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农耕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和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与传播提供了独特的文化魅力。长江流域是中华农耕文化两大起源之一，为中华农耕文化提供了多样化选择，为中华文明赓续不绝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撑。为了促进长江流域农耕文化传承与创新，有必要规划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系列农耕文化园：通过整合农耕文化资源，激活农耕文化“基因”；通过构建农耕文化IP体系，凝练长江文化重要标识；通过打造“工农文旅研”融合品牌，促进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长江；农耕文化；传承；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长江流域是中华农耕文明育成的两大摇篮之一，是世界农耕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千百年来留下了大量的农耕文化遗产，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耕文化的记忆空间日益边缘化、破碎化，很多只能深藏于山高水远处、僻野乡村里、古道驿所旁、传说习俗中，部分甚至有“休眠、失活”的风险。
长江流域在水稻、茶、中药材、桑蚕、淡水鱼及蔬菜等的驯化和繁育过程中都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大力发掘农耕文化记忆片段，构建农耕文化IP体系，凝练长江文化重要标识，开发其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旅游价值、科教价值，有利于推动长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激发文化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为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樊志宏、傅才武：《武汉应为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作先行探索》，《长江日报》2022年1月6日第6版。）
一、研究综述
农耕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基，胡泽学、付娟（2022）通过总结提炼中华农耕文明所具有的地域多样性、民族多元性、历史传承性、乡土民间性等基本特征，认为中华农耕文化的基本特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深刻影响。（胡泽学、付娟：《论中华农耕文化的特质决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征》，《古今农业》2022年第2期。）崔唐凯、李波（2022）通过调研发现，在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优秀农耕文化面临着传承主体流失、话语体系缺失、价值认同危机的生存困境。（崔唐凯、李波：《中华优秀农耕文化的当代价值、生存困境与传承策略》，《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潘雨晨（2022）认为我国农耕文化灿烂辉煌、源远流长，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当前农业现代化发展正全面推进，保护传承农耕文化有利于总结现代农业发展经验、促进农业生产增收、保障粮食安全、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际认同感。（潘雨晨：《浅析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耕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价值》，《中国农技推广》2022年第8期。）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农耕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至今留下了许多成体系的农耕物候遗产，近些年来，全国各地都逐渐认识到农耕文化传承保护的重要性，都开始挖掘、修复和保护农耕文化记忆空间。规划建设长江流域农耕物候文化系列公园，有利于保护农耕物候文化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打造若干农耕文化线路，推动农耕文化焕发现代化的新活力，为中华民族、为人类社会留住农耕文明历史记忆传承，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程提供农耕文化的新贡献。
二、中华农耕文化的历史地位和贡献
在古代漫长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人民在完善农业技术的同时，还围绕农业生产活动产生了内涵丰富、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
（一）中华农耕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的源头活水
