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河南博物院中，“贾湖骨笛”被誉为九大镇馆之宝之一。而它的发现，充满了巧合，更是一个认识层层深化，最终拨云见日的故事。
1986年5月12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张居中、王胜利，正忙碌地清理河南省舞阳县贾湖第78号墓。墓主人左股骨两侧分别放置的两件骨器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两件管状骨器管身上有各7个大小相等的孔洞，“形状很像现在的横笛，但无笛膜孔，亦无洞箫的山口，器型很特殊”。其中一支已经残断，股骨内侧的那支则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张居中他们不知道两件骨器究竟是什么用途，但大家猜测应该是乐器。当年8月，恰逢中国音协在郑州开会，张居中就带着这根骨笛到会议上请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专家鉴定。专家们看后认为，这就是一件骨哨，吹不出音列。一般来说，只有能演奏得出音列的才能算是乐器，骨哨不能算。张居中扫兴而归。
从1986年5月到1987年6月，张居中他们又先后发现了十多件这类器物。它们“均出自墓葬，往往一墓两件，多置于死者的股骨两侧，也有在肱骨两侧的”，同出的器物有陶壶、陶罐、陶鼎、骨箭头、牙饰等。当中，1987年5月14日出于第282号墓中的一件骨器最为完整，管身上有7个大小完全相同的孔和一个小孔。
约9000年前的骨笛
吹奏出了河北民歌《小白菜》
这次发掘结束后不久，张居中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郝本性所长、裴明相以及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的宋予秦一同带着编号为“贾湖282：20”的这件骨器前往北京鉴定。
他们首先找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室主任萧兴华。萧兴华回忆：“我当时一见到这只骨器便大吃一惊，因为它的构造和新疆哈萨克族的吹奏乐器斯布斯额(汉名应为直吹木笛)、新疆塔吉克族的鹰骨笛极为相似，为区别它们，我便称它为贾湖骨笛。它的出现，比历史上任何关于笛的记载、出土的文物和砖雕绘画都要早数千年。”这是“贾湖骨笛”首次被认定为“乐器”。
萧兴华当即带着张居中一行人到中央民族乐团找到刘文金团长，“当他听了我们简单的介绍之后，便召集管乐声部的好几位同志前来试奏，笛子演奏家宁保生首先用斜吹的方法吹出了它的基本音阶，这一结果使所有在场的人都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也就是说，骨笛上的孔为按音孔，没有吹孔，仅以笛子的一端作吹口，吹奏时需将笛子斜持，使吹口与嘴形成适当的倾斜度，利用声波的震荡，使其边棱发音。
1987年11月3日，萧兴华约了中国音乐研究所黄翔鹏、武汉音乐学院童忠良，以及音乐研究所的测音员徐桃英、顾伯宝携带测音仪前往郑州，黄翔鹏、童忠良二人监测，萧兴华、徐桃英二人吹奏，顾伯宝操机。萧兴华和徐桃英分别用斜吹的方法吹奏了上行和下行的音序，又分别吹奏了河北民歌《小白菜》的曲调，“相当准确的音高和坚实而又嘹亮的音色，使所有在场的人都大为震惊”，大家第一次听到了8800年前的骨笛再次发出动人的乐声。
经过这次试奏和测音，萧兴华等专家得出两个结论：一，贾湖骨笛是乐器，是我国音乐考古史中最早出现的吹奏乐器实物;二，在近9000年前制造出来的骨笛已经具备了音阶概念，这也是我国任何典籍上都未见记载的乐器实物。
183件精品文物串起中华音乐文化史
还原八千多年的音声世界
一些骨笛“可轻松演奏出两个八度”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音乐起源的记载很多。战国的《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他用腔体厚薄均匀的竹子断取两节之间，根据凤凰叫声的高低定出了12个律管和“六律”“六吕”。这就是后来音乐中“十二律”律名的来历。另有尧使乐人质作乐的传说。这些传说说明了在史前，先民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音乐活动。
河南舞阳贾湖骨笛是我国目前所见的最古老的乐器。近年随着世界各地新考古发现的不断公布，人类乐器的历史也在不断向前延伸，如1995年在斯洛文尼亚发现的5万年前、据认为是尼安德特人用洞熊腿骨制成的、现存两孔的骨笛，在德国几个地点发现的距今4万和3万多年的天鹅骨骨笛等。但贾湖骨笛的七声音阶，则是它们不具备的。
30多支贾湖骨笛的音孔4到8个不等，六音孔、七音孔居多。所有尚能吹奏的贾湖骨笛均能奏出较为清晰的五声音阶，大多数六音孔、七音孔骨笛还可以吹奏七声、八声音阶，一些骨笛“可轻松演奏出两个八度”。
绝大多数贾湖骨笛管身上都有一些横刻线，一些研究者认为，它们应当是开孔时仔细计算衡量的位置标记，说明当时人们对数和音高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而且，经测年，最古老的贾湖骨笛距今约9000年，最晚的也在7800年左右，在漫长的1200年间，贾湖骨笛保持了极为固定的形制和规范的制作，可见其制作工艺是传承有序的。
中国音乐起源的众多实物见证
史前考古中众多音乐文物的发现，使得中国音乐的起源有了实物见证，如展览中的仰韶文化红陶鼓。
鼓是人类最早发明的乐器之一，《吕氏春秋》载尧命质用麋鹿皮蒙在瓦缶的口上用来敲击。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古代的鼓是以陶土烧制鼓框，再蒙以动物的皮膜做成的。展览中的这件红陶鼓1959年出土于河南临汝(今汝州)大张遗址，口沿饰一周牙状倒钩，应是用来固定和撑开皮革;束腰尖底，下腹部有一小圆孔。
进入夏、商、周时期，以编钟为主奏乐器的庙堂雅乐发展到一个高峰，亦构成了中国独特的礼乐文化的主体。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变迁同样反映在青铜乐器的发展和使用、乐律观念的演进和形成、乐队编制的组合、歌诗的内容与形式等方面。两周时期，中原正声被视为王室音乐之源头和传统音乐文化之主流。它以海纳百川、辐射四方的特征，展现出超越地域性文化的意义。展览中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郑李家楼邓公大墓的特镈、三门峡虢国墓地的铜编铃以及石编磬、龙纹石磬等，让我们感受到恢弘的庙堂音乐气势;淅川下寺出土的春秋时期石排箫，最长管长32.7厘米，最短管长11.8厘米，除了少数管孔残损严重不能发声之外，其余各管均能吹出高低不同的乐音。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音乐大变革。展览中展出了多件陶俑、陶楼和画像砖、画像石，当中的乐舞百戏千姿百态。而外域音乐的涌入，更加丰富了中原的音乐种类、乐器和音乐理论，纷繁复杂的表演形式，构成了乐舞文化的炫目风姿。继之而起的唐代音乐，已经发展成为融歌、乐、舞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表演艺术，融合了各种艺术的精华，以炉火纯青的技艺表达诗一般深邃优美的意境，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朝气。
展览中的“三彩听琴图枕”则展现了风雅从容的宋代文化。画面由两位长者坐于毡氇上，一人抚弹琴弦，另一人沉思听乐，身后有二侍童煮茶及恭候，周遭芭蕉、梧桐、牡丹、怪石、雕栏组成优雅的园林景色，千年之前的日常赏乐场景，如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