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是汉代文明的艺术宝库，堪称国内最大的汉文化展示窗口。“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个年轻的博物馆，无论从考古发现还是到后来的博物馆建设，正是碰上了科技高速发展的新时代，而且这些新技术和新手段，已经嵌入或者应用到文物的保护、研究、展示等领域。”彭明瀚说。他认为，文物的数字化，首先是数字的采集，采集要高效、精准，这需要科技的加持。其次是内容的加工，要把零散、枯燥的数据整合好，通过重新加工或创意化的表达，让其符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审美。最后是传播，通过前期的采集和加工，让文物“活”起来，发挥它应有的社会效益，就需要一个有效的平台。要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数字是手段，平台是关键。
南越王博物院是依托南越文王墓和南越国宫署遗址建立的考古遗址博物馆，被誉为广州原点。南越文王墓是南越国第二代王的墓，出土1000余件组文物，其中有目前国内唯一一件丝缕玉衣。南越国宫署遗址位于广州老城中心，叠加了从秦汉到民国13个历史时期的地层，一直是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所在。“建馆伊始我们就非常重视数字化的运用，在沉浸展示、宣传教育、社会服务、藏品管理等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尤其在文物预防性保护方面，放置传感器对展厅和展柜的温湿度、光照度、二氧化碳浓度，土遗址裂隙和含水量等进行数字化测试，取得很好的效果。”王强说。
文博大平台“山海”App的发布为数字技术赋能博物馆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侯宁彬认为，平台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博物馆产品的创造中来。现在这个平台将各地的博物馆人连接起来了，同时也把博物馆人和全社会对博物馆文化感兴趣的群体或者创作者联系起来了，壮大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量。“在区块链技术的加持下，博物馆不用担心数据安全问题，对文物感兴趣的公众可以在虚拟空间自主策划展览。或许在某一天，我们会利用创作者的某些理念，在博物馆的实体空间里办一个真实的展览。”侯宁彬说。
“让孤岛连成大陆，是这个数字化平台最大的优势。”彭明瀚说。过去几十年来博物馆界在数字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各馆都建了自己的网站，有了自己的藏品信息资源库，也尝试了数字化的展示传播，但这些资源都是一个个的孤岛，无法互通互连。现在这个平台，既可以有效解决社会公众找资源的问题，也可以让这些资源实现有效的整合和传播，让公众看到一个浩瀚的文博世界。
“我国文物资源磅礴，各地都有优秀且独具特色的文物资源，怎样挖掘其深层次的价值，包括它的业态价值，将其更好地展示利用，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是文博数字平台和博物馆人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徐睿说。
当媒体记者问到中外博物馆交流的问题，侯宁彬说，博物馆作为一个公共文化空间，除了对国内民众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外，还担负着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使命。已经发布的“山海”App拥有6种语言模式，就是要解决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问题。随着新的数字技术的加持，未来面临的挑战将是如何在国际语境下，建立我们自己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将我国文物的历史内涵解读清楚，更好地发挥我国博物馆的国际传播能力。
有媒体记者问到博物馆的数字技术如何吸引年轻人，彭明瀚表示，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博物馆，走近文物，是博物馆人一直思考的问题。数字化手段让沉睡在博物馆库房里的文物不再局限于亮相在某次展览中，而是可以大批量地转换成数字化的无形资产，以一种新的形式呈现给公众，这就是数字化的优势和魅力。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的专题数字展厅，通过数字技术手段，能够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两千年前的汉代生活场景，收到了很好的展示效果。
“南越王宫御苑遗址后花园的曲流石渠景观，观众在遗址现场只能看到一条石块铺砌的道路，运用数字化手段，160多米长的曲流石渠被复原，潺潺流水，鱼翔浅底，鸟语花香跃入眼帘。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数字化工作。”王强说。如果这些项目能够移植到已经发布的“山海”App上，就能满足观众无法亲临现场的遗憾，甚至还可以将其引入课堂教学，让学生们不用去博物馆就可以看到文物，教师们不用上网查找就可以下载文物图片用于教学。
当媒体问到汉代简牍如何更好地传播和解读时，徐睿表示，简牍这种文献类藏品，确实不像其他文物有着立体且夺目的外观，展示的时候更需要新技术手段的加持。在刚刚获评2023年度“十大精品”的“简述中国”展览中，用了78处多媒体的新技术展现，让每一个简牍背后的故事都可以呈现到观众眼中，大大增强了观众的参与度。
最后，各位馆长一致认为，展览是博物馆的核心文化产品，实体的博物馆还是要以人为中心，以物为基础，目前虚拟展览还不能完全代替实体展示。新技术的应用归根结底是要将实体文物保护好、研究好、展示好、传播好。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拥抱数字手段以适应当代人的审美取向和消费需求，博物馆一直在探索。（本版文字由冯朝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