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的生存和反抗策略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获得了迅猛发展,“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究其缘由,这固然是当时社会客观环境使然,同时也与左翼文化的宣传策略密不可分。面对国民党严密的文化围剿,左翼文化界采取巧妙的宣传策略,灵活运用一切办法,终于突破了层层封锁,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勃兴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宣传阵地。

国民党的监控审查手段:严密的文网

1927年南京政权成立后,国民党就确立了一元化的宣传方针。为此,国民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新闻出版的法令条例,要求“各刊物立论取材,须绝对以不违反本党之主义政策为最高原则”,“必须绝对服从中央及所在地最高党部宣传部的审查”,“所有民众读物,应把握三民主义为唯一之出发点,不许有其他思想存在其间”。由此可见,国民党在文化界编织了一张密网,严格钳制思想舆论。

根据这些规定,所有报刊均须绝对遵循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服从中央及地方党部的审查。例如,1929年1月10日国民党中宣部颁布的《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了各种宣传品的审查范围、手续、标准等,对“反动宣传品”进行了界定并制定了相应处理办法。其中规定:“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者”,“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案者”,“挑拨离间,分化本党者”,“妄造谣言,以淆乱观听者”等为“反动宣传品”;对这些宣传品,审查后将予以“查禁封查或究办之”。

在此期间,国民党对新闻出版的审查愈来愈严,并逐步从事后追惩转向事先防范。1930年12月颁行的《出版法》,要求“其内容涉及党义或党务者,并应以一份寄送中央党部宣传部”。这说明此时实行的尚是一种事后审查,且范围也有所限定。而1934年6月颁布的《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则规定一切图书杂志均应于付印前“将稿本呈送中央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申请审查”,控制显然更加严苛。为加强审查,国民党中宣部还成立了一系列专门机构。凡是报纸的电讯和稿件,由中宣部审查处审理;凡是图书杂志的原稿,由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处理;如果是戏剧剧本,则由戏剧审查委员会和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共同审理。这些机构都属于中宣部,在各省市设有分处或分会。1935年,内政部又申明:上海市出版物由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其余各地则由内政部审查。同年,国民党又成立了独立于中央宣传委员会之外的中央新闻检查处,专事管辖全国各地新闻检查机构。

当时,这些审查机构的工作量十分庞杂繁重。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报告,1929年2月4日至9日一周内,该部审阅中西报纸1200余份,各种定期刊物70余册,传单121种。越一周,其工作量又增加到审查中西报纸1500余件,各种定期小册子60余册,传单23种。到了专门成立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后,他们的工作更是非常紧张,仅4个月就“审查各种杂志书籍,共计有五百余种之多,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员审查字在10万以上。审查手续异常迅速,虽洋洋巨著,至多不过二天”。

就其重点审查对象而言,无疑是中共出版物。1929年6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便向中宣部汇报:“查近日市上发现共党所著刊物颇多,言论荒谬,或诋毁党国,或诱惑青年。……推其结果,因销售愈多,而流毒亦愈深,无志之青年,每为诱惑,幼稚之工农,更易煽动,殊非党国之福。”而国民党中宣部的一份报告也说:“近来本党同志,以及一般有识之士,都感觉到共产党邪说盛行,将来对于人心向背,社会治安,国家前途,影响不浅”。于是在这一个月内,南京政府连续颁布《查禁反动刊物令》、《取缔销售共产主义书籍办法》、《取缔销售共产书籍法令》等3项禁令,就如何查禁共产党书籍做出了具体安排。

左翼文学作品是当时查禁的重点。据不完全统计,1929年至1936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各处室查禁所谓“普罗文艺”书籍309种,其中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陈望道、夏衍、柔石、丁玲、胡也频、蒋光慈、周扬、洪灵菲、巴金、冯雪峰、钱杏邨等许多左翼作家的作品。社会科学书籍也历来是遭禁的重灾区。仅据1936年国民党中宣部《取缔社会科学书刊一览表》的记载,从1929年到1936年,就查禁、查扣了社会科学书刊652种,其中注明“共产党刊物”的391种,因“共党宣传品”、“鼓吹阶级斗争”等原因被禁扣的38种,二者合计429种,占总数的65.8%,几乎囊括了当时出版的马、恩、列经典著作和进步书刊。

抗战前夕,因为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许多抗战意识浓厚的刊物也被禁售。1936年11月至1937年6月,遭查禁的报刊就有《救国半月刊》、《生活知识》、《读书生活》等130余种。这些被查扣的报刊书籍的罪名大多是“含有反动意识”、“攻击党政当局”、“挑拨阶级斗争”、“宣传共产主义”、“不妥”、“欠妥”、“鼓吹抗日”、“普罗文艺”、“左倾”、“言论反动”、“妖言惑众”、“讥评政府”等等。另据学者统计,从1927年8月至1937年6月,国民党共查禁书刊2千余种。

