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当铺”题材版画中的民众觉醒（下）
高登科安夙
庚子之变：“抢当铺”题材版画中的民众觉醒（上）
二、裕国便民：清末民初抢当铺事件与民众觉醒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天津杨柳青《抢当铺》年画与1911年《星期小说》中所载《抢当铺》版画插图都有一个醒目的招牌“裕国便民”，“裕国便民”为什么是当铺的象征？作者在“抢当铺”题材中反复呈现“裕国便民”是客观记录，还是有深层的寓意，甚至讽刺含义？
年画《北京百姓抢当铺》
63cm×109cm天津杨柳青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裕国便民
年画《北京百姓抢当铺》局部
底层民众
画面中有很多充满戏剧性、反差感的地方，比如画面右侧正在接过抢来衣物的女性背后，门上贴着“忠厚传家”的楹联，旁边的小幅楹联写的应该是“堆金积玉”；栅栏门口的黑衣男子刚刚抢来的衣服，似乎正在献给八国联军的士兵，士兵则指着衣服似乎正在品评；栅栏内一个瘦骨嶙峋的男子，看上去是过度吸食鸦片的烟鬼，正挥舞着烟枪冲进抢当铺的人群；左侧栅栏旁一位须发尽白的老者，也扛着巨大的包裹健步如飞；孩童也参加到抢当铺的人群中，只可惜身单力薄，铜钱散了一地，正俯身去捡；扛着“如意”牌匾的红衣男子，招幡杆子下的蓝衣男子，二人分别位于画面的左右，动作大开大合，比较夸张，我们能够看到《大闹满春园》《鸿门设宴》等戏剧人物题材年画的影子；最点睛的当属画面中心“裕国便民”招牌下，一人手持大元宝，一人抱着装满宝物的包裹，正一只脚跨出窗外，准备翻出来。画面中充满着欢闹热烈的气氛，或许“抢”当铺，才是当铺“裕国便民”的正确方式，跟“忠厚传家”的楹联一样，“裕国便民”应该也有反讽意味。
现在回过头来看，“抢当铺”题材表现的应当还不足以称之为“造反”，因为画面中并没有造反的对象。用损毁的算盘、当票、钱板等来指代剥削者，略显牵强。1911年《星期小说》中所载《抢当铺》版画插图，反映的是否为真实的抢当铺事件，我们不得而知。画面中整齐划一的军队或警察，正对抢当铺的民众开枪，枪声过后倒下一片抢当铺者，弥漫的火药烟雾，也将抢劫者笼罩在恐惧之下。版画插图版抢当铺，抢劫者和镇压者对立明确，但是天津杨柳青年画《抢当铺》的众人，却整体沉浸在一种哄抢“意外之财”的喜悦中，画面基调截然不同。那么《抢当铺》年画到底在表达什么？
战火与市井
长沙地区生产的《生杀猪羊图》年画
对于清末鸦片战争和庚子之变，杨柳青年画中也有不少战争的场面，比如《火烧望海楼》《天津三岔河口图》等。湖南长沙等地也有将洋人描绘成猪、羊、鬼的形象，创作了《打鬼烧书图》《生杀猪羊图》《猪羊归化图》木版年画等[16]，画面极具冲击力，血腥、残忍的场面完全不亚于海外媒体的图像报道。比如《生杀猪羊图》：“‘但生下三朝，便须杀你。待长成周岁，还要食他。’文中的‘你’指猪，即基督徒。‘他’指山羊，即外国人。这一形象以各种形式出现，适用于所有的场合。图中，祭祀的场景在画面最前方，新生儿的家庭在画面后方。”[17]由此来看，不是木版年画媒介的问题，也不是民族主义情绪不够高涨的问题，《抢当铺》杨柳青年画规避了暴力和仇恨，应该是一种文化自觉，这种选择跟官方管制和《抢当铺》的受众群体有关系。
英国《图片报》“抢夺战利品的清朝人”
1900年
19世纪70年代，《火烧望海楼》《天津三岔河口图》等作品创作出来后，就曾受到英法的抗议，清政府迫于压力禁止这类作品的印制。《抢当铺》年画中表现的哄抢当铺的场景，无论在什么历史环境下来看，都应该是非正义的，那么这种非正义的活动是如何变成年画这种大众媒介题材的？又是满足了观众的哪些心理？《抢当铺》画面中表现的是被粉饰过的历史场景，跟1900年戈登·布朗尼根据萨维奇·兰道的摄影作品绘制《抢夺战利品的清朝人》[18]相比，画面中明显具有轻松明快的氛围，而且画面中没有回避洋药、洋货等提法，《庚子记事》载义和团非常忌讳“洋”字：“城内城外各行铺户与各街住户，义和团民俱饬令避忌‘洋’字，如‘洋药局’改为‘十药局’‘洋货’改为‘广货’，‘洋布’改为‘细布’，诸如此类甚多。凡卖洋货者均皆逃闭。否则，团民进内，将货物打碎，然后将房焚毁。住户亦是如此。各街巷抛弃煤油如泼脏水一般，各种煤油灯砸掷无数，家家户户尤恐弃之不及，致贻祸患。暴殄天物，实为可惜。”[19]画面中“仁记洋药土药发客”“瑞祥林专卖洋货发客”等招牌俱在，基本抹去了义和团的因素。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天津杨柳青《抢当铺》中的各式店铺招牌
隐去了战争的血腥、义和团等因素之后，《抢当铺》年画主要是对“富贵”“财富”的直接表达，比如“堆金积玉”的楹联，“发福生财”楹联，还有画面中大量的金银珠宝。“抢当铺”满足了普通市井民族单纯的求财心理，表现的是世俗化社会对财富的崇拜。这种文化心理在其他文艺媒介中也有体现，比如清代公案小说和评剧传统剧目中都有的一个故事：“《锯碗丁》刁氏所生一子一女，以锯碗为生。后乘义和团起义，抢当铺暴富。为子娶王玲儿为妻。刁氏虐待儿媳，玲儿不堪折磨，投水缸自尽。王家控于官，判公婆披孝，厚葬玲儿。送葬至坟地，玲儿魂附刁氏身上，掐死其子、女，又自扼而死。”[20]这里抢当铺暴富的不义之财，在小说戏剧的故事中终得恶报。另外还有一句流传甚广的歇后语“做梦其抢当铺——财迷心窍”[21]，也能体现出抢当铺这类题材反映的观众深层的文化心理。这种世俗化特征，和对经济财富的直接表达，抛开了战争、动乱等宏大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市井民众觉醒的一个重要特征。
