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博物馆，位于三星堆遗址东北角，是我国一座大型现代化的专题性遗址博物馆，集中收藏和展示三星堆遗址及1、2号商代“祭祀坑”出土的文物。作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遗址规模宏阔的古城、严谨考究的功能分区、灿烂纷呈的器物群、神秘瑰丽的造型艺术及其内蕴成熟的礼仪规制等，穿越历史的迷雾，勾勒出浪漫奇崛的古蜀文明画卷，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例证。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2021年6月，当考古人员从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缓慢取出一块青铜罍残片后，一团被压得严重变形的金器出现在人们眼前。出土时，这件金器仿佛一张稿纸被揉成一团，难辨形状。经过修复，一张完整的金面具缓缓呈现。这张薄如蝶翼的金面具宽37.2厘米、高16.5厘米，重约100克，眉眼镂空，两耳轮廓圆润，鼻梁高挺，嘴形大而微张，造型威严神圣，是目前三星堆考古发掘中出土最完整的一件金面具。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再次震惊了世界。
从2019年开始的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相继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新发现多个“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金器、玉器、青铜器、象牙等重要文物，生动再现了古蜀人的精神世界。其中，3号坑满坑象牙堆积，铜器、玉器、金器蔚为大观，顶尊跪坐人像、最大青铜面具等稀世文物相继提取出土；4号坑具有中华文明典型特征的玉琮被提取出土，印证三星堆和甘肃等地区早期文化的交流互动；5号坑出土体量巨大的金面具，彰显出三星堆文化的异彩纷呈；6号坑被整体提取，发现极为稀少的木箱；7号坑东北角发现龟背形网格状器；8号坑发现大型青铜神坛等。经过碳14测年，除了5号坑和6号坑稍晚一些外，其余几个坑的埋藏年代基本一致，距今大约3200年至3000年，属于商代晚期。
图为商代晚期的金面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见证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
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充分说明，我国在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各个时代的古代文明发展成就上都走在世界前列。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数量、种类之多、形体之大、造型之奇、文化内涵之丰富，举世罕见，反映了古蜀先人艺术与技术的辉煌成就。
图为商代晚期的青铜大立人像。三星堆博物馆供图张艳/摄
青铜大立人像，人像高180厘米、通高260.8厘米，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现存最高、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被誉为“世界铜像之王”。人像头戴高冠，两臂略呈环抱状构势于胸前，双手手型环握中空，脚戴足镯，赤足站立于方形怪兽座上，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衣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带饰。雕像整体形象典重庄严，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按真人的高矮、比例、动作塑造，对眼、耳及双手作了较大夸张，以此强化人像超凡的一面，制作之精美细腻在夏商周考古史上罕有其匹。
造型奇特的文物，展现了古蜀人丰富想象力和精湛手工业技术的完美结合。被戏称为“千里眼、顺风耳”的青铜纵目面具，因双目和耳朵的夸张造型而得名。其体量巨大，轮廓突出，五官夸张，宽138厘米，高66厘米。超现实的造型使得这尊造像透露出神秘静穆、威严正大之气，给人以强烈威慑感。Ⅰ号青铜神树，1986年出土，高达396厘米，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采用分段铸造法铸造，采用了套铸、铆铸、嵌铸等工艺，是我国目前所见的全部青铜文物中形体最大的一件。神树雕像有三层枝叶，每层有三根树枝，树枝的花果或上翘，或下垂。三根上翘树枝的花果上都站立着一只鸟，鸟共九只（即太阳神鸟），下部悬着一条夭矫多姿的龙。
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黄金制品、玉石礼器和陶器，都展现出高超的技术水平。考古发现还显示，三星堆遗址内建筑独具特色，城址内祭祀区、普通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等功能区分布井然有序。众多的房屋建筑遗址，表明曾长期有大量先民居住。这些房屋有方形、长方形、圆形三种形式，以长方形和方形居多。其建造方法采用在地面上挖沟槽，在槽中立柱，间以小木棒和竹棍作为墙骨，两侧抹草拌泥以成墙壁，然后墙壁经火烧烤，上为榫构梁架与屋顶，具有浓郁的古蜀地域特色。这些考古发现表明，三星堆地区作为古蜀时代的重要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创造了繁荣昌盛的社会文化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三星堆遗址无疑是其中一颗闪亮的星，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的巨大的城墙、宫殿区、祭祀区，密集的生活区、居住区、作坊和大批珍贵文物，以及周围遗址的分布形态，闪耀出早期文明的曙光。三星堆遗址文物之丰富、特色之鲜明，显示出它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之一。
8号“祭祀坑”新发现一件顶尊蛇身铜人像，与1986年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鸟脚人像残部拼对成功，专家将这件文物重新命名为鸟足曲身顶尊神像。神像凸目獠牙，戴有牛角面具，双手撑在一个带方座的青铜罍上，头上还顶着一个朱砂彩绘觚形尊。铜人像具有古蜀文明的特征，方座铜器是先周文化的代表，而尊是中原文化的代表。这三种文化因素集合到同一件器物上，生动地体现出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为商代晚期的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鲁海子/摄
威严肃穆的神像、纵目千里的面具、沟通天地的神树、神秘诡谲的神坛……这些丰富多彩的具有古蜀文化特色的青铜器，成为中国夏商青铜文明中的一个分支，其鲜明的地域特征和复杂的文化面貌，是中华文明早期阶段多样性和开放性的生动实例。从出土器物来看，铜牌饰、铜铃、陶盉、牙璧形器等是中原夏文化的典型器物，三星堆早期的陶盉与二里头早期的陶盉，除了陶质和大小以外，几无区别；铜尊、铜罍、铜瓿等是商文化的典型器物，三星堆的龙虎尊与河南安阳殷墟的虎食人卣在题材和文化内涵上非常相近；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玉锥形器、玉琮等带有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特点。从冶炼技术、铸造技术和方法以及铜器的打磨和细部纹饰刻画等方面看，虽然三星堆青铜器的精良程度与同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器存在一定差距，但其使用的焊接、范铸、爪铸、锻打等工艺，反映了古蜀人已经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熟练掌握青铜铸造技术。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中华文明是多元的，但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不是多元文明的互相灭绝，而是互相整合。悠久绵延的中华文明如同一棵历史沃土培育的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从枝叶可以追溯到根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表明，古蜀文明是在成都平原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并凝聚了中原、西北和长江流域文明的精华，从而发展形成的一种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这一古老文明与国内其他地区密切的文化联系，见证了中华大地各区域文明之间的交流互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我们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三星堆博物馆将继续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营造传承弘扬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