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学是如何诞生的？

大英博物馆的创建完成于1753年，并于1759年开始向公众开放。175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颁布了一项法令，决定通过发行彩票来众筹收购汉斯·斯隆的收藏。他是一位伟大的学者，皇家协会的成员，不仅逐步建立了一套非凡的收藏，还建立起一个令人瞩目的图书馆。可以这么说，他是那个时代欧洲最富有盛名的书籍和器物的私人收藏家之一。

汉斯·斯隆希望国家能收购自己的藏品，因此国王决定以英国国库之名，通过发行彩票筹集必要的资金，用于创建后来开放的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的开放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因为它来自于英国——在19世纪通过工业革命崛起的大英帝国，这意味着英国对于国家共有遗产的承认态度。

与此同时的法国，正值知识大发展，尤其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大发展。就在1751年，法国开始了著名的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百科全书计划，这也是一次全体知识系统的构建。在“卢浮宫”的篇章中，狄德罗毫不犹豫地要求在卢浮宫设立一个大型橱柜收藏，作为所有学者的聚集点和发展知识的重要场所。与这个想法联系的，不仅是权利的变更，更是知识的发展。正是这样的背景下，从1793年开始，正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开放了卢浮宫。

但那个时候的卢浮宫，显然还只是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卢浮宫的一小部分，其余的部分还被一系列别的权职占据着，那时被称作中央艺术博物馆。这并不是第一个博物馆，那么法国大革命为博物馆学领域带来了什么贡献？

法国大革命与博物馆学

可以说，第一个贡献就是产生了一系列法令，从而产生了管理文献。这些文献提出了博物馆组织的基本要素，它们首先是一些旨在遗产保护的法律文本。这里所谓的遗产，在当时，指的是家族遗产。也是这个时候，逐渐发展出了国家遗产这个概念，这促使了遗产概念制度化，从而也促使了博物馆的诞生，以保存部分可动遗产。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时候最聪慧的大脑，都在思考博物馆如何建造。中央艺术博物馆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就文物修复问题，遗产问题，还有保存和最佳照明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小篇幅著作。这些短小精悍，内容丰富的著作在1790年代大量发行，它们可以媲美真正的博物院文献。

大革命为博物馆带来了两样事物。

第一，遗产的概念。遗产这个词，与遗产的继承有关，王公贵族世世代代的继承，构成了这一遗产的概念。但在大革命过程中，这些遗产被没收了，所有逃离的贵族留下的家族的财产，尤其是收藏品，都被集中在仓库里，如何处理这些藏品呢？在这个框架下，出现了对遗产的全面思考。在国民会议中，人们不断的讨论这些藏品的未来，于是遗产的概念被扩展成为国家遗产，这些珍贵的藏品得以保存。

法国大革命产生的第二个贡献，无疑是新颖的参观方式。1793年，中央艺术博物馆以一种极其自由的方式，对所有人开放。对所有阶层开放，在当时并不是普遍的情况。特别是在大英博物馆，尽管入场是免费的，不需要付钱，但必须提前15天特地写信申请门票。并且在参观当日，只能在专门人员带领下快速地完成。因为这些藏品首先服务于学者，而不是面对公众。

但在大革命时期，人们的奋斗目标在于同一全体人民，废除阶级划分，建立一种更自由的伦理。即使我们逐渐意识到革命将会导致几年后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但这样的开放性，让人们不再被博物馆守卫和监视员赶着参观和离开。

博物馆学的重要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份及其重要的博物馆说明文件，它可以说是一份博物馆实务和博物馆学文献，重点是如何清点和保存整个共和国领域内有价值的藏品，特别是那些绘画，雕塑作品还有书籍等等。它之所以非常重要，影响巨大，是因为它最早制定了库存规则，并且是现代的库存规则，说明了遗产的详细分类。

大英博物馆在制度上，很大程度沿用了收藏橱柜的结构，可以说，它遵循了旧政权时期的方法，不仅借鉴了书籍的收藏制度，还有考古收藏和自然历史标本收藏，甚至还有少量的民族志收藏方法。

但是当1793年创立法国中央艺术博物馆的时候，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往前迈了一步，这也是国家转型的结果。法国革命给国家制度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制度所创造的，尤其是司法专家们，发展出来的一套共和国的原则，使得人民拥有投票权，这成为一种新的立法制度，因此将博物馆，与国家，政府联系了起来。

德国柏林旧博物馆是个充满象征意义的极为重要的建筑。它刚好面对着皇宫，一侧是军营，另一侧是大教堂。这是一个汇集了艺术，考古学以及自然科学等重要领域的场所。尽管柏林旧博物馆期初在建筑考虑，作为考古博物馆而建的，但它是在不同的权利的较量之下建立的。正是在这个框架之下，“博物馆学”一词在德国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