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组建了一支考古发掘队，在广汉月亮湾进行了对三星堆遗址的首次发掘工作，从而揭开了这个20世纪最重要考古发现之一的序幕。葛维汉到底是谁？为什么是这个西方人最先发掘到三星堆遗址？那次发掘对半个世纪后，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器物坑的相继发现有着什么影响？
燕家院子
当车驶过三星堆一、二号器物坑遗址，拐进旁边一条小道后，1986年那次发掘的领队、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前站长陈德安开始变得兴奋起来。与三星堆博物馆周边全是农家乐的热闹的主路不同，这里是一幅平静的村庄景象，大片的稻田，正赶上收割的时节，光着膀子的农民把稻谷撒到水泥路面上晾晒。车继续向前行驶，陈德安指着路边一处与周围别无二致的杂草堆说，我们从这里先经过古壕沟，然后是古城墙，就进入当时的宫城了。在1986年发掘之后的30年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三星堆遗址周边的土梁埂又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古城墙的位置，也确定了以古代宫殿区为核心的遗址区域。
不过在将近一百年前，当地人并不知道这些小土坡便是古老的三星堆城墙，尤其是那一道斜在古城中心位置的月亮湾城墙，从外表看只是个半圆形的弯曲土坡，好似一轮明月，所以在一百年前被当地人称作“月亮湾”。而月亮湾南面不远处有座小山，有三个小圆山丘，当地人则把它们视为星座，称这些土墩为“三星堆”。
直到1986年，三星堆遗址首次发掘52年后，三星堆文化才被世人熟知（敖天照摄）
1934年，三星堆遗址最初的发掘者葛维汉（DavidCrockettGraham）来到这里后，也没有看出这些土堆底下会埋藏着巨量的古蜀文明遗存，不过他发现了一些端倪，他的日记里说，他在看到月亮湾和三星堆后感受到了一种神秘力量——风水。“附近这块土地是显著而强烈的风水之地，并且是广汉的风水中心。若能观察到它的正确方位，我们认为该地的风水是极强烈和非常有益的。反之，做了错事，风水就要伤害人。”
车沿着小路再往前走，就能看到一片宅院，燕开建的家紧挨着小路和灌溉稻田的水渠。这里被叫作燕家院子，因为燕家一百多年来一直住在这里，如今燕开建和他的五兄弟七姊妹是左邻右舍，已经有了重孙子。燕开建几乎褪去了农民的影子，他腰板挺直，叼着烟嘴，被无数媒体采访过的他聊到三星堆时侃侃而谈，随口就说出“新石器时代”这样的词。在问起最初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地点时，他熟练地带着我走到自家墙根，一跃蹦到了草丛里，“就是这里”。
燕开建站在曾祖父1929年首次发现三星堆遗址的地方（蔡小川摄）
葛维汉外国人的身份太敏感了，不过广汉县县长罗雨苍是个开明之人，为他申请到了挖掘许可，并派了80名士兵保护他们。他们在燕家院子期间，附近村庄发生过好几次绑架富人索要赎金的事件，于是他们白天发掘，晚上更换不同的留宿地点躲避土匪。
1934年葛维汉（左四）与考古队在燕家院子发掘现场（四川大学博物馆供图）
十天的发掘工作，出土器物及残件600余件，葛维汉据此写下《汉州（广汉）发掘简报》，成为历史上第一份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报告。葛维汉将出土陶器、玉石器与安阳殷墟、渑池仰韶村、奉天沙锅屯出土器物的器形、纹饰进行了比较，认为存在着一个与中原保持联系的当地文化，推测其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末至周初，约为公元前1100年，并因此提出了“广汉文化”的概念。在发掘过程中，葛维汉就发现，他们挖的每处探坑，离地表很浅的地方都发现有文化堆积层，如果继续发掘，还会有大量陶片、玉石器等器物出土，但“这些只有待未来的考古学家们去清理发掘”，葛维汉在考古简报里这样写道。
实际确实像葛维汉预言的那样。燕开建告诉我，他小时候，也就是四五十年代时，还能在附近的田间沟渠里捡到破损的玉石器。家里堂屋中间的祭台上摆着爷爷捡来的玉琮，巨大的石璧被放在米仓地上当作谷物的防潮垫。50年代初，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爷爷把家里剩下的玉石器全部上交国家，和大哥一起将大石璧绑在鸡公车（手推车）上推到广汉市。而三星堆则在经历了1956年的地下文物普查、1963年冯汉骥发掘之后，终于在1980年迎来了全面发掘，1986年发现“祭祀坑”，2012年发现“宫殿坑”，由此出土大批青铜器、玉石器，成为人尽皆知的三星堆。
刘章泽作为实习生参加了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现在是德阳市考古队队长（蔡小川摄）
如今在三星堆博物馆的展厅中，第一部分展品依然会是燕家院子出土的玉石器，位置排在那些著名的青铜器之前，大石璧上刻着燕家人的名字，证明着这段历史。每次讲解员说到整个三星堆的发掘史，都会从葛维汉开始讲起。那葛维汉到底是谁？
从传教士到人类学家