结语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天津杨柳青年画《抢当铺》作品，其创作的背景是1900年的庚子之变，作品虽然用写实性的手法反映了清末民初当铺与民生、国人与洋人、战火与市井的多重历史细节，但是作为年画创作，作品中也刻意抹去了义和拳运动的诸多因素，回避了庚子之变战争和动乱的血腥、暴力，而是用艺术化的方式为民众呈现世俗生活诸多美好的愿景。
抢当铺本身不是正义的行为，但是在清末民初社会压迫和民众觉醒的时代背景下，具有诸多合理化的解释，天津杨柳青年画《抢当铺》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产生的。《抢当铺》年画显然不是对历史事件的客观记录，而是把沉重、暴力的历史事件，与普通民众对“富贵”的追求、对飞来横财的渴望，在对“忠厚传家”“裕国便民”的反讽中，在对“不义之财”的复杂情绪中，按照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对历史事件进行了重塑。而文化重塑背后，是在中国现代革命前夜，普通民众的日渐觉醒。
[1]（明）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一，明万历林如楚刻本。
[2]（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三百九十三，明崇祯平露堂刻本。
[3]（清）佚名，《襄理军务纪略》卷三，民国刻雪堂丛刻本。
[4]（清）陆陇其，《三鱼堂集》外集卷五申请公移，清康熙刻本。
[5]冯剑，《近代天津典当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10-111页。
[6]《中外近事》，天津《大公报》1903年4月8日。
[7]《漫画典当》，《天津市》第4卷第2期，1947年8月30日，第10页。
[8]冯剑，《近代天津典当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9]王树村，《清代北京城百姓抢当铺版画》，文物，1959年，第9期，第46-47页。
[10]王树村，《清代北京城百姓抢当铺版画》，文物，1959年，第9期，第46-47页。
[11]王树村，《清代北京城百姓抢当铺版画》，文物，1959年，第9期，第46-47页。
[12]冯骥才主编，《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杨柳青卷下》，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95页。
[13]《北京之围》，法国《世界画报》，1900年11月10日版。转引自赵省伟编，侯芙瑶、邱丽君译，《海外史料看庚子事变（上）》，重庆出版社，2018年版，第250-251页。
[14]《义和团运动》，意大利《周日论坛画报》，1900年6月17日版。转引自赵省伟编，侯芙瑶、邱丽君译，《海外史料看庚子事变（下）》，重庆出版社，2018年版，第593页。
[15]（清）仲景，《庚子记事》，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庚子记事》，2013年，第5页。
[16]赵省伟编，侯芙瑶、邱丽君译，《海外史料看庚子事变（上）》，重庆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页。
[17]赵省伟编，侯芙瑶、邱丽君译，《海外史料看庚子事变（上）》，重庆出版社，2018年版，第110页。
[18]英国《图片报》，1900年9月22日版。转引自赵省伟编，侯芙瑶、邱丽君译，《海外史料看庚子事变（下）》，重庆出版社，2018年版，第480页。
[19]（清）仲景，《庚子记事》，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庚子记事》，2013年，第6页。
[20]王士笑、印淑英编著，《中国评剧剧目集成》，1993年版，第122页。
[21]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资料室、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编，《歇后语大全第四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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