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仁涛是民国时期的古钱币收藏大家，出生于富商家庭，生平喜好收藏，精于金石文字。三十年代初得清钱名家张絅伯的指导而爱上古泉，于是广事搜罗，收藏渐富，多位泉家旧藏尽入其室。
由于收购了方药雨的藏泉，又有张絅伯、郑家相、王守谦、戴葆庭、杨成麒、平玉麟，以及马定祥等人提供钱币藏品，至20世纪四十年代，陈仁涛已收集到历代钱币中硕果仅存的稀世珍品。
金代崇庆元宝陈仁涛旧藏，现藏国家博物馆
到后来1935年以巨价购买方药雨旧藏，方氏藏品中有枚金代“崇庆元宝”稀世珍钱，堪称泉界第一，故他一度改号为“崇庆宫主”，关于“崇庆宫”斋名的由来，外界知之者甚少。但当他得到“国宝金匮直万”钱后，最终自号“金匮室主”。可见，“国宝金匮直万”在陈仁涛心目中的地位了。
新莽国宝金匮直万陈仁涛旧藏，现藏国家博物馆
“国宝金匮直万”钱为新莽时期所铸，钱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圆形方孔正背、内外均有轮廓，篆书“国宝金匮”四字，上下、左右对读；下部为方形，正背两面周边突起似轮廓，内以两条突起的纵线将方形分作三等分，正面两线之间坚排篆书“直万”二字。此钱不单造型奇特，且书法古朴婉转，存世极其稀少，早年出土仅两枚，出土时原为通体绿锈，为青铜质。
莽泉素有中国古钱中的“钱绝”之称，而“国宝金匮直万”钱更是莽泉中的绝品，被不少泉币学家誉为“泉中之尤物”，有“中国古钱魁首”之称。现在，其中一枚出土的“国宝金匮直万”钱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它最后的私人藏家，便是陈仁涛。
起初，“国宝金匮直万”两钱出土后，其中之一是西安阎甘园、阎履初父子花了几十块大洋买下，后来携至上海，被张丹翁买下，立即又被余挺生以一千大洋购得。张叔驯在余挺生那里看见“国宝金匮直万”钱后，坚决求其割爱，余挺生都没有答应，知道余挺生过世后，张叔驯又向其后裔重提旧事，并许诺仍以先前的开价两千大洋收购，物主见其诚意，便答应了下来。
根据张叔驯哲嗣张南琛告知，其父先后共得两枚国宝金匮钱。1937年其父离沪到美国定居前，因为手头紧张，便将这枚“国宝金匮直万”钱转让给了陈仁涛，自留存一枚，现不知去向。关于当年“调头寸”这件事，张叔驯和陈仁涛都守口如瓶，未对外谈及。不过陈仁涛得了“国宝金匮直万”钱后，相当得意，自号“金匮室主”，改斋名为“金匮室”。
除了方药雨的藏品和“国宝金匮直万”等珍钱，陈仁涛在历代稀有古钱和近代铜元的征集方面，可谓倾心倾力从而获得了不少旁人难以企及的稀世珍品。
北魏天兴七年金钱陈仁涛旧藏，现藏国家博物馆
陈仁涛对钱币研究收藏时，十分注重“第一稀有”之物的收藏。他认为中国古钱大多为铜品，其他为铁、铅之品，以金铸钱为鲜见者。他自得了方药雨的“天兴七年”金钱后，曾称：“纯金质钱之与世人相见者。当以此钱为第一，良宝可也。”另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陈仁涛得到“乾道元宝小金钱”珍钱一事中，更能印证。
“乾道元宝小金钱”为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夏，从杭州古荡地区的古墓掘得，同时出土还有“寿慈万寿篆书小银钱”。出土后，被当地一估旧店主朱氏所获，张公午获悉后，十分喜爱，愿以重价购之。张知我父亲与朱氏是好友，请我父亲相帮劝说，该店主终于应允割爱。后在上海的陈仁涛闻之，又出巨价从张公午处挖走了此两枚珍钱，最终被他收入箧中。郑家相在《古荡出土金银二钱考》一文中写道：“陈君于三年前得旧雨楼(方药雨）全部藏泉，而天兴七年金钱在焉，今复得此金银二钱，陈君亦足自豪矣。”
陈仁涛在《金匮论古初集》一书中，对北魏“天兴七年”和南宋“乾道元宝”两枚金钱均作了专文介绍。前者断定为是“一种纪念而特铸之钱”；后者为“宋代宫中赏赐之品”。可见其研究之精到！
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陈仁涛离沪赴港，金匮室珍藏亦编号集箱运出境外。五十年代初期，陈氏有意出售其珍藏钱币，提出以半捐半卖形式，将整批钱币售予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部门以八十万港币之价，收购陈仁涛1700余枚古钱币，其中包括“国宝金匮直万”、“崇庆元宝”及“天兴七年”金钱等诸多珍泉，后入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