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拍摄的《飞越疯人院》是一部诙谐幽默的电影，它以喜剧性的画面呈现出一个个荒唐的情节，电影在逼问一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正常人可不可能被送进精神病院？如果被送进去了，该怎么办？
然而在中国，逼问这个问题的却不是电影，而是残酷的现实，这远比电影来得真切。深圳邹宜均被广州白云心理医院收治的故事，其情节之曲折与悲剧色彩丝毫不比好莱坞电影逊色。
2006年10月的一个清晨，邹宜均的家人约她一起去为逝世不久的父亲扫墓。车子行至途中，突然冒出六个人带着手铐、纸箱、眼罩将邹宜均绑住，给她注射麻醉药后拖进车中带走。待邹宜均从朦胧中醒来时，才知道自己被绑进了广州白云心理医院。然而邹宜均虽然非常愤怒，但却并不觉得很意外，因为她与家人有矛盾与纠纷，在半个月前就悉知了家人准备把她送进精神病院的密谋，只是没想到会是这样暴力的方式。于是，她在获得这一消息之后，就跟自己的律师朋友黄雪涛签署了一份委托书，以防自己一旦身遭不测，被家人强制送往精神病院失去人身自由时，可以委托律师以全权代理人的身份，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律师黄雪涛在收到这份委托书之后微微一笑，没把它当回事，根本就认为这么荒唐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而邹宜均在签完委托书之后，心里也踏实了几分，认为自己一旦落难，也有了救济途径。然而“剧情”的发展却远超他们两人的意料之外，当这荒唐的一幕发生时，这份委托书丝毫没有邹宜均预期的作用，甚至与废纸一般无力。
在医院里，邹宜均借用别人手机联络到律师，黄雪涛当天就拿着邹宜均亲笔签署的委托书去到医院，要求与当事人会面，医院起初不承认邹在医院里，等律师拨打110叫来警察之后，医院才开始承认他们收治了邹，但仍然拒绝律师的要求，理由是“谁送进来的，医院只对他负责”。
第二天，黄雪涛打印好律师函，附上委托书和自己的律师证复印件向医院递交，要求见当事人，而医院对律师函表示出不屑一顾的态度，丝毫不予理睬；律师无奈之下只好再向110报警，但警察称这是医患纠纷，要律师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接着，律师向媒体反映，在媒体报道之后，医院迫于舆论压力通知律师同意邹出院，但邹的家人极力阻拦，甚至威胁要追究医院的违约责任。医院于是组织专家对邹进行会诊，专家根据邹宜均家人的描述与邹进行短暂的会谈，认定邹宜均为“双相障碍”，拒绝放人。随后，邹宜均被家人秘密转移到中山埠湖医院，并被以假名登记强制住院。从此，邹宜均杳无音信，像人间蒸发一样。
然而，律师黄雪涛却依然拿着这份委托书执着而艰难地寻找着她的当事人，她向卫生主管部门投诉、向检察院求助、在深圳与广州两地的警方报人口失踪、向深圳公安报案非法拘禁人身自由、与法院立案庭讨论刑事自诉、到信访办上访，甚至由律师事务所当原告，起诉邹宜均，打《法律服务合同》的有效确认之诉，但法庭跑遍本地各大精神病院都查不到入院记录，传票无法送达。
黄雪涛使尽她作为律师所能用的所有招数，也未能把自己的当事人从精神病医院里救出来。直到三个月后，邹宜均被家人接回，黄雪涛才知道她的下落。这时，律师黄雪涛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让人震惊的制度陷阱，这个陷阱随时可以剥夺人的自由，而受害者却毫无救济的权利。
被送入精神病医院失去人身自由而无法获得救济的，远不止邹宜均一人，这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悲剧。
在江苏的朱金红案中，除了她的好友与律师出手营救外，当地的人大、妇联、卫生局等机构还特地为此召开协调会，希望医院放人，但都找不到合适的介入渠道，而医院也认为她已具备出院条件，无奈朱金红的送治人不同意，她就没办法出院。这样的死结，源于精神病医院的一个行规———“谁送来，谁接走”，如果送治的人不同意，被送治的人就会在精神病院待上一辈子。北京化工研究院的职工陈淼盛被单位送冶，他家属为了使其出院而多方奔走，虽然医院也承认他具备出院条件，但都因单位不同意而没法接走。陈淼盛因此被困13年，最终死在精神病医院。
精神病医院只对送治者负责，而不是从医学标准来决定被收治者是否出院，诊断也没有外部纠错机制，被收治的人无从获得救济渠道，如此种种行规，使得一个正常人一旦不幸“被精神病”，他（她）是不可能从精神病医院逃离的，除非送治他（她）的人同意，否则谁也救不了他（她）。要飞越中国的“疯人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作者系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黄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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