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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1
导言
才璐《建国十七年我国地志博物馆发展研究》，吉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对1949-1966年间中国地志博物馆的思想溯源、发展及发展原因进行了细致的梳理；
陶东冬《俄罗斯社会文化变迁与地志博物馆陈列内容调适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对苏联经验对中国地志博物馆陈列工作的实际影响及意义进行了分析；
杨汶、戴炜《建国初期苏联博物馆事业对我国的影响》，《文史博览（理论）》2013年第2期。
侧重于在苏联影响下中国博物馆的发展特点，其中简要地叙述了中国主要借鉴并发展了地志博物馆类型；
刘建美《新中国初期对苏联博物馆经验的学习和借鉴》，《中国文物报》2007年9月7日第5版。
简单概括了新中国在博物馆建设、指导思想、具体技术和方法等方面向苏联博物馆工作的先进理论和经验的学习和借鉴。
这些研究或着墨于陈述中国对苏联的借鉴和学习，或着墨于梳理中国地志博物馆的特点。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地志博物馆的发展轨迹，但对该时段内陆志博物馆重要发展转向的研究仍然相对不足。其中，关于地志博物馆宗旨的地方性与全国性的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即已有之，但这一现象的发生及转向过程尚未得到清晰的认识。本文试图厘清新中国成立初期地志博物馆宗旨由地方性向全国性与地方性配合的转向始末。
一、地方性的表达：
20世纪50年代早期地志博物馆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和特殊的国际环境，新中国在接收、改造原有博物馆的基础上开始了探索新型博物馆建设的道路。探索之初，中国博物馆积极学习苏联经验。20世纪50年代中期，全苏共有博物馆926个，其中250个为地志博物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管理局编：《博物馆工作者代表团赴苏访问报告》，1956年，第15、16页）。地志博物馆作为苏联博物馆极为重要的一个类型，其理念与实践很快被中国移植到了中国博物馆建设中。
指导建设的苏联专著
早期，通过翻译论著、学者交流、实地访查等途径，中国对苏联地志博物馆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并开始积极指导中国地志博物馆的建设。专业论著中对中国地志博物馆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有：
《地志博物馆的陈列方法——自然之部》
《地志博物馆的陈列方法——革命前之部》
《地志博物馆的陈列方法——苏维埃时期之部》
《关于地志博物馆科学研究、收集、陈列与文化教育工作基本条例》等。
这些专著于1949、1950年由苏联地志博物馆工作研究所编纂而成，是苏联地志博物馆建设的指导性专著。1952年由中国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翻译引进。因其针对性强、内容翔实成为当时中国地志博物馆建设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这些译著中，可以明显地发现苏联地志博物馆较其他类型的博物馆最为突出之处在于其宗旨的地志性，也即地方性的表达，这一原则也贯穿在地志博物馆整体建设和各部组织中。
在苏联，地志博物馆是地方纪念文物之主要储藏所，其陈列应有独创性并表现出当地的特色。地志博物馆的任务即是：征集、保管、研究和陈列可以从多方面说明本地方主要特征的博物馆材料。（Q·F·彼得罗夫：《地志博物馆的事业范围及其举办陈列的原则》《改造地志博物馆工作的当前任务》，《博物馆译业》（第二辑），文物出版社，1958年，第10页）
凡缺乏足够的根据表示其确实属于当地的材料，或缺乏明显及有意义的证据来证明其与地方有关的材料，都不应拿来补充陈列。（中华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编：《关于地志博物馆科学研究、收集、陈列与文化教育工作基本条例》，1952年，第6-9页）
苏联地志博物馆的陈列组成
苏联地志博物馆由自然之部、革命前历史之部和苏维埃时期之部三部组成。
★
自然之部
主要任务是科学地宣传地方的自然知识；
革命前历史之部
强调博物馆必须展示地方的历史；
苏维埃时期之部
应当用地方性的资料组织陈列，在陈列中反映出地方苏维埃的历史进程，地方的新的社会主义的面貌，地方的社会主义经济与文化建设的任务与成就
（详见中华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编：《地志博物馆的陈列方法——自然之部》，1952年，第1、2页；中华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编：《地志博物馆的陈列方法——革命前之部》，1952年，第1-11页；中华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编：《地志博物馆的陈列方法——苏维埃时期之部》，1952年，第1、2页）。
中国学者在访问苏联时，亦发现苏联地志博物馆非常重视的科学研究工作主要包括：地方的研究、博物馆资料的研究及陈列计划的研究（徐彬如：《博物馆工作者代表团访苏报告》，《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与全国地志博物馆工作经验交流会议》，1956年，第20页）。尤其是地方的研究在地志博物馆的科学研究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可见，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苏联地志博物馆研究的对象、各部的组织原则及陈列内容的选择均非常重视地方性的表达。
作为地志博物馆试点的山东省博物馆
中国积极学习苏联经验，并将其运用于中国地志博物馆的实践，典型个案就是作为地志博物馆试点的山东省博物馆。中央在山东省博物馆筹备之初即指出，
为使该馆向地志博物馆方向发展，可将山东省文管会陈列展览的三万件历史文物（内有六千余件系山东省的历史材料），连同该会的陈列室，并入自然博物馆筹备处。另收集一部分革命文物和自然富源的材料，即可在此基础上正式成立山东省地方博物馆筹备处。创造经验，以资示范。
