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来临，为充分利用文物数字资源带来了新契机，数字化信息可复制、易传播、便保存的特点也决定了其在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播中必然发挥出重要作用。随着数字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应用不断发展，博物馆公共教育的数字化升级已成必然趋势。数字化能为观众提供更加便捷、多元的服务，但对于博物馆来说，数字化不是简单地把“线下”转为“线上”，而是要立足博物馆自身教育理念，通过数字技术等辅助性手段，探索适用性更强的博物馆教育方式，从而更好地服务观众，为博物馆教育开创更加广阔的传播空间。
本文以上海博物馆部分数字化教育实践为例，结合数据分析和现场调研，讨论不同类型数字化项目的优势与不足，进而引发对未来博物馆数字化教育的一些思考。
01
数字化与博物馆教育
百年之前，蔡元培先生提出“美育”的概念时就曾指出，博物馆是一个重要的美育场所，人们在参观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自然、历史的美。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博物馆协会出版了一份关于博物馆教育职能的报告——《卓越与平等：博物馆教育职能与公众参与》，其中将教育摆在博物馆公共服务核心的位置，并回答了诸如“如何让拥有巨大潜力的博物馆在人群中发挥广泛的作用？”等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1]。进入21世纪，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到重视，2007年国际博协在“国际博物馆日”主题阐释中指出：“博物馆的社会作用正在发生根本和急速的变化。由于数字化和经济化的影响，在博物馆承担的五项主要任务中，宣传教育已经变得最为重要。”有学者认为，数字技术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影响拓展了教育发挥作用的时空性、学习的广泛性，同时也对博物馆专业人员在技能、知识、素养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毫无疑问，博物馆的教育功能自始至终都是这个公共场所的重要命题，而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进步无疑让这个“命题”处于更加显眼的位置。
在全球多元、开放的大环境下，博物馆作为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如今正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借助数字化手段和互联网思维，让文物跃然于电视、网络、手机或其他智能终端等各种媒介之上，例如：数字博物馆、线上展厅、智能导览，通过制作影像、开发游戏、还原场景，甚至创造新空间等，不断地尝试与观众建立新的关系。例如在英国博物馆数字化战略下诞生的“口袋里的大英博物馆”“艺术融入生活”社区学习计划等，英国博物馆相继推出基于数字化设施的更加优化的博物馆展教项目，使得博物馆朝着更加开放、共享、个性和参与的方向发展[3]。5G、人工智能（AI）、混合现实（MR）、增强现实（AR）、元宇宙（Metaverse）、虚拟数藏（NFT）……可以说数字技术是一种手段，它虽无法改变博物馆的本质，但是能够成为一座桥梁，连结博物馆与公众，连结过去、现在和未来。
02
线下、线上的博物馆
数字化教育项目
——以上海博物馆为例
2022年上海市文旅局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元宇宙新赛道布局，探索新科技、新模式在文旅领域的应用场景”。“后疫情”时代，上海博物馆逐步学习掌握技术运用的主动性，从对现有教育服务的数字化升级和开辟教育新形式两个方向推动实施，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的虚实结合，提升教育服务质量，延展教育活动边界。
2.1线下的数字化教育——以导览为例
2.1.1以观众为中心的智慧导览
▲图1智慧导览设备
▲图2智慧导览使用现场
2.1.2智慧导览对教育理念的优化