农业生产和农耕文化不仅是国家经济和民众生存的基础，更为中华文化提供丰富的滋养。中国传统农业形成“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朴素观念，其核心要义就是认识自然顺应自然爱护自然、因时因地因物制宜、遵守准则规范秩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些观念对中华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因为古代的农业基本“靠天吃饭”，人们面对大自然心存敬畏，所以农耕文化形成的古代哲学思想强调“天人合一”，在此基础上形成核心的“仁爱”思想、“和合”思想，“仁爱”思想“泛爱万物”，包含“爱天、爱地、爱人”，即热爱自然、热爱土地、热爱民众，“和”包含了“和谐、和平、祥和”，“合”包含了“结合、融合、合作”，以此为基础，孕育出中华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很多学者认为，中华优秀文化对世界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天人合一”思想。游牧文化逐水草而居，其文化源头是“征服”，很难产生这种基于“仁爱”的思想。
（二）中华农耕文化内在特质决定了中华优秀文化特征
中华文化是原生文化，也是早熟的文化，其根基在于农耕文化。很多考古资料证明，大约在1万年以前，中华大地上就有人类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发明并使用了各种天然材质的生产工具，驯化并种植作物、饲养动物。1万多年的中华农耕史，使得农业史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三大农业起源中心。本土起源的农耕文化决定了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早的几大原生文化（文明）之一，既不是后生文化，也不是舶来文化。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连续几千年不间断的文化，其决定因素是绵延不绝的农耕文化。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组织结构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结合儒学思想形成“耕读传家”的传统，由此形成家族化、宗族化的稳定乡土社会结构体系，不管是王朝更替，还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基层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虽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是从未崩溃，一直延续下来，以此为根基的中华文化历经战乱与分裂的洗礼，不仅没有间断，反而不断升华。
中华文化具有独立自主发展和兼收并蓄的特点，这种特质深受中华农耕文化的影响。中国独特的半封闭地理环境造成中华农耕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打通之前，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中心的文化交流较少，在坚持和保留文化传统方面，比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更加坚决；但中华农耕文化一直在求新、求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引进大量作物，外来作物不仅改变了农业生产，也深深影响了生活，原有的文化习俗中逐渐产生了许多新的文化元素和文化现象，也融合了多个民族、多个区域的优秀文化，中华农耕文化的多元性，同时也塑造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三）中华农耕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基础性思想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与中华农耕文化“以民为本、富足社会、耕读传家、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潘丽嵩、范晓阳：《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传统文化底蕴研究——在“两个结合”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宋才发：《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逻辑、丰富内涵与世界意义——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党政研究》2022年第6期。）
“以民为本”的思想起源于先秦诸子百家，儒家的孟子为集大成者，将“爱民保民”作为君主的道德修养和政治原则，由此形成系统的“仁政”思想，农耕时代的“民”主要是农民，“以民为本”就是要解决广大农民的疾苦。
古代先贤在试图解决民生疾苦的时候，也考虑到建立富足社会，其实质就是构建全民富足的“小康社会”，追求“天下共富”的美好愿景。
“耕读传家”历来被中国传统家族所重视，是古代农业农村发展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通过耕作获得衣食以立性命，通过读书修身养性充实精神世界。
农耕时代的古代哲学强调“天人合一”，其实质还是“敬天、畏天”，认为天地运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能心存敬畏，人类活动必须顺应自然、遵循自然的规律，由此提倡天地人的和谐关系。
中国自古就有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思想，古代先哲们通过对天地自然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作大量观察和探索，逐步形成“和而不同”的观念，人与人、国与国、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可以客观地承认有不同之处，但是可以“求同存异”地将不同的事物有机整合为一体。（韩保江、李志斌：《中国式现代化：特征、挑战与路径》，《管理世界》2022年第11期。）
