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逐渐从中分离出来了一种货币经营资本，先后有当铺、钱庄、印局、票号、账庄等几类金融企业，遍布全国各地乃至亚欧一些国家。外国人把这些金融机构统称“山西银行”。有的山西金融机构在国外注册名称就叫银行，如山西祁县合盛元票号在日本、朝鲜挂牌就是“合盛元银行”。据1909年日本出版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写的《天津志》记载：“汇票庄俗称票庄，总称是山西银行。据说在一百多年以前业已成立。主要从事中国国内的汇兑交易，执行地方银行的事务。”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伟大的的革命》一书中说：“在外国人来到以前，在最上层信贷的转让，是由钱庄经手,这些钱庄集中于山西中部汾河流域的一些小镇。山西银行常常靠亲属关系在全国设立分号，把款子从一个地方转给其他地方的分号，为此收取一些汇水”。“在上层和低层之间还有几类大大小小的外国人称为地方银行的钱庄。小钱庄可以服务于它们所在地的社区，大的钱庄则常和分布在通都大邑的地方银号有往来。”
一、机构与工具创新
中国的金融机构产生最早的是典当，早在南北朝时已经出现。明朝又出现了钱庄，后来还有银号，其业务经营和利润导向与钱庄相同，只是名称不同，江浙人多称钱庄，京津人多称银号。但是到了清康熙以后，适应中国商品经济发展需要，金融机构得到了迅速发展，不仅当铺、钱庄遍布全国城市集镇以至农村，而且又出现了印局、账局、票号等金融机构。这些土生土长的中国式金融机构，最初都是单一的金融业务，通过不断的创新金融工具、创新金融业务、创新金融技术、创新金融制度，向着存款、放款、兑换、汇兑、代理、代办、委托等综合发展。它们是中国银行业的先驱。
典当
典当业，也称当质业，是最古老的金融业，历史上名称比较多，有质库、质肆、质店、解库、长生库、解典库、典库、抵当库等等，按照资本数量与经营规模，典当大致可分为典、当、质、押四种。典的规模最大、资本最多、期限最长、利息最轻；当铺次之；质店又次之；押店最小，往往称为“小押店”，其资本最少，期限最短，利息最重。但是，都是以抵押方式提供信用，即出物质钱。
印局
印局与典当的区别，在于典当是以实物抵押提供信息，而印局则无需抵押，凭人信用；典当一般期限较长，三个月、半年以及一年以上，印局一般期限是一日、十日、三十日为限。投资印局的人和当铺一样，以山西商人经营者为多，北京、天津、汉口等地也都有这种信用机构。
帐局
帐局也称帐庄，是一种专门办理放贷取息的信用机构。投资帐局者，全国以山西商人为多，在山西商人之中以汾阳、平遥、太谷、祁县、榆次、徐沟等地商人为多。帐局获利方式主要是放款取息。其发生年代，大约在清雍正乾隆年间，可能与清政府的捐纳制度有一定联系，当然也是商人资本发展的产物。
帐局作为一种信用机构，从清初到民国初年存在了近三百年。一般资本都不大，大者十数万两，小者数千两，遍设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大江南北。还有在外蒙库伦、恰克图、以至俄国莫斯科等地设立者。如恒隆光、大升玉（茶庄兼帐庄），都与俄国商人有信用关系。1910年（宣统二年）因俄罗斯商人米德尔洋夫等五家商号倒闭，倒欠山西15家商人的620000余两白银案，引起国际诉讼，其中就有大升玉、恒隆光等帐局在内。根据现有资料，帐局的经营方式和业务活动，与印局区别不大，后来与钱庄的业务也逐渐趋于一致。似在清中期印局、帐局业务相类同，不少清代人认为他们是一回事。清末民初帐局与钱庄业务交叉，与钱庄业务类同。所以民国年间的山西商人自己并不把帐局与钱庄作严格区别，许多学者也认为都是“贷金业。”