葛维汉的外孙克里斯托弗·胡根戴克（ChristopherHoogendyk）告诉我，尽管葛维汉的一生有过多种身份，教育学家、语言学家、宗教比较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艺术品收藏家、生物学家、考古学家，但葛维汉最初是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的，只不过他是“少有的受到科学家尊重的传教士，以及少有的受到传教士认可的科学家”。
葛维汉出生在基督教家庭，早在惠特曼学院上大学时就决定献身基督，成为传教士。随后他进入纽约罗彻斯特神学院学习，曾影响过马丁·路德·金和图图大主教的卢申布西（WalterRauschenbusch）教授也深深地影响了他。卢申布西倡导基督教人文主义，认为传教不仅仅是传播福音，更为重要的是帮助他人。
1911年，葛维汉与妻子艾丽西亚·莫雷从旧金山乘坐蒸汽轮船抵达上海，那是一个动荡的中国，他们在跨太平洋的轮船上得知发生了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在经过了一年的中文学习后，他们从上海乘轮船来到四川叙府（今宜宾），自此开始了长达36年的四川生活。“他相信要帮助穷人，帮助病人，所以他也的确身体力行地在关心、帮助别人。”胡根戴克对我说，这也是为什么即便葛维汉在中国经历了军阀混战、袁世凯称帝、五四运动、北阀、抗日和解放战争，他在当地却从来没有遭受过暴力对待。
20世纪初的四川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教活动的重要地区，1910年时，英、美、法、加等国在四川设有13个教会，传教士515人，所建医院、药房、学校、孤儿院、救济所近千处，发展的教徒数量排在全国第三位。葛维汉在叙府的最初几年专注于传教士的工作，他多次到珙县，住在苗寨里，给学校赠书、任教、修运动场，带着苗族学生去成都读书。不过几年后他的兴趣就转移了。当时他看到欧洲各国传教士在四川搜集动植物和历史标本，并将这些标本送到欧洲博物馆，于是他给美国史密森学会写信，后者同意出资聘请他为标本收集员。
此后的20年里，在四川各地传教的同时，葛维汉进行了14次历时数月的长途旅行，为美国国家博物馆收集了4万件鸟类、昆虫、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标本，其中9个是以他名字命名的新品种。他说过，“如果我见不到别的什么，光是看见眼前的景色也值得我远远地走这么一趟”。葛维汉坚持为自己所进行的探险活动记下详细的日记，这些日记被保存在史密森学会档案馆。通过这些日记，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兴趣在20年代中期又开始转移了。
1926年，他在返回美国度假期间整理了这些年的笔记，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四川省的宗教》，同时他又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初民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当再回到中国时，他已经写出了三篇小型民族史作品，兴趣从动物世界转向了人的世界。随着不断深入了解当地少数民族，他也在思考怎样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免遭现代化的影响而消亡。
1930年发表的《叙府寺庙》就是如此，他感到当地寺庙有可能会被拆除，便用最笨的方法将每座寺庙都列入名单目录，对佛寺、道观和其他庙宇进行统计，并对庙里的神像进行了描述。“不必罗列出结果，这些记录下来的名字就能自己说明自己了。”这种担心甚至让他对自己的传教士身份产生了犹豫。秉持文化相对论的人类学家们，最害怕自己前往一个原始村庄做田野调查后，带来的变化将导致一个独特社会在现代化面前彻底崩溃。他们认为，积极介入、干涉当地文化的传教士往往是破坏性的，应该保持不介入。
三星堆遗址附近一个考古工地的工作现场（蔡小川摄）
葛维汉深受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弗朗兹·博厄斯（FranzBoas）的影响，后者认为，一个文化的历史表明了这种文化模式的起源，而只有通过了解这些起源，才能真正理解这种文化。由于担心自己所代表的西方价值观会影响对这一文化的真正判断，每次田野调查，葛维汉都会大量搜集人类学样本，并翻译大量诗歌、传说，但并不急于对这些风俗文化做出结论。他所做的就是搜集素材，等后人有了更高的理论能力再做解释。就在发表《基督教葬礼上的香火》的同一个月，葛维汉离开中国，返回美国，开始了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总共长达两年的学习。等再返回中国时，他已经开启了自己人生的下一篇章，被任命为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
华西大学博物馆