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观众感知与学习的方式，从而完善更多的“引导材料”，提高智慧导览服务的主动性。例如在参观开始前，主动告知观众展览的概况；在参观过程中，根据观众实时定位告诉他们还能够继续发现什么，或者利用“大数据”告诉观众哪些文物更受大家青睐；参观结束后，为观众生成一份个人观展数据图景，在不过度干扰的前提下，让这种主动性的服务融入参观全过程。
2.2线上的数字化教育——以影像为例
我国在2020年底已全面进入数字电视时代[5]。2022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宣传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百城千屏”活动实施指南》，要求加速推动4K、8K超高清视音频在多方面的融合创新发展，丰富超高清视音频服务场景[6]。新技术发展加之政策鼓励，为制作更加精美的数字影像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传播基础。2022年上海博物馆为纪念建馆70周年推出了一系列影片，其中历时2年制作完成的4K超高清文博教育纪录片——《上博的至宝》（见图3），在馆庆之际完成了首轮播放（包括数字电视和互联网平台），播出期间数字电视节目的收视用户总数约2.8亿人次。除了受益于数字电视的普及化，《上博的至宝》纪录片之所以受到众多观众的喜爱，根源在于充分利用馆藏资源且有效发挥出4K技术的优势。
▲图3纪录片《上博的至宝》
2.2.14K技术在文博教育纪录片中的运用
首先，使用支持高码流拍摄的4K电影摄影机，并在此基础上选择50fps（framepersecond）来执行拍摄，保证了画面每秒的传输帧数，从而大大提升肉眼可看到的细节和流畅度，实现了文物细节画面的可靠表达。
其次，使用探针镜头配合电子轨道拍摄。探针镜头作为4K技术下一个较为新颖的应用，其特点是以相对接近人眼的视角（24mm）近距离拍摄对象，这种镜头在当下的美食类和自然类纪录片中被经常使用，而用在文物拍摄中较少，因为探针镜头对布光和运镜技术要求非常高。相较于传统长焦微距的拍摄方式，探针镜头可以打开微距摄影的新视角，在运镜方式和轨道设计方面较常规镜头更为大胆，可呈现更强的透视效果，造成一种微观的“壮观”景象。最终的画面呈现中，能够最大程度地展现每件文物巧夺天工的细节，让观众跟随镜头，进入一个更细致、更丰富、更广大的世界。
最后，选择稳定性强的LED灯光辅助器材。4K镜头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展现美的同时也能暴露丑，因此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创造合适的光影，尽可能呈现文物最美的一面，不仅如此，在新的布光下，观众还能看到文物在展厅外的另一种美。
2.2.2内容与形式、技术与艺术的平衡
近几年文博类节目从冷门到火热，问题也随之逐渐暴露出来。由于专业壁垒和学术视野的限制，主创人员在节目立意策划阶段就会感到力不从心，最终节目呈现形式大于内容，看似包罗万象，实则蜻蜓点水。回到艺术生产本身，一部高质量的公共艺术教育作品，外在技术的加持是用来表现感性事物的具体形象，内在的“意蕴”“理念”才是需要创作者潜心打磨的“真理”。
《上博的至宝》在保证画面形式美感的同时，对内容挖掘的深浅度和语言表达的准确性也经历过多次反复修改和调整。该纪录片每集讲述文物6件左右，每件文物时长约5min，以专家讲述为主，辅以简要文字说明，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媒体主导的倾向。这部片子的优点在于对每件文物的知识性、观赏性演绎较为出色，可以单独剪出，作为后期的短篇教育节目，但是目前每集的主题设定仍相对传统，缺少一根“漂亮的线”将这些“珍珠”串联起来。因此，要做到“秀外慧中”“深入浅出”并非易事，尤其是专业性强的文博纪录片，知识性、普适性、审美性各方协调，对博物馆教育人员、制作团队来说，都需要进一步学习和提升。
2.3线上+线下联动——以互动小程序为例
▲图4“何以中国”数字媒体展小程序线下互动场景
2.3.1“发现式”教育教学法
2.3.2简单实用的数字技术
2.3.3“线下版”扩大展教空间
2.3.4线上线下互动数据及展会现场效果分析
根据表1、2的数据，我们可以总结出3点答题互动类项目的关键因素。
（1）内容为王
互动内容紧扣展览文物，是让观众主动停留的核心要素。对于互动文物的挑选，并没有单纯依靠“重点”展品清单，而是从教育需求出发，以器物的造型、功能、纹饰、寓意作为参考要素进行选择。设计上，结合特展“夏商周”三代在展厅的整体色系设计相应的手绘背景，每一个问题对应的知识点都以“手绘/动画+文字”的图文组合方式，向观众作解读。
