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铜时代大体对应于夏商周三代王朝，青铜器在早期国家中多作为标志贵族身份等级的礼器，也因之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物质文化生产材料。青铜礼器在仪式性活动中成为礼仪的载体，这样，装饰作为渲染外在的手段，几乎成为不可或缺的形式。因此，对于青铜器装饰的研究，一直以来都为学者们所重视。在过去浩如烟海的研究中，既有马承源、林巳奈夫先生主编的鸿篇巨制[1]，也有罗越、陈公柔与张长寿先生对兽面纹、鸟纹的经典专题研究[2]。但纹饰种类繁多、变化繁复，仍然是大多数研究呈现给人的印象。本文试图去繁就简，梳理装饰发展的轮廓，并尝试探讨装饰形成的技术与社会背景。
青铜礼器是以容器器类为主，装饰在单体青铜器上主要表现在器表纹饰，以及独立于器表、在足耳等附件上的装饰。这些装饰内容彼此关联，其风格集中体现在器表的主题纹饰上。本文将首先简单勾勒主题纹饰的变化轮廓，再以此为基础阐述不同时期纹饰布局等总体发展。
在讨论之前，本文对中国青铜时代发展阶段将采用孙华先生的认识[3]，即划分为如下六个阶段：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冈文化早期、二里冈文化晚期至殷墟文化早期（包含中商文化时期）、殷墟文化晚期至西周中期、西周中期偏晚至春秋早期、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战国早期偏晚至汉代。这其中最后的第六个阶段战国中晚期至汉代，青铜器已进入衰落时期且实际上是在铁器时代的发展，特别是传统的青铜礼器走向衰败，其装饰少见无需专论。
一、主题纹饰及其变化
主题纹饰是装饰艺术成熟的标志之一，同时也是装饰风格的体现。观察主题纹饰的变化，可基本把握装饰发展的脉络。自二里冈文化晚期开始，青铜器的装饰主题就开始显现，此后一直都比较明确，并在不同阶段都有明显的变化。
表一、主题纹饰流行的不同时期
1.兽面纹
兽面是一般哺乳类动物面部的抽象形象，除了浮雕形态的兽首之外，平面装饰的兽面纹往往还在面部两侧展开躯体等器官。兽面纹有着很早的文化渊源，新石器时代末期如良渚文化、石卯文化都出现构图较为成熟的兽面纹。青铜器上的兽面纹从二里头文化一直延续到西周早期，并从二里冈文化晚期开始成为压倒多数的主题纹饰。兽面纹的形式多样，过去不同的研究者提出有多种分类与研究方案，其中罗越提出五型发展[4]，是对兽面纹发展逻辑做出了简明的总结。
罗越Ⅰ型的兽面纹主体是由线状的纹饰构成（图一、1）；Ⅱ型则是宽带状纹饰（图一、2）；Ⅲ型是线条复杂而展开的构图（图一、3）；Ⅳ型开始出现云雷纹的地纹，躯体等轮廓有了明确的体现（图一、4）；Ⅴ型则是半浮雕的形式，在浮雕的上面和下面都有云雷纹的地纹，俗称“三层花”（图一、5）。罗越五型揭示出兽面纹由抽象到具象的发展过程：从Ⅰ、Ⅱ型在兽面纹刚刚出现时躯体和器官不是很明确，到了罗越Ⅳ型特别是罗越Ⅴ型的时候，兽面纹的肢体、角、眉毛、爪子、尾巴等器官表现得非常具体。
罗越五型主要是观察纹样设计上的演进逻辑，但现在根据考古学认知也可将其作年代归结。比如罗越Ⅰ型是基于线状纹饰在陶范上刻画而成的考虑，反映的是最原始的技术，最早在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冈文化早期青铜器上也的确就是这类纹饰。Ⅱ型主要是流行在二里冈文化晚期至殷墟第一期，Ⅲ型主要流行在中商文化至殷墟文化第一期，Ⅳ型数量不多，见于殷墟文化晚期，Ⅴ型则从殷墟文化晚期延续到西周早期。当然纹饰发展也是复杂的，比如罗越Ⅰ、Ⅱ型在二里冈文化晚期是并行的，Ⅳ型和Ⅴ型也同见于殷墟文化晚期。显然，兽面纹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单线条的发展过程。
