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我们为大家讲述了抗日战争后文物南迁的历程，漫长的南迁，文物的流离颠沛给整个时代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
中国博物馆事业起步较晚，旧社会几经曲折，又遭受战火摧残，解放前夕只剩下21座博物馆，而且破烂不堪，馆藏品七零八落，奄奄一息。幸运的是建国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文物博物馆的异常重视，文物博物馆的行业领导有着很高专业水平，大力进行一系列的博物馆基础建设，不仅有力地把博物馆推进到第一个发展时期，而且为随后几十年博物馆的发展和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泛征文物——众多文物回家，空前扩大馆藏
建国后十天，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文物征集运动，空前扩大了馆藏，奠定了博物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这次全国范围的征集运动以抢救革命文物为起点展开了全面的文物保护和抢救，在政府强有力地指示和组织下，文物迅速集中到文物保管机构。除军队、各地政府移交给博物馆的一大批文物外，国家领导人也带头行动，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参与。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人带头捐赠，随后，全国各地领导人、民主人士、社会著名收藏家更是纷纷响应，掀起了一波大规模地寻找、征集、收购、捐赠文物的热潮。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爱国人士将珍藏的文物献给国家。图为一次捐赠仪式。
这些情况快速地推动了这一时期博物馆的建设和文物的大量入藏。没有这次征集运动和随后1958年至1960年的第二次征集运动，就没有今天各地大馆、省馆的藏品基础，就没有博物馆的那些镇馆之宝。
有序发展——设立各级文物博物馆管理机构，首次提出“三性两务”
建国初期，我国文物博物馆各级管理机构相继建立，“三性两务”理论被提出，我国文物博物馆告别无组织、无领导的无序发展，迈向规范化、组织化、学术化发展。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设立文物局，指导管理全国的文物博物馆事业。全国各地省、市、县级行政区也相继成立文物博物馆管理机构。1956年5月文化部召开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此次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博物馆是科学研究机关、社会教育机关、物质文化及精神文化遗存以及自然标本的收藏所的三重基本性质和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两项基本任务，这就是著名的博物馆“三性两务”。这是中国博物馆界对博物馆基本性质和基本任务的理论概括，也是50年代指导博物馆实践的基本依据，这次会议对于统一全国思想认识起了巨大作用。
随后，全国各类博物馆频繁开展工作交流会议，我国博物馆学理论及博物馆工作指导思想趋于完善。
兴馆报国——华侨募资，创立我国第一座华侨博物院
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大力提倡并积极筹资创办博物馆的有两个人，很值得我们缅怀和纪念。一个是上一期我们提到的创办了南通博物苑的张謇，另一个是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他创办了华侨博物院。
陈嘉庚（1874年10月21日——1961年8月12日），著名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创办了华侨博物院、厦门大学、集美学村。
陈嘉庚是有名望的企业家、爱国者、华侨领袖，为报效祖国奋斗终生。1949年间，陈嘉庚回国参观考察，首先提出的就是应该大力提倡兴办博物馆。他认为，振兴工商业的主要目的在报国，报国的关键在提倡教育，而博物馆与教育关系颇巨。因此，他十分重视博物馆在社会教育中的作用，指出办博物馆是教育广大民众的好办法。他还指出：“博物馆的对象不限于学生或知识分子，一般市民，无论男女老幼，文野雅俗，一入其门都可由直观获得必需的常识”。
陈嘉庚不仅大力提倡兴建博物馆，而且还大力为之实践。1956年陈嘉庚积极筹资在厦门创办了华侨博物院，他带头认捐，并积极倡议华侨为兴办博物馆捐资。1956年9月，陈嘉庚自撰写了《倡办华侨博物院缘起》的通告他说：“我认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应尽的责任。我是华侨，很希望侨胞们也来尽一份责任。因此我建议由华侨设立一所大规模的博物馆。”
厦门华侨博物院外景
创办华侨博物院捐赠人名单
陈嘉庚于1956年在厦门创办了华侨博物院之后，又于1960年倡议在北京建立一座国家级的华侨历史博物馆，并捐款人民币50万元作为建馆资金。此议曾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许，但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等多重因素，这一倡议未能实现。
百馆齐开——中央兴建八大馆，全国博物馆事业繁荣发展
1958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北戴河会议为迎接建国10周年，新建八座大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美术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北京自然博物馆、北京地质博物馆。其中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是重中之重，此三大馆的兴建，得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三大馆的建成，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我国博物馆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展现了新中国成立10年以来文博工作的重要成果，为全国各地博物馆建设起到了良好的示a范作用。与此同时，全国也迅速建立起一批相当水平的地市级博物馆、专题馆，如荆州地区博物馆等。
截止1965年，全国已建成各类博物馆214座，博物馆建设和各项业务水平得到明显提高。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有《旧中国博物馆历史述略》梁吉生；《新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苏东海；《陈嘉庚对新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巨大贡献——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120周年》吕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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