（2）形式友好
有学者指出，博物馆互动对观众的吸引力可表现在：要有清晰的辨识度引起观众注意，互动要深入内涵不能浮于表面[10]。经过展会现场的整体考察，发现在线下能够吸引观众的数字屏幕有2种：一种是演绎类，通过视频内容吸引观众；另一种是强交互类，即视觉特效强、主动性强的交互设施来吸引眼球。在具体设计过程中，我们发现，友好的互动形式包括教育内容的难度、交互动作的难度、画面展现的生动与否、互动的时长及流畅度、互动全程的逻辑闭环、互动的激励政策等，都是直接影响观众能否继续的因素。
（3）难度适中
针对答题类互动，在问题的设置上，如何既引起观众兴趣又能实现教育目的，未来仍需要更多的社会实践积累。为了能够适应不同年龄段、不同知识面的观众，我们为同一件器物设置“先易后难”两道问题。结合线上、线下两版数据分析，线下版正确率偏高的原因，除了文物数量设置对正确率存在影响的可能外，在现场通常会出现多人一起商量答题的情况，因而正确率也会提高。从现场的口头调研反馈来看，人们普遍觉得题目不难做（平均85分），但是针对线上版的79分，目前没有设置反馈接口，未来可以增设“观众调研”环节，从而继续优化项目，进一步提升观众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首先，观众是博物馆教育的核心，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能更精准定位观众。精准定位观众的重要性在于合理配置博物馆教育资源，优化教育产出成果。近些年，疫情的冲击让人们不断讨论环境、生存以及自我认知的转变，尤其是在社会急剧变化的当下，需要博物馆人员对国内外环境、社会心理有更强的敏锐性和接纳度，并做出快速反应。有效利用“大数据”感知并分析观众的行为、心理等现象，寻找不同观众的切实需求，从而创新教育项目，实现博物馆教育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呈现。
其次，数字化推动博物馆教育功能升级，带来博物馆组织结构的变革。从数字资源利用角度，未来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化管理平台，信息资源的扁平化和可及性使得数据共享的覆盖面越来越广。数字资源的教育转化，绝不是将原先内容从线下复制到线上，它是一个需要不同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例如文物研究、文物保管、数字工程、艺术设计、公共传播等）进行多学科交叉合作的转化结果；从教育功能升级角度，单纯的“知识输出”早已不能满足观众对博物馆教育的期待，特殊群体关怀、儿童探索启蒙、艺术疗愈等让博物馆与观众有更加实用的社会性联结，激发博物馆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也对博物馆人提出更高要求，产生更大进步空间。因而，从职能结构上进行更新和分工管理，在确保内容专业性的前提下提升项目质量和工作效率，或许是未来努力的方向之一。
最后，内容与形式的理性结合。在技术选择上，要始终保持“取精去糟”的原则，针对不同的教育内容，选择合适的技术来辅助教育手段，在技术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动态平衡中不断探索，理性使用，避免出现为博取眼球而本末倒置的现象。在实践过程中，不仅要充分发挥技术赋予文物“活起来”的一面，而且对活动效果要有尽可能完善的数据监测和反馈机制，不断总结经验，从而保证博物馆教育自身的健康发展。
[1]美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教育与学习[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张丽.数字化时代中国博物馆教育发展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15.
[3]刘灿姣，姜薇.英国博物馆数字化战略的教育影响与启示[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9，11（03）：38-44.
[4]同[1].
[5]刘阳.我国将全面进入数字电视时代[N].人民日报，2020-07-23（06）.
[9]同[1].
[10]周方园，杨怡，姜雨衫.浅析博物馆与观众互动关系的困境与缓解[J].博物院，2022，36（06）：8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