殷墟文化第二期时，罗越Ⅴ型为主的兽面纹已经非常发达，并出现了不同的构图形式，这表明兽面纹处于繁荣的阶段。其后的殷墟晚期到西周早期，兽面纹有着两个不同的发展流向，一是去掉地纹，只留下了半浮雕的形态（图二、1）；另一方向是只留取地纹，形成细密的纹饰，并因为细密的云雷纹纹饰单元，构成窄长带状的兽面纹（图二、2），比如在殷墟末期M1046多件青铜器有这样的纹饰[5]。西周早期，在上述两个分支继续保持的同时，原来主流的Ⅴ型兽面纹也有发展，除了少数如德方鼎、利簋等保持殷墟文化晚期传统的半浮雕带地纹式样，其尾声形态是在兽面纹的角上和躯体上设置很多类似脊刺状的纹饰（图二、3），这是受到其时流行的鸟纹风格的影响所致。
2.鸟纹及其变体
鸟纹也被称之为凤鸟纹，是对鸟类形象的抽象。新石器时代鸟的形象就已出现，中商文化时期青铜器上出现圆雕的鸟和平面装饰的鸟纹。鸟的突出特征是尖喙，因此在平面装饰上侧面表达鸟喙的轮廓，这样鸟首、眼、躯、足、尾等部件相应地都是侧视的。
中商文化及殷墟文化时期的早期鸟纹，有的分布在兽面纹两侧的下角，或者以较窄的幅面作为辅助纹带出现（图三、1-2）。殷墟文化晚期的鸟纹开始出现半浮雕，因此，从中商文化鸟纹（图三、1）到殷墟文化晚期鸟纹（图三、2）的变化，相当于罗越Ⅳ型和Ⅴ型兽面纹的变化。殷墟文化晚期鸟纹数量开始明显增多，并越来越多地以独立纹带出现。总体上，早期鸟纹直至其后西周中期的鸟纹（图三、3），从构图到布局都受到同时期兽面纹的很大影响。
殷墟文化晚期，少数提梁卣上出现鸟纹为主题的装饰，鸟纹半浮雕的层次很强，形成繁缛而豪华的作风。西周早期偏晚和西周中期偏早，鸟纹开始作为主题纹饰并在数量上成为压倒性的装饰。这一时期鸟纹都有幅面比例很大的冠和尾，即鸟冠和尾的装饰复杂而华丽，这尤其在尊、卣、壶、簋等装饰幅面较大的器类中多见（图三、4）。
西周中期偏晚到春秋早期青铜器装饰流行窃曲纹、波曲纹、重环纹等几何形构图，不少构图都可以理解为是鸟纹简化的结果。例如图三、5的窃曲纹是从图三、3这类鸟纹简化而来，纹饰保留了鸟纹的单目，两侧仍然可以看出鸟冠和尾的构图。图三、6的波曲纹是从图三、4的鸟纹转化而来，从波曲纹中仍然可以看出豪华鸟纹冠与尾的构图以及立羽的层次。这些窃曲纹与波曲纹进一步的发展，如同属于春秋中期的图三、7和图三、8那样，不仅动物特征彻底消失，更重要的是纹饰单元开始作单向连续排列，对称的布局走向终结。这些纹饰也可以说是春秋中期龙纹构成新风尚之前，鸟纹发展的尾声。
3.龙纹及其解体
龙也是虚幻动物，在新石器时代也已出现。青铜器上有浮雕或全雕的龙，龙纹在平面装饰上表现为侧面长躯、单目的轮廓。有时龙纹的长躯与鳍构图与鸟纹略似，但龙或张嘴、或口中吐舌，有别于鸟纹的尖喙。
西周晚期之前的早期龙纹，纹饰单元受到同时期主题纹饰的很大影响。西周早期及以前的龙纹构图风格类似兽面纹，其中二里冈文化晚期至殷墟文化早期多以夔纹的形式出现，纹饰都是处于陪衬位置。这时期的夔纹或者是在尊、罍、瓿的肩部连续排列9个或6个，以配合腹部的主题纹饰（图四、1），或者是在兽面纹两侧的下角各设一个。殷墟文化晚期的龙纹除了继续在兽面纹两侧陪衬之外，开始出现了类似兽面纹布局的独立纹带（图四、2），但这些纹带的幅面较小，往往不是主题纹饰。西周早期开始，龙纹构图风格类似同时期主题的鸟纹纹饰，纹饰单元上特别是冠与躯尾多见鳍刺类构图（图四、3）。西周中期之后龙纹也开始抽象化，部分纹饰朝着窃曲纹发展（图四、4）。西周时期的这些龙纹多作双首相对，构图上基本是遵循兽面纹的对称布局。