与此同时,国民党还通过邮件检查制度来防止“反动”书刊的传播。1927年7月,国民党刚在南京立足,南京戒严司令部就成立了邮政检查委员会并颁行《检查邮政暂行条例》,对一切往来南京的邮件进行检查。此后,国民党又在全国各地遍设邮电检查所,秘密扣留、没收与销毁对其统治不利的报刊图书。1930年4月19日,国民党中执委通令“查毁共党假名刊物”,令“各省市党部并函国民政府转令各省政府及所属机关,对于寄递各刊物,一体注意检查,一经查出,即予扣留烧毁,以遏反动”。在1936年编制的《查禁社会科学676种书刊目录》中,“1929年至1931年的共367种,其中陆续通令‘各省市宣传部及各地邮政检查所查禁扣留’‘通令各地邮检所扣留焚毁’者达182种”。另据北平公安局统计,从1931年11月30日至1932年2月24日(中缺1931年12月27日至1932年1月3日)的短短69天里,邮电检查员“扣留销毁”的“有关时局平信及电报,并宣传共产党的各种反动刊物、报纸”即达7280种。

不仅如此,国民党当局甚至还采取了一些极端手段进行文化“围剿”。复兴社控制的《前途》杂志便公开宣称:“在中国,反动的文化运动中最有计划最有组织的,只有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下的普罗文学运动。……在如此场合之下,除禁止出版自由之外,必得封闭反动的左翼书店,焚烧反动的左翼书籍,逮捕反动的左翼作家。”而他们也恰恰是这么做的。1929年2月7日,上海法院查封了创造社出版部,原因是其印发“共产党的反动刊物”。9月,上海的春野书店、第一线书店、晓山书店等也因发行或销售“共产党书籍”被查封。1930年,上海现代书局又因出版《拓荒者》、《大众文艺》、《南国月刊》等左翼刊物被强行封闭。

1933年11月12日,国民党特务还以“影界铲共同志会”的名义捣毁了上海艺华影片公司。随后,各大影院都收到“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署名的恐吓信,公开扬言:“各种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对付,如艺华公司一样,必不宽贷”。次日,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又因销售左倾书籍被砸,并遭恐吓:“敝会激于爱护民族国家心切,并不忍文化界与思想界为共产党所利用,因有警告赤色电影大本营——艺华公司之行动。现为贯彻此项任务记,拟对文化界来一清算,除对良友图书公司给予一初步的警告外,于所有各书局刊物均已有精密之调查,素知贵(处)对于文化事业热心异人,为特严重警告,对于赤色作家所作文学,如鲁迅、茅盾……沈端先、钱杏邨及其他赤色作家之作品,反动文学以及剧评,苏联情况之介绍等一律不得刊行,或登载发行。如有不遵,我们必以对付艺华及良友公司更激烈更彻底的手段对付你们,决不宽假。”

左翼文化界巧妙的反抗:形式的伪装

历史地看来,国民党通过编织文网,虽然一时强化了对思想舆论的控制,暂时维持了专制秩序,但也由此激起了人们的不满和反感。其中,左翼文化界的反抗最为强烈,而且采取的方法也最为巧妙。

为了突破国民党的查禁,左翼文化人士想了很多办法,如用火车或轮船转运而不用邮寄,这样就可避开邮件检查。对此,国民党曾感叹:“现在所赖以取缔反动文艺书刊之唯一工具,则有各地之邮件检查所,但其所扣留者为数甚微,因真正之反动文艺书刊,大都从火车及轮船上转运,很少由邮局寄递也。”此外,左翼人士在出版环节也想方设法巧妙应对审查,如把马克思译成卡尔,列宁译成乌里扬诺夫,把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分别译成普罗列塔利亚和布尔乔亚。出版社也使用假名,如中共地下的华兴书店改称上海启阳书店或春阳书店。1936年,侯外庐翻译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中、下册时,又使用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世界名著译社”的名义。

此外,左翼文化界还经常采用更改刊名的办法,使刊物的生命得以延续。据统计,从1928年至1937年,左翼文艺刊物有五六十种,其中不少是同一刊物先后采用的不同刊名。如太阳社的《太阳月刊》被禁后,立即改名为《时代文艺》;《时代文艺》被禁后,又改名为《海风周报》,两年换过5个刊名。又如创造社的《文化批判》被查禁,就改为《文化》出版;《文化》再被查禁,就改成《思想月刊》继续出。再如文总的机关刊物《文化月报》出版一期便被迫停刊,于是改名《艺术新闻》,再次被迫停刊后又改名《文化新闻》。左联的机关刊物《前哨》也只出一期,从第2期起便改名为《文学导报》。夏衍后来即曾回忆:“凡属‘左联’机关刊物的,很少能出到五期以上。大都是出一二期就被封,然后改名再出版。”

