁要想找后帐就着实费一番周折。
于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便把展销会当做了牟利的工具。
《北京日报》1987年4月18日的对家具展销会上乱象，就有这么一篇报道：
四名无正当职业的青年，合伙凑钱买了一个组合柜，就搬到家具展销会上卖。
展销会一结束，组合柜就被卖掉了，他们不仅赚回了买柜花掉的钱，还得到很多订货单和几千元的订金。
可他们一无厂房，二无技术力量，三无原材料，怎样去兑现订货合同？
不用愁，那些偏远农村的小厂和一些个体户，正愁揽不到活儿呢。
倒霉的是用户，人家照“马”订货，到手的却不如个“驴”。
这事听来够让人吃惊的，可还有更邪乎的。
这位居民要求退款。“厂方”说亏损，只退九百多元，其余二百多元由“厂长”给打了无公章的欠条。
后来，用户拿着欠条去找“厂家”，“厂长”已不知去向。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厂”是由几个人临时拼凑的，由于交不了货，货主纷纷上门讨要，他们就逃之夭夭了。
不少消费者因此与展销会主办方对簿公堂。
因为这些乱象，人们对展销会可谓是又爱又怕——爱的是它的新鲜和丰富，怕的是它的套路和陷阱。
虽说展销会这种形式存在这样那样的漏洞，但在物资稀缺的时代里，它是不可多得、也不可替代的购物机会。
但这也注定了当短缺不再，走俏一时的展销会便失去了消费感召力，电商、网购的兴起，更是让它黯然失色。
普通展销会像是小商小贩从各处来“赶集”，只有车展、房展、婚展等大宗商品还能占据一席之地。
可此时景况已经与记忆中那种热闹、红火的淘货记忆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