西周晚期开始出现两条躯体交汇的龙纹造型，此后，龙纹以不同形式的交体构图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并在春秋早期之后在数量上居于压倒性优势。交体龙纹最早在西周晚期的盨、簠、鬲等器类上出现（图五、1），但传统的对称布局仍然在两条龙的构图中可见。春秋早期龙纹多见，且龙嘴中常常有舌吐出，龙纹的构图摆脱对称性，常常为斜对称布局，双首共身的龙开始形成真正意义的交体（图五、2），学者们或称之为蟠螭纹。春秋中晚期龙纹躯体的缠绕更加复杂，更多的龙纹呈现为细躯（图五、3），或被称为蟠虺纹。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之间的龙纹仍然是复杂的缠绕，但纹饰的图案性和设计感都较强。一些龙纹的躯尾填以勾云纹（图五、4），侯马铸铜作坊青铜器还可见一些对称性布局的龙纹，隐约有复古之感。战国早期偏晚开始，龙纹开始解体，或发展为曾侯乙编钟那样由一些龙首等部件构成的龙纹，或者是构图不完整的龙纹单元（图五、5）。
兽面纹、鸟纹、龙纹都有悠久的史前发展渊源，都是以虚幻动物形象作为装饰题材，虚拟动物装饰也是其他大部分青铜纹样的共同特性，这和植物题材缺失一样，共同构成中国青铜时代装饰的突出特征。而抽象的艺术形式，则成为中国古代艺术有别于西方艺术的不同传统。
从兽面纹、鸟纹到龙纹，造型的发展距离现实动物的距离越来越远。在构图的表现上，从兽面纹的正面，到鸟纹和龙纹转向侧面。这个转向与以下变化相协调：鸟纹在完成变体的同时，还完成了从兽面纹左右对称的构图，变为几何形纹饰和龙纹的连续构图。这样的改变，既催生了装饰技术的变革，又体现出社会需求对装饰发展的主导。
二、纹饰布局与装饰风格
主题纹饰与辅助性装饰搭配，构成器物纹饰的布局，这在二里冈文化晚期就已经开始，说明当时的装饰水平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不同纹样在同一件青铜器上的组合与搭配，以及不同器类之间装饰的协调性，构成了该时期装饰的风格。
1.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冈文化早期
这是青铜时代的初始阶段。这一阶段的青铜容器数量和类别都不多，器类有觚、爵、斝、盉等酒器，以及鼎、鬲等炊器，器类与造型都未脱陶器窠臼。装饰上在主题纹饰之外，还有云纹、网格、弦纹、圆点、三角等样式，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网格纹鼎（《全集》一、1）[6]（图七、1）。青铜容器器表较为清素，纹饰少见或装饰幅面较小，且均为阳文。一般器物只有一周甚至是一组纹饰，装饰缺乏整体性。不过，如果考虑到同时期青铜牌饰上复杂的绿松石镶嵌兽面纹构图[7]，以及青铜容器在当时已具有礼器性质，就可以理解此时青铜礼器上简陋的纹饰，是因为铸造技术尚不能满足发展需求。
虽然如此，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冈文化早期的青铜器装饰，仍然开创了一些原则性的先河，其中最重要的，是纹饰按照器物的外范来划分为构图相同的单元，铸造时留下的合范范缝也就是纹饰单元的分割线[8]。例如三分外范的鼎和两分外范的觚，一周纹饰相应地分为相同的三组和二组。由于容器的外范是基本等分的，各个单元纹饰也大体等长，这又使得视者从不同的视角得到的观感相同（图六、1-2）。纹饰布局的这一原则，一直持续到春秋中期模印纹饰技术形成之前。
2.二里岗文化晚期至殷墟文化第一期
这是早期青铜器大发展的阶段。青铜器的数量和类别大大增加，在高等级贵族墓葬中，青铜器在数量和地位上都成为最为主要的随葬品。青铜器在造型上基本脱离陶器而独立发展，各种不同的铸造技术手段也多已形成。青铜器器表多较光滑，说明铸造过程中脱范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准。这一阶段绝大多数器表都会加以装饰，纹饰简洁而有较强的力度感。纹饰的类别和装饰手法也都有较大发展，兽面纹占压倒性多数，夔纹、涡纹、弦纹、三角云纹等也有一定数量。这一阶段装饰的发展，还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纹带形成比较明显的主次关系，说明了当时装饰的成熟性（图七、2）。主题纹饰均为兽面纹，所占纹饰幅面一般也较大。夔纹、云纹、弦纹往往处于器物的次要位置，或者装饰在较小的器体上，或者装饰在不甚重要的器类如甗、鬲上。