在吸取了这些教训后,中共地下出版物普遍采取了伪装本的形式。如1932年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再版华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时,就删去书名“共产党”三字,改为《宣言》。1933年上海春江书局重印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译本时,也将书名改为《宣言》,译者改为仁子。此外,还有许多书刊尝试用一般的甚至庸俗的封面名称混过国民党审查。其封面与内容往往离题万里、毫不相干,有的看似风花雪月,有的采用时髦语言,有的充满宗教意味,有的则以教科书作掩护。罗隆基当时就形容左翼书刊是“美女图做封面,书籍里唯物论充实质”。

“韧的战斗”:在危机中成长的左翼文学

尽管伪装本具有迷惑敌人的神奇功效,不过正如有论者所说,“党刊可以采取伪装的办法,因为读者是有组织的对象;党所出版的政治小册子也可以采取伪装的办法,因为目的在于宣传革命,以分赠散发为主。文艺书刊就不同了,一般都由书店出版,出版者要核算成本,要设法赢利,读者的选购又必须出于自愿,倘使把一部小说改名《脑膜炎预防法》,爱好文艺的青年便不来‘光顾’了,结果将是不禁而自绝。因此伪装对于文艺书刊要困难些。”这说明伪装本亦有其局限性,因此寻找一种发行形式更合法、传播范围更广泛的宣传渠道就显得极为重要。而正是在这点上,中共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即设法向一些持中间立场的报刊甚至国民党的官办报刊渗透,以文学艺术的手法进行半地下宣传。为此,中共中央曾专门指示:“党的某种主张或号召,不要轻易在我影响下的刊物上登载,以影响该刊物的存在与吓跑落后的以至中立的群众,我们可以用某种代名词交公开的大报或小报发表,或经过某一新闻记者传出,或不署名的散发等等。”

在电影创作方面,瞿秋白亦指示夏衍等人去占领这块阵地。1933年,中共在电影界成立了第一个小组。在其领导下,电影界的共产党员及左翼电影工作者积极开展活动。1932年至1937年,上海明星、天一、联华、艺华等四家最大的电影公司,从编导到录音各部门,都有中共党员和左翼戏剧家联盟的盟员,他们实际控制了编导方面的领导权。仅1933年1月至10月,上海各制片公司就摄制了60多部影片。这些影片大部分反映了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体现了救亡图存的诉求,宣传了中共的政治主张。对此,夏衍后来曾总结:“在‘左联’前期,我们自己办书店,出机关杂志,禁了再办,办了再禁,孤军作战,损失很大,……现在,在‘左联’——也该说左翼的后期,我们已经逐渐团结和争取了中间力量,甚至能够在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作战了”。

革新后的《自由谈》,以“描写实际生活之文字,或含有深意之随笔杂感等”为主,得到了许多读者的支持。编辑部“每天接到了许多来信”,对该刊的努力“赞许备至”,这使编者“又惭愧,又感激”,从而更坚定了新的办刊方针,采用了更多的左翼作家稿件。国民党刊物《社会新闻》便发现:“自从鲁迅、沈雁冰等以申报《自由谈》为地盘,……居然又能吸引群众,取得满意的收获了。”于是,“《自由谈》之论调,为之一变,而执笔为文者,亦由《星社》、《礼拜六》之旧式文人,易为左翼普罗作家。现自由谈资为台柱者,为鲁迅与沈雁冰两氏,……其他作品,亦十九系左翼作家之作”。当时,甚至还有人将之视为“左翼文化运动抬头”的标志。

而正是在国民党的高压文网下,左翼文人被迫淡化其原先浓烈的革命色彩,纷纷“转入新写实运动,其特征是客观地、带有分析性地描述生活和社会情况,很少作露骨的宣传,但明确地表示出需要革命”。这一时期,诸如丁玲、张天翼、萧红、萧军、巴金等人,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深度剖析社会现实的佳作,用一种更含蓄深刻的方式来表达政治情绪。对此,时人曾评价:“这是迄今在现代中国文学上出现的最有前途的发展。作家在自由表现方面有所损失,但作品的谨严和不露痕迹的感染力这方面的技巧却有进步”。鲁迅也十分欣慰地说:“当前我们最好的作家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左翼的,因为只有他们所写的内容才具有充分的生命力,足以引起知识界认真的注视。”

同时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注意保护自己、十分隐蔽的“韧的战斗”也令国民党审查机关颇为头疼。国民党的文化封锁虽然堪称严密,但在中共和左翼文化人士的各种寻隙攻击下,最终还是被突破了。在1934年召开的国民党文艺宣传会议上,山东省党部便承认:“年来所谓左翼作家鼓吹普罗文艺炫惑青年学子,虽本党竭力防止仍未能完全绝迹。”到了1936年,右翼文人苏雪林更是说:“前几年左派势力活跃,整个文化界都被他们垄断。他们的理论既娓娓动人,其宣传的方法又无孔不入。”因此,“上海号为中国文化中心,竟完全受了左翼作家的支配。……不过十年功夫,今日之域中,已成为‘普罗文化’之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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