钱庄、银号
钱庄，也称钱铺、钱店、钱局、钱号、银号，由钱币兑换活动发生，最初是街市上的钱摊。由于明清时代社会周行的货币有铜钱、银块，零星小额交易需要钱文，大额交易一般需使银两，铜钱和银块之间兑换较多，多由殷实商号代为办理，随着商品交易的扩大，专门从事钱银兑换业务的钱摊便应用而生。在通衢闹市，设一木桌，按照市价，以银块制钱相交易，收取手续费，也称贴费。日久天长，又代客保存货币或临时借垫。营此业者，盈利颇厚，于是发展为店铺，设立铺面，业务范围也逐渐扩大，成为钱庄。有的则是商品买卖店铺兼营钱庄，后来放弃商品经营，专门从事钱业。这种演变从明代已经出现，但到清末市场上还有卖茶又兑钱，或卖烟又兑钱的小钱铺、钱摊、钱桌。
票号
工具创新
山西银行的金融创新，可以与英国、意大利金钱商相媲美，某些方面超过了西方商人。在金融工具方面，在清初，山西货币商人已经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渐创造了许多信用工具。
一是凭贴，本铺出票，由本铺随时负责兑现，相当于现在的本票。
二是兑贴，也叫附贴，本铺出票，到另一铺兑取现银或制钱，相当于现在的支票。
三是上贴，有当铺上给钱铺的上贴，和钱铺上给当铺的上贴之分，彼此双方已有合同在先，负责兑付，相当于现在的银行汇票。
四是上票，非金融一般商号所出的凭贴称为上票，信用自然要差一些，钱商也可以接受，相当现在的商业汇票。
五是壶瓶贴，有些商号（包括钱庄）因逢年过节资金周转不灵，自出钱贴，盖以印记，用以搪塞债务，因其不能保证随时兑现，只能暂时“装入壶瓶，并无实用”，故称壶瓶贴，相当于现在的融通票据。
六是期贴，出票人企图多得一些收入，在易银时，开写迟日票据，到期时始能取钱，需计算期内利息，类似现代的远期汇票。
山西票号出现后，又创设了一些新的金融工具：
一是会券。会券也就是汇票，唐朝的飞钱具有汇票性质，明晚期异地款项汇兑的社会要求出现，为有分支机构的商号偶然代办，票据尚未规范。清代出现专营异地款项汇兑的金融机构票号以后，汇兑业务扩大，汇票制作、管理很快完善起来。有票汇、信汇，后来又有电汇。但采用最多的仍然是汇票形式。汇票按期限不同又分即票和期票两种，即票即见票即付，期票则是约期付款。
三是旅行支票。票号应异地贩运商人在沿途不同地点办货的需要，签发一种可以一次签发、分次在不同地方分支机构支取的汇票，类似现在的旅行支票或信用卡。假设由北京至苏州办货，可将一定数额的旅费交票号北京分号，开出一张汇票，当即说明途中经过济南、徐州、南京需要提取部分现银，到苏州后全部提出使用。北京分号即通知济南、徐州、南京分号(或联号)，说明汇款人(提款人)的姓名，待提款人到济南后，可到指定分号提款若干，济南分号在提款人手执汇票上记录提款若干，下余若干。到徐州、南京也如此，直到苏州提毕，由苏州分号收回汇票。
二、业务、技术与制度创新
票据融资无现交易
图片说明11光绪元年十月七日平遥“蔚长永钱票”背书记录：“丙十月初七日收任振伦”、“十月十九日收刘佩常”、“十三(十月二十三日)恒长奎付”、“十一月初五日郝春荣”、“十一月十一日收关帝庙”、“十一月二十六日雷天云付”、“十一月二十八日义盛厚毛”“十二月初八日收王清树”、“十二月初九日收义升公”、“(十二月十七日)收永庆和”、“十二月二十一日收讳广富”、“正月二十八收范居中与”、“二月初六日收毛会鹏”、“二月初七日收霍起兰付”、“二月十一口光参”、“二月十四日收阴荣保”、“二月十七日盛魁口“、“二月二十九日耿长泰付”、“三月十九(三1文)收天宁号”、“三月二十一日收张思元”、“三月二十二日收程开业”、“三月二十四日段村赵广源”、“四月初一日收邱兴口”、“x(四月十七日)收德和义”、“四月十八日收张万顺”、“(五月十一日)常升德付”、“七月初二日收赵富有吊”、“七月二十四日收天裕公”、“九月十三日收义成厚”、“九月十四日刘秉有”、“九月十七日收张成纯”、“文(九月十八日)史泰安付”、“九月口日收史记山”、“口月十四日收义长口”，共34条。