其二、装饰在器体上所占的空间比例越来越大，其实现方式是将纹带增加到两周甚至是三周，或者纹带的宽度增加。
其三、作为纹带边框的圆圈纹、弦纹等也被普遍采用（图七、2），从而使装饰幅面的层次、完整性得到了强调。
其四、装饰的表现手法仍然是在二维平面上，但在少数尊、罍上的兽面纹中，开始出现半浮雕的纹饰；同时，一些尊类器开始出现扉棱、兽首，立体化装饰开始起步。
3.殷墟文化晚期至西周中期偏早
本阶段是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发展的高峰期。这一时期青铜器器类、体量和数量都有大大的增加。新出现的器类包括有方彝、卣、觥等，造型多较复杂。器物从类别到形制都已完全摆脱陶器的影响，更多地显示出工业产品的特质。这一时期同样是青铜器装饰的高峰期，出现多种纹样，既有兽面纹、鸟纹、夔龙纹等虚幻动物纹饰，也有半写实的虎、牛、貘、象、蝉等动物纹饰，以及几何形的云雷纹、勾连雷纹、涡纹、直条纹、圆圈纹、乳钉纹等等。为满足复杂的装饰需求，制作上广泛使用技术难度较高的“复杂分范技术”[9]。因此，这一阶段的装饰真正体现了青铜器发展高峰的水平。
这一阶段的单件器体上，不同的纹饰以兽面纹等主题纹饰为核心布局，并在风格上彼此协调，形成较为一致的装饰特征（图八、1）。例如，受兽面纹对称布局的影响，夔龙纹、鸟纹，甚至包括一些几何形纹饰等，也多作对称性布局。当主题纹饰如兽面纹作“三层花”布置，其他纹带也会相应地作类似的半浮雕效果。此外，以下两个方面还充分体现了鼎盛期的装饰布局效果：
其一、通体满饰花纹的倾向。等级越高的器物或器类，往往越是满饰不同种类纹饰，并在风格上形成较好的协调性。一般来说，器体纹带较多的器物较之纹带较少的更为高级，如觚和尊在口下、腹部、圈足满器纹饰，较之只在腹部、或者只在腹部和圈足装饰更为豪华。同时，满饰花纹还表现在附件上，足部有花纹的鼎、提梁有花纹的卣、耳或鋬有花纹的鼎鬲斝等，都较之无花纹的同类器更为豪华。
其二、浮雕的倾向强烈，使装饰的张力大大加强。伴随着半浮雕兽面纹的盛行，其他纹样也相应地使用半浮雕的方式。同时，浮雕的兽首出现在平面纹饰的中轴位置，全雕的兽首则出现在提梁、器耳等附件之上。扉棱较多出现，位置一般在纹带的中轴和纹带分界处。
浮雕的繁缛风格，从殷墟晚期到西周早期在一些器物越来越被加强，甚至在少数器物上特别地夸张。西周早期一些器物发达的扉棱、夸张的半浮雕或全雕兽首等，都是这一追求下的表现。
4.西周中期偏晚至春秋早期
这是青铜器发展的转变阶段。西周灭亡，西周晚期宗周为主的青铜器，转而在春秋早期以诸侯国青铜器为主。另一方面，西周晚期王室衰微、春秋早期诸侯国失去文化中心，使青铜文化的发展较为滞缓。具体而言，与此前相较，青铜器器类发生较大变化，过去诸多的酒器基本只剩下壶一类，鼎、簋等食器成为最为常见器类，盘、匜组合为水器，编钟成为高等级贵族器用的标志。器类减少是因为形成了鼎、簋组合为核心的列器制度。在同一个铜器群中，同类器物往往有相同的多件，这样的铜器群以其整体来体现社会等级。器物个性不再被强调，体现了社会对于礼器风尚的转变和需求降低。与此同时，受社会需求的影响，青铜器铸造技术开始趋于简化，分铸、焊接等技术难度较低的手段越来越多地被运用。