三、长江流域农耕文化的历史地位和贡献
长江流域是世界稻作文明的起源地，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在中华文明史和世界稻作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稻作农业为长江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促进了中华文明的长久繁荣和持续发展。
（一）长江流域是中华农耕文化两大起源之一
农耕文明的诞生与发展是人类依赖环境、适应环境并逐渐改造环境的渐进过程，尽管农耕文明的萌芽曾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出现，但真正发展成为成熟的农耕文明并对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屈指可数。这些文明一般位于北纬20°至北纬40°之间的大河流域，如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两河流域）、埃及（尼罗河流域）、印度（印度河流域）和中国（长江黄河流域），后世称之为“大河文明”。这些大河流域光照充足、土壤肥沃，再加上河流的冲刷，地势平坦，适合作物生长，独特的自然环境为人类农耕文明创造了良好条件。
根据已发现的考古遗址分析，长江流域很早以前就出现了“水田”稻作农业，如澧县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出土了约8000年前的水稻，还发现了古老的稻田。目前，全国考古发现早于8000年的水稻农业遗址共有16处，其中14处遗址位于长江流域。（傅才武：《长江：稻作文明与鱼米之乡》，《光明日报》2022年12月28日第11版。）长江流域的农耕文明并非一蹴而就，早期是以渔猎采撷为主，随着人口增加、生产工具的改良，人们尝试驯化野生的植物和动物，经过长达数千年的发展，逐步过渡到以种植为主、渔猎采撷为辅的农耕文明时代。（向安强：《长江中游史前稻作遗存的发现与研究》，《江汉考古》1995年第4期。）
（二）长江流域农耕文化为中华文明发展路径提供了多样化选择
长江稻作文化与黄河粟（麦）作文化分隔南北，差异互补，形成了“（长）江（黄）河互济”的稳定性格局，构建了同一文化系统的内部大循环，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强的纠偏功能。
人类四大文明发源地，唯有中华文明是“二元文化”结构，北方以黄河文化为标识，南方以长江文化为表率。（郑敬东：《长江——人类文明的摇篮》，《职大学刊》1998年第1期）。从文化起源看，长江流域稻作文化与黄河流域粟（麦）作文化差不多是同一时期，但传说中的中华民族先祖“三皇五帝”大都诞生和活动在黄河流域，其嫡系子孙也繁衍于此，而长江流域活动的人类，是中华先祖的后世支脉和一些少数民族，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儒家文化，也产生于黄河流域。从文化特点看，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是以农耕文化为主体，但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交界，吸收了游牧文化的重要成分，而长江流域的农耕文化是从渔猎采撷发展而来，其农耕文化中有大量渔猎文化的元素。（王进：《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之比较》，《社会科学动态》1997年第11期。）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是两条自西向东的平行经济带，两者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更多的是互助，特别是自秦代建立大一统的王朝之后，两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互动互补。如黄河流域受到北方游牧民族侵扰时，长江流域的各种战略资源就会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输送，提升战争能力，扩大战略纵深；当一方发生天灾时，政府就会从另一方调集资源进行援助赈灾，民众也会自发从灾区迁徙到平安地区；如果一方的发展出现问题，文明走向岔道，也有另一方进行对照，成为避风港和蓄水池，不至于文明全体断绝。
（三）长江流域农耕文化为中华文明赓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撑
在新石器时期，长江流域的人类驯化了品种多样的野生动植物，如稻米、茶叶、水牛、猪、狗、吐丝蚕、中药材，以及草鱼、鲢鱼、鳙鱼、青鱼等水生动物和菱角、芡实、茭白等水生植物。（刘雅丹：《说说长江渔文化》，《中国水产》2022年第11期。）在稻作农业发展成型之后，长江流域的畜牧业和纺织业开始出现并逐渐繁荣，这从年代较晚的农业遗迹中出现驯化兽骨和石制纺织器械得到证实。
在中华文化发展早期，长江流域很多地方没有充分开发，到秦汉大一统时期，长江流域发展加快，最主要的作物水稻逐步传播推广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但两广、云、贵、闽等地开发程度仍然不高。直到隋唐之际长江流域才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唐朝中期以后，黄河流域战乱频繁，不少地区萧条衰败至“千里无人烟”，很多士大夫及民众逃往江南避祸，稻作区在整个长江流域全面铺开，南方的水稻生产赶上并超过北方的粟麦，从此，长江流域就开始取代黄河流域成为国家最重要的人口集聚和社会生产场所。