如今从四川大学华西校区东门一进来，有两栋几乎一模一样的建筑，右手边是当年华西大学的校办公楼怀德堂，左手边则是大学博物馆。博物馆外观是仿唐代的歇山式屋顶，进到屋内，却发现与穹隆连接的空间宏大宽敞，有种教堂式的肃穆。踏上木质楼梯来到二楼的环形走廊，屋梁之上错彩镂金的装饰画充满中式元素，而半圆形券的拱柱上则刻着美国的雄鹰浅浮雕。40年代梁思成来华西大学时专门参观过这幢建筑，并在他的《中国建筑史》里对英国建筑师荣杜易（FredRowntree）的设计做出过评价，认为这种糅合中西建筑的探索之作在手法上并不成熟。
20世纪初，成都在逐渐成为华西传教中心的同时，美、英、加三国的五个差会联合创办华西大学，旨在“借助教育促进基督教事业”。大学行政管理设置则仿照牛津、剑桥大学的体制。当时在四川的一批医学、教育传教士会聚到华西大学任职教师，该校就这样成为20世纪初华西边疆研究的学术重镇。华西地区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使他们相信此地大有可供研究的地方。华西大学首任校长毕启（JosephBeech）曾说，“由于冰川运动在美洲大陆和欧洲毁灭了很多植物和动物，我们只能从化石中知道它们，但在华西则完全不同，西北高山和横断山脉使这里具有亚热带气候，谷深山高使各种动植物能生存下来，是研究动植物和人种学的宝库”。
1914年，华西大学美籍教师戴谦和（D.S.Dye）受校长之命建立华西大学博物馆，“收集有科学价值的物品”。不过当时因为受资金限制，博物馆没有能力收购藏品，戴谦和只能靠自己的人脉到处说服在四川的各国传教士捐赠藏品。戴谦和本人虽在华西大学教地质学，但他自己喜欢中国传统窗格，收藏过一大批，他的夫人喜欢观鸟，捐给博物馆很多鸟类标本，英国传教士叶长青（J.H.Edgar）是华西石器最早的发现者之一，陶然士（T.Torrance）则是当时唯一研究羌族的西方人，也是确认汉朝中国崖墓的首位外国人。这些传教士向博物馆捐赠过很多自己在中国发现、收购的青铜器、陶器和瓷器，也将自己以前在其他地方的收藏拿出来，葛维汉也在捐赠者其列。这些捐赠构成了华西大学博物馆丰富、独特的数千件馆藏。
金面罩，商代，公元前1600年至前1200年，1986年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蔡小川摄）
1929年，华西大学博物馆获得了哈佛研究学社的基金资助，戴谦和于是萌生了请葛维汉来当博物馆馆长的想法。在一封1930年给戴谦和的回信中，葛维汉说华西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面临消亡，因此应该建立一个以人类学、考古学为基础的博物馆。1931年，葛维汉返回美国，先在芝加哥大学师从柯尔（Fay-CooperCole）学习考古学，随后又在柯尔的推荐下去哈佛师从胡顿（EarnestAlbertHooton）学考古和人类学。两年后葛维汉回到成都，正式出任华西大学考古、艺术和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同时开始在华西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他举家从叙府搬到了成都，在这里一直住到1948年退休回国。
四川大学博物馆（华西大学博物馆即其前身）研究员谌海霞告诉我说，如今四川大学博物馆还完整地保存着葛维汉当年制作的各式档案资料，极其完备，每件藏品流传有绪。总账本记录着每件藏品的详细资料，年代、编号、采集人、采集地、描述、捐赠人，甚至还有照片以及一段中英文描述，这样厚厚的账本有14本，每一本几百上千页。除了账本，还有1.9万多张分类卡，里面同样有着详细的说明，并且检索方便。
1934年玉石器从燕家院子出土后便在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做了展览（四川大学博物馆供图）
不过当初这项工作太过繁杂，葛维汉便向学校董事会提出申请，增派一名助手来配合他的工作。同年在华西大学中国语文系毕业的林名均成为他的助手，直到林名均1945年离开博物馆，十余年里两人成了工作和学术上的良师益友。葛维汉称刚到博物馆的林名均是“未经训练的中国秘书”，言语间曾透露着对林名均的失望。葛维汉让他进修自己为华西大学讲授的考古学、文化人类学课程，带他去成都琉璃厂考察和收购器物。尽管缺乏现代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专业知识，但林名均国学基础深厚，擅长考据，编制馆藏目录时，葛维汉撰写英文部分，让林名均编制中文部分。
商代的青铜怪兽，现收藏于三星堆博物馆（蔡小川摄）
与此同时，卖古董的圈子里开始流传着外国馆长要买文物秘密送去外国的传说。为了打消这些怀疑，葛维汉邀请成都各界名流来参观博物馆，请他们吃饭。博物馆出不起钱，葛维汉就把人请到自己家里。胡根戴克对我回忆说，他的祖母，也就是葛维汉的妻子艾丽西亚厨艺名扬当地，名流来家拜访，她总能奉上一桌丰盛的宴席，她雇当地厨师，再教他们怎么做西餐，从他们家出来的中国厨师都有了名，搞得成都其他传教士们总想挖走他们家的厨师。胡根戴克现在还留着自己母亲复制的当年祖母的菜谱，上面既有中国菜，也有美国菜，以及自创的中西融合菜。“祖父是个非常乐于交际的人，他非常喜欢中国人，”胡根戴克对我回忆说，“有一次他回美国的时候，他说他觉得美国人太无趣了，太严肃，都不开玩笑，而中国人就风趣幽默很多，和他们在一起，常常能听他们讲好玩的笑话。可能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艰难，在充满不确定的危险环境里，幽默也不失为一种令人放松的法子。”