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这一时期青铜器装饰发展也较为滞缓，纹饰类别主要是几何形构图的窃曲纹、重环纹、波曲纹、垂鳞纹、瓦纹以及龙纹等不多的几种。各类纹饰构图变化不多，布局上常常是几种几何形纹带反复出现。装饰在简化的趋势下，在风格上较为程式化（图九）。
本阶段青铜器装饰风格上的“转变”，具体还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基于兽面纹等动物形象的对称性构图走向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连续排列的构图方式（图九）。兽首作为对称布局的标志物，从蜕化到取消，直至兽首处不再处于铸造合范的分型面。
其二，体现装饰层次的地纹、“三层花”消失，平面装饰不再追求空间上的层次感。鸟纹、龙纹等动物型纹饰抽象为几何形构图纹饰，西周中期之后简化的装饰作风形成。
其三，体现立体化装饰效果的兽首、扉棱严重蜕化，扉棱只在少数鼎足上部有所保留。
其四，单件器物个性化装饰趋于消失。列器中同类器物不仅形制相同，纹饰也基本相同。
5.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
这是青铜器发展的新兴期。本阶段诸侯国势力崛起，晋、楚、秦等地域文化集团形成，社会生产的发展也给青铜器生产带来了影响。晋、楚等诸侯强国形成大规模青铜器生产，并在器物群、技术以及装饰等方面形成新的风格。生产规模上有了较大的增加，单个青铜器群的数量和体量都有扩大，出现如太原金胜村墓、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等大规模铜器群。除了高等级贵族承袭鼎簋为核心的传统礼器之外，出现盖鼎为核心的新式礼器，其使用对象主要为新兴贵族。在生产上，出土的青铜礼器几乎无一不采用分铸或焊接技术，这使生产分工细化，单个铸件的范型简化，由此提高了生产效率并形成规模化生产能力。这一阶段开始，青铜礼器生产总体走向衰落，同时一些日用器得到了重视和发展。
装饰艺术在这一阶段也进入新兴期。龙纹以多种复杂的形式构图，并在数量上居于绝对优势。纹饰上制作的一个重大改变，是范作纹饰取代了过去模作纹饰的传统主导地位。范作纹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纹饰模压印出泥片，再将泥片贴接到陶范上，如侯马陶范的做法[10]，另一种是直接在陶范表面压印纹饰。这样的制作技术，使纹饰构图较为细密而规整，纹饰单元会在单器上反复重复（图十）。基于装饰技术的变化，主题的龙纹纹带上下两侧往往还以不同形式的綯纹作为界栏。
本阶段装饰的新发展，一是平面装饰走向蜕化的同时，突出器表的动物型装饰加强。壶、罍、簋、匜等器耳或鋬做成兽形的爬兽，其装饰性超过了实用性。二是在一些实用性较强的器类如壶、缶、豆等器类中出现错红铜或铸镶装饰，在盘、匜等器类出现刻划纹装饰。装饰艺术朝着多元化手段发展。
本阶段之后的战国中期开始，传统礼器的制作日渐衰败，其装饰性自然大大下降，大部分礼器也是以素面为基调，只在一些传统礼器如鼎、簠有少量解体的龙纹（图五、5）。作为生活用品的青铜器类别和数量日渐增加，其上常见镶嵌或错金银等华丽的装饰。类似的情形一直延续到西汉前期，直至以礼器为制作青铜器的主要目的结束。
因为青铜器作为礼器的性质，装饰贯穿于中国青铜时代的始终。总体来说，装饰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方向的阶段，一是西周中期偏晚之前的青铜时代早期，强调对装饰性的追求。这一时期的装饰主要施加在器体的表面，装饰朝复杂的构图、浮雕化方向发展。直至商周之际装饰达到顶峰，形成繁缛、华丽的风格。具体纹饰都以较为具象的想象动物如兽面纹为主体，构图强调对称与工整，主题与配属纹带搭配协调。二是西周中期偏晚及其后的青铜时代晚期，装饰内容较为抽象或变体，纹样构图较为灵动。平面装饰越来越不受重视，对称性、单元划分趋弱直至消失。纹饰以较为抽象的想象动物纹饰如龙纹为主，构图多几何形，纹带的主题和配属地位减弱。由于分铸技术越来越普遍，突出器表的鋬耳等附件装饰性加强，出现较多纯粹装饰的附件。平面与突起装饰之间缺乏协调性，直至青铜时代末期装饰性在青铜礼器中全面蜕化。