相较其他主粮，长江流域的水稻单位产量高、营养价值丰富、容易消化，所以稻作农业更容易推广。随着稻作区不断向南延伸扩展，甚至漂洋过海，茶叶、丝绸、药材等随后也传播出去，长江流域农耕文化以这些物品为载体不断向周边辐射，影响了整个中华地区，还对东南亚、东北亚等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公婷婷：《中国水稻起源、驯化及传播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2017，第50—68页。）
四、建设长江流域农耕文化园的意义重大
建设长江流域农耕文化园是传承创新长江农耕文化的有效途径。本质上是在发掘、整理和保护长江流域中华文明的“基因库”，并在适当情况下激活这些文明“基因”，使之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创造新的价值，更好地传承弘扬长江文化，促进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
（一）传承弘扬长江文化
长江流域农耕文化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演进历程中留下了成体系的记忆空间，它们所浓缩形成的人类文明基因长片段，已经作为基础性部分深深植入了人类文明生命体中。建设长江流域农耕文化园，能够有效发掘和整理这些农耕文化的基因片段，并通过现代技术加强保护，使之传承下去，并不断发扬光大。对于长江流域农耕文化的保护，就是保护文化生态多态性，是应对未来不确定性导致的概率风险的有效战略措施。
长江流域农耕文化是一个具有集体互助观念，追求和谐、道德与社会责任感的文化，与“共享价值”的创造具有天然的契合度。在大河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长江流域农耕文化的价值也在不断演变，在保留与传承勤劳、人与自然和谐、遵从集体秩序以及重视子女教育等积极特质的同时，通过建立新的价值取向，以“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内化个体行为，有助于创造面向智能社会的“共享价值”。重新审视农耕文化的现实意义及发展方向，赋予其新时代的新内涵，有利于在新的发展条件下我国新的文明形态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二）促进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
农耕文化蕴含的生产经验、传统技术，至今对现代农业发展仍然具有积极借鉴意义。一些“农遗良品”，是打造地域产业品牌、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资源。
传统的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格局及其独特的地理环境背景，使得农耕活动需要与自然高度配合，高度重视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促成了人与自然之间必然建立的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继而衍生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农耕文化的重要特征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出“天人合一”的思想，渗透着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类型。农耕文化中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生产生活范式，能够有效带动绿色产业发展，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促进城镇绿色可持续发展。
农耕文化与面向智能经济的绿色发展方向具有一致性。未来的经济将越来越重视绿色增长，这就要求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实现低碳、绿色生态化发展，要以智能化技术创造低碳、绿色发展的技术支撑和更有效的手段，打造以环境友好型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技术为特征的未来绿色产业。
根植于乡土社会的农业生产系统，几千年来不仅为人类繁衍提供食物供给，还形成了诸多历史文化传统和景观，极大地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形成一系列农耕文化IP，这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要素，能够丰富人民群众精神世界。
农耕文化在塑造中华文明和社会生活习俗中发生的作用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铭刻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根基和社会内聚力之所在。农耕文化形成的公序良俗，有利于推动全社会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增强文化自信、历史自信，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民族自豪感。
由农耕文化衍生出来的“天人合一”“和合共生”哲学思想，有利于整体展示中华文明的“文化底色”，体现“中国范式”，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全球和平与发展。
五、建设长江流域农耕文化园的策略建议
农耕文化目前是一些零散的、庞杂的记忆空间，这些文明的“基因”不少都在“沉睡”中。应该通过建设系列主题公园、物产公园、品牌记忆园、农耕物候展览场馆和研究机构，激活这些优秀“基因”，开发其时代价值。（范玉刚：《以文化价值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赋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3月20日第4版。）