——函转中央对你省图书馆、博物馆的意见，1953年12月1日，山东省档案馆，全宗号A027，目录号02，卷号319。
山东省博物馆按照苏联地志博物馆陈列组织方法，把全部陈列分做了三个部分：
历史之部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部
（山东省博物馆：《学习苏联经验更好地组织地志博物馆的陈列》，《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1期）
然而正如谢辰生所言，
当时绝不是原样照抄、生搬硬套苏联博物馆每项工作的具体成果，而是要学习苏联在创造这些成果的过程中，所应用的方法的精神实质。我们要学习他们的不仅是一些具体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要学习这些具体形式所表现的基本原则。
（谢辰生：《学习苏联，使文物事业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谢辰生文博文集》，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00页）
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地方的科学调查研究材料不足，以及材料和叙事习惯的差异等，无法完全模仿苏联的陈列主题及项目，不得不就某些主题做出了修改，甚至合并或省略某些项目。虽然陈列内容无法做到全盘复制，但是苏联地志博物馆的原则及精神却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与发展。
就地方性而言，各部的陈列均主要利用本地材料，很好地突出了其地方特点。许多观众反映，他们在短短几小时的参观后对山东有了一个具体而又扼要的概括了解（山东省博物馆：《学习苏联经验更好地组织地志博物馆的陈列》，《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1期）。山东省博物馆作为率先学习、复制苏联地志博物馆经验的机构，很好地保留了地志博物馆的地方性宗旨。
二、地方性与全国性并重：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地志博物馆宗旨的转向
1951年文化部下发《意见》
早在1951年，文化部下发的《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要求各大行政区或省、市博物馆应当是地方性的和综合性的，要以当地的
自然富源
包括地理、民族、生物、资源等
历史发展
包括古代史与革命史
民主建设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成绩
三部分为博物馆的陈列内容，使之与地方密切结合。但同时又要注意全国性与地方性的配合，避免强调地方而忽略全国的偏向。（沈雁冰：《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指示——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12期）
浙江省博物馆在筹备历史文物陈列时亦指出，
为了使地方历史的陈列作为伟大祖国历史的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在文物的选择和各种文字说明上都特别注意了一方面要表现本省的经济文化，同时另一方面又要注意与其他地区的联系。此外，还准备补充全国重要文物的照片材料，以便形象地说明它们和浙江省历史文物的联系和比较。
——蒋赞初：《〈浙江省历史文物陈列〉筹备工作中的一点体会》，《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1期。
50年代中期地志博物馆建设思路的转向
苏联某些地志博物馆历史陈列中地方历史和全国历史脱节，指出地方历史应该是全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在全国历史的基础上展出地方历史。
（雷达娅：《苏联地志博物馆的科学研究工作——在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6期）
01
1956年2月，山东省博物馆三部的陈列完成
陈列概况可见杜显震：《山东省博物馆正式开放》，《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5期。苏联专家雷达娅参观后指出，
历史方面，地方与全国的联系太差，显得孤立，缺少与全国相互关系的材料，但是过分强调地方、忽略和全国的联系，这应是原则性的错误。
——苏联专家雷达亚同志参观山东省图书馆、博物馆，济南市图书馆、文化馆及莒南县图书馆座谈会纪录，1956年2月，山东省档案馆，全宗号A027，目录号02，卷号334。
02
1956年5月，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大会总结交流了新中国成立后七年的经验，雷达娅在会上再次直言山东省博物馆的不足，
所展出的历史部分就是和全国的历史脱节的，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是：山东省的历史发展脱离了其他省份以及全国的历史发展。这个缺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已展出的革命时期这部分陈列中。
——雷达娅：《苏联地志博物馆的科学研究工作——在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6期。
03
全国地志博物馆经验交流会
会后，会议代表又赴济南召开了全国地志博物馆经验交流会。这场会议见证了中国地志博物馆由地方性的表达向注重全国性与地方性的配合的转向。
在会议中，山东省博物馆的陈列屡遭批评，
山东省博物馆在某些方面有些突出地方、表现地方的现象，因而显得从全国的关系中来说明、表现地方是不够的。特别在历史之部的陈列上，这个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
——柳彦章：《第一小组代表黑龙江文化局社会文化科科长柳彦章发言》，《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与全国地志博物馆工作经验交流会议》，1956年，第178页。
会议中还对如何处理地志博物馆中地方性与全国性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有代表指出：