葛维汉也邀请平民百姓来看展览，并亲自担任讲解员，向他们解释这些藏品的教育意义，并承诺所有东西都将永远保存在四川人的博物馆。不久之后博物馆就变得极受欢迎，成为当时西南地区最为著名的博物馆之一。
商铜鹰形铃是2013年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现收藏于三星堆博物馆（蔡小川摄）
当然，他也没有忘了考古。在美国系统学习了考古学之后，回到中国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就在华西大学附近，他在学校南大门外30里处发掘出了宋代老琉璃厂窑址。随后他又在整理博物馆馆藏时，发现了燕家院子出土的玉石器，当即认定很具有考古价值，便带着林名均去了广汉，第一次三星堆考古发掘就此开始。
漫长的等待
他借鉴从哈佛大学学来的考古学方式，动员华西大学各领域的专家来协助记录。作为华西大学地质学家的戴谦和用测径器测量了这些出土玉石器的硬度，并在低焦强度透视镜下对其纹饰做了记录，在玉刀、玉剑和玉凿上发现有金属线锯刻划的痕迹，与周代使用的方玉、玉璧、玉剑和玉凿的纹饰相似。华西大学化学系的柯利尔（H.B.Collier）对出土的陶钵碎片进行了详细的化学分析。成都加拿大学校校长黄思礼（L.C.Walmsley）是一位美术家，与葛维汉一起用标准色素图鉴定出土陶器的颜色。林名均则与葛维汉一起修复了一些出土陶器，他们发现，这些陶器与河南仰韶遗址出土的器型相似，只是略宽一点。
1986年，四川省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在修复刚出土的象牙（敖天照摄）
中国随后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他也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在洪流中。他在美国休假时发表演讲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向日本运输战争物资，在回成都的路上困难重重，最后是华西大学博物馆的同事苏利文（后来成为研究中国艺术的著名汉学家）开着卡车走滇缅公路将他带回来。后来他又受当时中国政府之命去山里捕捉大熊猫，作为礼物以促成美国对中国的援助。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在华西大学的家成了英美军人避难所，昔日负责招待宴会的妻子照顾着大家。
与此同时，葛维汉1934年对三星堆首次发掘后提出的“广汉文化”概念正在不断发酵。在郭沫若和徐中舒之后，顾颉刚梳理了当时所记有关巴蜀的多数材料，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认为巴蜀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并提出了中国文明多元起源的问题。
1941年卫聚贤通过对巴蜀青铜器的研究，提出“巴蜀文化”命题，进一步引起学术界热烈论辩。林名均则在与葛维汉一起发掘三星堆十年之后撰文，提出广汉文化分期的观点。自此，对巴蜀文化的讨论便不再只拘泥于传统考据学框架，一批著名学者纷纷加入讨论，以考古材料印证、补充或纠正文献材料，并首次将巴蜀作为独立发展起来的古国来加以看待。
50年代起，“资阳人”、“巫山人”、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等考古新发现陆续出现，成都平原巴蜀考古的序幕才算正式拉开。不过这些葛维汉都没有参与。
1948年，他从华西大学退休，在参加了17场告别会后，他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到达上海后乘船回国，结束了他在中国度过的38年生活。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恩格伍德镇，他利用自己在中国搜集的丰富材料和研究成果，安心写作。当年他在苗寨收集了苗族歌谣和传说故事700多个，他将其中659个译成英文，发表了《川苗的歌曲和故事》。1952年，他因《中国西南部羌族的习俗和宗教研究》获得古根海姆奖。
1961年，他去世两个月后，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国西南的民间宗教》出版，书中有他在宜宾、成都、乐山、雅安、夹江等地做过的庙宇调查，研究过的四川、西藏东部和云南汉、苗、彝、羌和藏族的宗教，以及他与很多方丈、道士、喇嘛、活佛和平民的交谈记录。两年后，1963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在冯汉骥教授带领下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认为三星堆遗址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中心都邑”；再过20年，三星堆遗址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