（一）建设农耕物候人文地理主题公园
长江流域独特的人文、地理、气候等条件，使得人类农耕活动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因而也形成了诸多独具特色的农耕文化景观和物候现象，如长江三峡生物多样性、湖泊和湿地、高原农耕、特色民居、宗教农业等。根据这些特色选定有代表性的民间传说、历史典故、地形地貌、山川河流、气候条件等，规划建设相应的主题公园，以“农耕剧场”等形式将物候现象和农耕文明有机融合为一体，留下一批代表长江文化的珍贵记忆符号。
如三峡垂直海拔物候公园。长江三峡地区是我国中部低山向西南高山和青藏高原过渡的地带，土壤有明显的垂直分布，自下而上分别为山地黄壤、山地黄棕壤、山地棕壤，且温度、湿度也随海拔的变化而不同，不同海拔梯度分布的植被和活动的动物都各具特点，形成物种丰富度随海拔梯度变化的生物多样性垂直格局。（李巧燕：《三峡库区物种多样性垂直分布格局》，硕士学位论文，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2013，第9—30页。）如有的峡谷地带海拔高差近2000米，虽地处亚热带，但随着海拔不断上升，气候垂直差异明显，山脚主要分布着亚热带常绿植物，山腰出现落叶阔叶林向寒温带针叶林的过渡带，山顶则主要是寒温带植物，不同海拔梯度的动物也呈现出类似的分布，可以说，这些地方同时存在着不同纬度才有的动植物。根据这些特点，选择典型峡谷地带建设物候公园，海拔间隔200米或500米建设若干物候生态点，种植标识性作物，展现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地理格局。
如湿地农耕物候公园。我们在建设湿地公园并大力开展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合理利用的同时，还应该留下湿地曾经滋养人类的农耕物候记忆，建设若干农耕物候场景公园，展示候鸟、江豚、中华鲟、猿猴等物种的生存环境，展示先辈们进行农耕种植、渔猎取薪等生产生活的场景。
如乡村民居主题园。乡村民居集中展示了前人所创造的建筑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些保存完好的传统民居反映了特定区域内不同时期的社会制度、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各地建设农耕文化园的过程中，要尽量保护其历史身份、文化特征、地域特色，激活乡村民居的文化“基因”，实现适应性保护和价值的传递。展现乡村民居主题，要兼顾保护历史原貌和提升生活品质，兼顾更新保护和生态宜居，兼顾传承文化和创造经济效益。
（二）打造农耕物候物产公园
如传说中炎帝神农开启了璀璨的农耕文明，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随州境内的桐柏山下，现今保存着远古岩画以及其他历史遗迹，要保存好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围绕炎帝神农这个IP，打造一系列品牌景区和产业园区，如体现人类新石器活动时期原始部落景区、展示农耕起源的体验式田园景区、体现神农发明渔猎的养殖体验区、农耕文化“非遗”博物馆、体现中华道教与炎帝神农文化一脉相承的宗教景区等。
（三）建造地域特色产业品牌记忆园
围绕主题和功能筛选长江流域的标识性产品，突出生态学、乡土品牌产业链、原产地和业态，通过与地理标志、物候标志认定相结合，给地域产业品牌赋予文化内涵，结合特色城镇、特色村庄的建设，形成综合性的地域特色产业品牌记忆园。（朱哲学：《脱贫攻坚成效评估与接续乡村振兴研究——以武汉市蔡甸区侏儒山街为例》，《学习与实践》2021年第11期。）
完善品牌发展政策和品牌保护机制，加强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保护。建立有特色的区域品牌产地市场，为地域品牌构建完善的信息网络、物流体系、产品推广和销售服务平台。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扶持优质产业品牌基地建设，放宽金融信贷政策。
（四）建设农耕文化博物馆
农耕文化博物馆是传承发扬传统农耕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征集保存大量农耕文化遗产，在开展研究的同时还可向社会大众提供科普宣传、教育实践、藏品展示等一系列服务。目前我国农耕文化博物馆在东部地区建立较多，中西部地区相对较少，且大部分农耕文化博物馆规模较小。
博物馆的形式不仅仅局限于场馆，要以传统农耕文化精髓，赋予实体空间深厚底蕴，可结合山、河、田、林等自然条件，遵循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和乡土化原则，集中展示语言、戏剧、民歌、风俗、祭祀、礼仪、政策、理论、宗教等的各类农耕文化元素，揭示农耕文明中“人”“物”“事”“技”的历史脉络、文化底蕴和功能原理，展出内容包括传承人、角色丛、乡土手工艺、传说故事、乡土标识、声色光景。还可深层次展示农耕文明认证体系，包括传承人认证、农耕空间认证、农耕馆藏创新传承体系认证、农耕居民认证。
（五）组建农耕文明研究机构
（六）建设线上农耕文化园
建设线上农耕文化园，推进农耕文化数字化现代化产业化。运用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AI（人工智能）等技术，将有深刻农耕文化烙印的人际交往理念、风俗制度、文化教育、国家政策等文化内容，融入虚拟系统模型设计，形成以广大青年人群为主要受众的互动式虚拟展厅或网上展厅。将农耕文化遗产中的农业景观、物候现象、农耕技术、农耕藏品、文创产品等转化为数字藏品，实现永续保存和快速传播。运用电子商务、远程设计、互动体验等形式，推进农耕文化产品的设计、制作和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