表现地方必须从地方与全国的关系中去表现地方、说明地方。表现地方的时候一定要和全国联系起来，不能脱离全国或扔掉了全国来孤立地表现地方。在表现地方的各项建设和各项工作时，要指出中央的领导和帮助的问题，全国性的重大事件，中央重要的决议、指示在地方的陈列中要有它的地位，特别是党中央的领导问题。
（柳彦章：《第一小组代表黑龙江文化局社会文化科科长柳彦章发言》，《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与全国地志博物馆工作经验交流会议》，1956年，第178页）
博物馆的陈列是给广大的群众看的，而群众所要求了解的不只是本地方的东西，还要学习全国性的知识。因此，作为地方与全国结合来看，全国其他省的东西也可以在博物馆中进行展示。
（韩绍诗：《第四小组代表河南省博物馆秘书韩绍诗发言》，《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与全国地志博物馆工作经验交流会议》，1956年，第189页）
若以表现全国为主，表现地方为辅，很容易表现不出来地方的特点，是不够适当的；但是过分地突出地方而忽略了全国，这是政治上的错误，两种偏向都要防止。同时，不仅在社会主义建设部分的陈列中，在自然、历史部分陈列中也必须照顾到地方与全国的关系。
（王冶秋：《文化部文物管理局王冶秋同志的发言》，《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与全国地志博物馆工作经验交流会议》，1956年，第192、193页）
韩绍诗则进一步详细地论述了地志博物馆在何种情况下及如何应用全国性材料。他仍然强调，
地志博物馆不应囿于地方，全国性的重大事件、凡以进一步说明情况的外地材料均可配合当地实际材料进行陈列，而重要的历史阶段，若在当地尚未发现有关的材料时，亦可用全国性的复制品进行陈列。但全国性及外地的材料应用于陈列工作的时候，还必须掌握以地方性材料为主、全国性材料为辅的原则。不能使全国性材料占得份量过大，反使地方材料成了陪衬。
（韩绍诗：《我对在地志博物馆陈列中如何使用全国性与地方性配合的几点意见》，《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9期）
至此，地方性与全国性并重的表达从此登上中国博物馆的舞台，并广泛而深远地影响着博物馆的发展。虽然之后地志博物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由其历史之部演化而来的多数历史类博物馆中的通史陈列，仍然摆脱不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这一关键性转向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博物馆中地方性与全国性之间关系的争论愈演愈烈，且不再局限于地志博物馆，而成了当时几乎所有博物馆关照的面向。及至当下，各地博物馆尤其是历史类博物馆中尤可见通史陈列，不得不说其应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转向颇为有关。
三、新的困境：
地方性与全国性如何合理体现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地志博物馆中地方性与全国性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纷来看，其从地方性向地方性与全国性并重的转向深受苏联地志博物馆的影响。
“地方性”的困境
黑龙江省博物馆指出，
地方历史的材料缺乏一贯的征集，对地方历史的发展又缺乏考查和研究，因而不得不用全国性的文物来代替这一陈列。
（《黑龙江省博物馆几项业务工作的专题总结》，《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与全国地志博物馆工作经验交流会议》，1956年，第88页）
而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于博物馆的期望而言，其任务是培养人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在陈列中仅突出地方性便有了一定的局限性，于是对于地志博物馆而言，全国性与地方性的全部在场便成了势之所趋。
“全国性”的困境
而自强调全国性以来，地志博物馆又陷入另一困境中。如有人研究发现，
为表现全国性，许多博物馆在自己的陈列中布置了大量仿制和复制的通史材料，完全忽略了用地方性材料举办陈列的地志任务，这在某种程度上中断了有关地方历史、经济和文化的征集工作。这给地志博物馆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害处，征集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事实上几乎等于没有，一切都限制在一般的、图解式的办法上。
——Q·F·彼得罗夫：《地志博物馆的事业范围及其举办陈列的原则》《改造地志博物馆工作的当前任务》，《博物馆译业》（第二辑），文物出版社，1958年，第2、3页。
如何合理地体现地方性与全国性，一直以来也是地方博物馆面临的难题。
总结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博物馆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其陈列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也是文化建构的工具，应与社会发展阶段及相应的社会需要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初期，有限的地方材料和欠缺的科学研究，以及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政治导向等多方面因素使地志博物馆选择了地方性与全国性并重的双重表达策略。当下，人们对于文化的需求日益增强，对于博物馆而言，更重要的是塑造自己的品牌，吸引观众的参与，而这又为博物馆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地方博物馆如何在地方性与全国性间取舍，值得博物馆界同仁去反思。
本文改编自《地方性或全国性：新中国成立初期地志博物馆宗旨变迁》，原文刊载于《博物院》2017年第4期（总第4期）。作者：赵慧君郑州大学考古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