装饰社会需求的变化，也会直接影响到生产技术。中国青铜时代早期，青铜器器表装饰趋繁的需求，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处于发展上升阶段，青铜时代晚期的艺术风格的简化，使得此前围绕纹饰而形成的高难度工艺也相应地追求低技术难度。可以说，社会需求在掌控着近千年来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发展。
注释：
[1]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商周青铜器纹饰》，文物出版社，1984年。林巳奈夫：《殷周靑銅器綜覽·殷周時代青銅器紋樣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东京,1986年。[日]林巳奈夫著，[日]广濑薰雄、近藤晴香译：《殷周青铜器综览·殷周时代青铜器纹饰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2]MaxLoehr,TheBronzeStylesoftheAnyangPeriod（1300－1028B.C.），ArchivesoftheChineseArtSocietyofAmerica,pp.42-53.1953,7.陈公柔、张长寿：《殷周青铜容器上鸟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陈公柔、张长寿：《殷周青铜容器上兽面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
[3]孙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五·下册)第921-948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4]MaxLoehr,TheBronzeStylesoftheAnyangPeriod（1300－1028B.C.），ArchivesoftheChineseArtSocietyofAmerica,pp42-53,1953,7.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6]《全集》指《中国青铜器全集》1-13，文物出版社，1994-1998年。以下不另注。
[7]如著名的二里头宫殿区出土大型的绿松石拼塑龙，体现了很高的装饰艺术水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05年第7期。
[8]RobertW.Bagley,ShangRitualBronzes:CastingTechniqueandVesselDesign.ArchivesofAsianArt,pp6-20,43,1990.
[9]张昌平刘煜岳占伟何毓灵：《二里冈文化至殷墟文化时期青铜器范型技术的发展》，《考古》2010年第8期。
[10]RobertW.Bagley,WhattheBronzesfromHunyuanTellUsabouttheFoundryatHouma,Orientations,January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