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其实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大家都能猜出来，因为这毕竟不是什么舞弊案，只是选区的划分问题，实际上在选举之前就已经基本上有了解决的方法，也就是修改选区划分以减小差距，在最高院下达判决之后，议会应该会行动的更加快一些。一般来说，最高法院不会那么简单地判决“选举无效”，因为那个判决带来的后果过于沉重，国家浪费了数十亿美元的选举费用不说，随之而来的参选者可能会提起的要求国家归还他们私人花费的选举费用的诉讼，再加上政治真空造成的其他损失，可能会使得政治家们动员选民将怒气发到这些法官头上去。
日本最高法院的法官的任命制度很有趣，日本最高法院由一名长官和14名法官组成，由内阁指名任命，基本上是一直干到退休，这样可以保证最高法院的法官不需要看谁的脸色，可以进行独立审判。
这样一来，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是不是就没有了监督和制衡，可以为所欲为了呢？也不是。除了病休或者病故，还有两种方法能使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提前失去职位，一是因为违法乱纪而受到弹劾，二是受选民的信任投票的影响。
日本在每届众议院选举的同时，还会进行一个叫“最高法院法官国民审查”的投票，使选民可对最高法院法官投信任票。但如果不信任票数过半，法官则就不能再任职了。
其实一般也没有什么人去关心最高法院的判决，当然最高法院也没有出现过什么臭名昭著的判决，所以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哪位最高法院的法官大人真因为被投了不信任票而失去职务。但是如果这次因最高法院的判决弄得要再来一次众议院选举，估计那些怒气冲天的政治家们肯定会把满腔怒火发到那些法官头上，在拼命为自己拉票的同时还会拼命煽动人们投那些最高法官们的不信任票，没准还真有几个人会丢掉乌纱帽。至于这次法官们在判案时是不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就只有天知道了，反正最后的结果是11月20日，最高法院大法庭通过的判决是“第46届众议院选举处于违宪状态”，并没有直接说选举违宪，更没说选举无效，推翻重来。
众议院选举这事算搞完了，但是今年7月份举行的第23届参议院选举也被人以同样的理由告上了法庭。和众议院相比，日本参议院的选举还要更加不合理，一票的差距居然大到了4.77倍，现在已经结审了的广岛高院冈山支部已经给出了严厉的判决：“违宪，选举无效”。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有待时日，还要等其他地方的判决，最后还要最高法院的判决，但基本上也可以推知，不至于会直接判决参议院选举无效。
小泉纯一郎之后这些年来，日本每年都要换内阁，日本国内对于政府的弱势当然很在意，然而现在出来了一个看来能长寿的安倍晋三内阁，日本人立即就开始为“政府是不是太强势了点”而忧虑了，因为在民主党分崩离析之后，日本议会已经没有能和自民党分庭抗礼的反对党势力了，现在的自民党真是想干嘛就能干嘛。
《日本经济新闻》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说实际上日本还有另一个反对党，那就是法院，在出现违宪诉讼的时候，日本的法曹力量还是可以指望的。笔者就曾经历数过一些日本法官的背离主流思维的、“犯上作乱”的古怪判决。其实，日本法官的“犯上作乱”确实是很有传统的，不仅在现在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环境下能这样，就是在太平洋战争那种法西斯体制下，他们都敢和当政者走上一圈。实际上，日本法官作出的最值得骄傲的判决，还是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干的。
《波茨坦公告》第十条中有这样的句子：“日本政府必须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视必须成立。”（TheJapaneseGovernmentshallremoveallobstaclestotherevivalandstrengtheningofdemocratictendenciesamongtheJapanesepeople.Freedomofspeech,ofreligion,andofthought,aswellasrespectforthefundamentalhumanrightsshallbeestablished）。
实际上这条里面的“复兴”（revival）这个词是很值得注意的，说明同盟国一方还是认为日本有民主和法制的基础，只不过是被军部障碍了而已，现在只要除去这个障碍就行。后来盟国在日本采取了通过日本政府进行间接统治和在德国进行的直接统治所不同，这句话也被认为是一个因素，而一般认为《波茨坦公告》中使用这个词是因为即使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也出现过“选举无效”的判决的判例！而且当时的军部政府还真的接受了这个判决，搞了重新选举。
