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曾参观了临潼博物馆，临潼博物馆位于骊山脚下，与著名的华清池相近，它收藏展出临潼的出土文物。博物馆面积不大，设有“周秦文物”展室，在“西周部分”陈列有簋、盉、壶、钟、工具、车马器等青铜器，它们的出土地为同一个地方―――“临潼零口乡西段村”。其中一件器物的标牌上“利簋”两字引人注目，难道它就是名闻天下的“利簋”（音鬼）？
“利簋”虽读作“厉鬼”，与阎王手下无关。先来说说“簋”，簋是一种古代食器，用来盛装煮熟的稻、粱等食物，犹如现在的饭盆，饮宴时使用。它又是一种重要的礼器，盛行于商、周时期，使用者一般为王侯贵族。是由当时称作“金”的青铜铸成。簋与老百姓无缘，那时穷苦百姓使用的大多是陶器。簋和鼎配套使用，盛装上食物、牺牲等供奉在神坛上祭祀天地祖先。周代礼制中对鼎用簋的使用有严格规定：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九鼎八簋”是最高礼仪，只有周天子才能享用，越级使用违反礼制，且有“问鼎之嫌”。
利簋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深腹，双耳有珥，作兽首口衔鸟头状，圈足下有方座。器腹及方座饰兽面纹、龙纹，圈足饰龙纹，均以雷纹为地，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重7.9千克。
那么，利簋是怎样来的呢？这还得回到三十多年前，1976年3月上旬，陕西省临潼县零口公社西段大队（今临潼零口乡西段村）的农民在搞水利建设时，于地下掘出了一个铜器窖藏和一批铜器。临潼县文化馆（临潼博物馆前身）闻讯后立即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发现铜器的出土地点是一处周代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该遗址位于原零口公社驻地西北1公里的南罗村南、西段村东，在东距零河半公里的二层台地上。从农民们已挖掘的现场看，遗址耕土层下即为周代文化层，灰土堆积不厚，内含西周及春秋时期的陶尊、陶盆、陶鬲等残片。临潼县文化馆的文物干部赵康民（后任临潼博物馆馆长）等人从断崖上残存的坑壁观察，出土地应为一个深2米、宽70厘米的窖藏。就在这个窖藏里，共出土了壶簋、盉等礼器5件，甬钟13件，斧、凿、铲、削、角刀、铲刀等工具23件，戈、镞等兵器7件，车辖、带扣、扣饰、马络饰等车马器105件，铜饼、铜器座各1件，青铜器利簋就在其中。
簋时有出土，并不罕见，利簋与出土的其他西周青铜大器相比，看起来并不起眼，个头不大，分量不重，形状不奇，然而，向内看可以发现，其底部刻有字（铭文），就是这些铭文，使其显赫的身世得以显露，同时一个千古谜团也因它解开。
利簋铭文很简略，共4行32字，专家辨识为：“珷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右史利金，用作施公宝尊彝。”文字古奥，铭文简单，晦涩难懂，但其中包含了很有价值的信息。
这段铭文经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考释，翻译成现代文的大致意思就是：武王伐商，在甲子这一天凌晨，岁（木）星当头，大吉。（战斗进行到）傍晚，很快攻下了商都。辛未日（甲子日后第八日），武王驻扎阑这个地方，赏赐右史（官名）利（人名）铜，利用这些铜铸造了这个簋来纪念施公（利的父亲或者祖父）。
簋的主人是利，所以被称为利簋，铭文记载了周武王伐纣的史实，也有人称其为“武王征商簋”。利簋记载的史实证实了《尚书·牧誓》、《周书·世俘》等文献的记载。铭文“唯甲子朝”与《周书·世俘》的“甲子朝”及《尚书·牧誓》“时甲子昧爽”相互印证，因而，利簋铭文记录具有很强的可信性。
利簋是目前确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也是有关武王伐纣史实的唯一文物遗存。它在夏商周断代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价值与意义非凡。因而，利簋同“晋侯苏钟”、“虢季子白盘”、“马王堆帛画”等64件文物被定为“国家宝藏”，为确保安全稳妥，禁止出国展览。
作为一个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出土的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多如繁星，被点名专列出来禁止出国，其令人刮目相看，这六十四件文物便成为国宝中的国宝，为“绝世珍宝”。
前面提到在临潼博物馆陈列的“利簋”，想来大家已经猜到了，它并不是利簋真品，利簋虽出自临潼，临潼博物馆陈列的“利簋”只是个复制品（虽未标明）。询问工作人员，开始有些支吾，后来证实的确是复制品，且称真品在“陕博”。实际上，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中陈列的“利簋”也是复制品（已明确标注出）。甚至有些报纸报道中也称利簋收藏在临潼博物馆。实际上，利簋真品作为“国家宝藏”现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在为迎接北京奥运进行的“国家宝藏”展览中就出现了利簋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