这个判决是有名的“鹿儿岛二区选举无效事件”，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大家都知道东条英机是日本二战甲级战犯之首，实际上东条被列入这一级别，只是因为他是太平洋战争开战时的日本首相，如果单从中华的角度来说，比东条英机罪行更加深重的战犯多得很，比如曾经三次组阁的近卫文麿就是其中一个，此人极为崇拜希特勒，连胡子都要修成希特勒样式。不过，近卫在战后以自杀的方式逃脱了被作为甲级战犯押上东京军事法庭的下场。
从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就发生在第一次近卫内阁时期。接着在1938年，近卫为了进行侵华战争而搞了一个《国家总动员法》，但这个法律在国会里审议时却遭遇到了不少障碍，差一点成为了通不过的废案，这就使得近卫文麿觉得政党制度太扯淡，要搞一套法西斯制度出来。
1940年7月，在第二次近卫内阁时期，这位近卫终于把从1925年左右就一直有人闹着要实现的“新体制运动”变成了现实，也就是所有的政党全部解散，组成一个叫“大政翼赞会”的组织，实现了希特勒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理想。现在的日本是议会民主制，首相由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出任，可那时候的日本首相是天皇指派，说是谁就是谁，和议会政党什么的没什么关系，反倒是这么一来，首相倒铁定成了这唯一的政党总裁了。
日本的国会议员在战前当然没有现在这么牛，因为那时的大部分权力基本上都在军部或者官僚手里，但议会还有决定预算的权力，所以议员也是一个很荣耀的职务。在地方上，议员属于绝对的“名士”，不用说大家是趋之若鹜的了。
在大政翼赞会之前还有政党的时候，选举的竞争都在各政党之间进行，有了大政翼赞会之后，所谓“选举”也就是一个政党在玩了，1942年4月举行的第21届众议院选举，大政翼赞会提出了和众议院人数相同的466位候选人，最后当选的有381人，占全议席数的81.8%。
“当选率81.8%”在现在听起来似乎是挺高的比例，但要知道那是在“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体制下，当时的首相就是宪兵出身的陆军大将东条英机，说实话没有百分之百就已经是丢人了。当然东条英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在选举中也就无所不为，什么都干，采取各种舞弊是不在话下的了。
（资料图：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
但无论如何，即使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也不能选举作弊啊，这就有被作弊而选下去的人不服，打起了官司。鹿儿岛县第二区的富吉荣二就提起了选举无效的诉讼。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这种官司如何打得起来？本来民和官打官司就邪门，这还是在七十多年之前，而且还是在战时，当时的内阁首相还是那位关东军宪兵司令出身、惯于搞宪兵政治的东条英机，但是这场官司愣就是打了起来。
这场官司能打起来是因为有个不信邪的法官吉田久，当时他是大审院第三民事部的部长判事，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第三法庭的审判长，这位贼大胆接下了这个案子之后真的干了起来，谁都知道要公正处理这场诉讼官司会有多大风险，但吉田和他的同事们愣就是把生死置之了度外。吉田和他的四位同事亲自去到鹿儿岛去询问了187名证人，拿到了大政翼赞会在选举中作弊的铁证。仅这次去鹿儿岛调查取证就在大审院里被评为“壮举”，能不悲壮吗？这五个人可都是写好了遗书之后才去鹿儿岛的。
这场诉讼前后进行了三年，直到1945年3月1日才下达终审判决。在吉田久起草的大审院判决书中，判决鹿儿岛二区的选举“不是自由公正的选举”，下令实行重新选举，吉田还在判决书中明确指出了“从宪法和选举法的观点来看，翼赞选举很有疑问”，矛头直接指向了军国主义制度本身。此时东条英机已经因为塞班岛战败而下了台，接替上台的是小矶国昭内阁，小矶国昭内阁接受了判决，在3月20日重新举行了鹿儿岛第二选区的选举，虽然选举的结果没有变化，但这次选举作为日本历史上唯一一次宣布选举无效的判例而被人们记了下来。判决之后，吉田久法官也辞去了最高法院法官的职务而去中央大学执教，其实到战败为止，吉田一直被作为“危险人物”而受到特高警察的监视。
当时的日本已经是面临着战败的命运了，判决书的原本也在1945年3月10日东京大空袭的时候被烧毁。当时这份判决书连大审院的民事判例集都还没有来得及登上去，因此长期以来一直被称为“幻的判决书”，但在2006年8月，有人在最高法院的仓库里找到了副本，一时成为轰动的新闻。
正因为日本的法官们有过这样的传统，所以《日本经济新闻》才能指望他们成为反对党，作为一个制止执政党暴走的制动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