创立本平，全国通汇
清代各地白银成色不一，就是用来权衡银两的平砝亦不相同，官衡有库平、关平、漕平等，市衡是各地区不同，各行业不同，名目繁多，往往一个商埠就有几十种平砝。票号要实现异地汇兑，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平砝之间的差异问题。为此，各家票号都制定了自己的天平砝码，称为“本平”，与全国各地官方和市场通行的平砝确定折合比例，凭依通汇记账。本平制度的创立，不仅便利了票号的存放款和汇兑业务，而且使其总分号账务的记录及汇总有了一个统一的单位，使票号及时掌握其资产负债情况，并且使票号有了记账核算的货币单位。
创设密押安全支付
为了异地款项汇兑的安全，使所用汇票真实无误而不发生假票伪票冒领款项，各家票号所用会票（汇票）都有自己的密押。
一是只能使用专用纸，即在总号统一印制的空白“会票”，纸质为麻纸，上印红格绿线，绘有复杂的图案或者周边雕刻蝇头小楷的五经四书的某些段落。
二是会票内加水印，如日升昌票号会票的水印为“昌”字，后来为“日升昌记”四字，蔚泰厚票号会票的水印为“蔚泰厚”三字。
三是各号书写会票，责定专人，用毛笔书写，其字迹在总号及各分号预留备案。各号收到汇票，与预留字迹核对无误，方能付款。
四是汇票书写完成，须加盖印鉴，现在看到的汇票盖有抬头章、押款章、落地章、骑缝章、套字章、防伪章等多枚印章。
在具体办理款项支付时，又规定了安全措施，一般有三个办法：
一是讨保交付。票号为了保证款项安全支付，应商家要求，采取了“讨保交付”和“面生讨保”的办法。凡商家要求票号必须保证其汇款不遗失时，票号即在其汇票上盖有“讨保交付”的戳记。此种汇款，交付时必须取得商保。“面生讨保”则是在取款人生疏的情况下才要保人。
具甘结号商源丰润今于与甘结遵依结得闽海关汇解度支部福厦二口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起至七月二十五日止，连润计十二个月，洋税支销项下扣减六两平银一千零八十九两三钱六分四厘，三都口自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起至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止，连润计十二个月，洋税支销项下扣减六两平银一百六十四两六钱二分二厘二，共扣平银一千二百五十三两九钱八分六厘。系遵照部砝兑交，不敢丝毫短少，除另立汇票外，合具甘结是实。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具甘结号商福州源丰润记（印）
转帐结算银行轧差
拆借市场调剂头寸
这项工作的组织，由金融业行会负责。在归化城就是宝丰社。《绥远通志稿》记载：“清代归化城商贾有十二行，相传由都统丹津从山西北京招致而来，成立市面商业。……其时市面现银现钱充实流通，不穷于用，银钱两业遂占全市之重心，而操其计盈，总握其权，为百业周转之枢纽者，厥为宝丰社。社之组设起于何时，今无可考，在有清一代始终为商业金融之总汇。”由于钱市活跃，转账结算通行，宝丰社作为钱业之行会，“大有辅佐各商之力”。“平日行市松紧，各商号毫无把握，遇有银钱涨落，宝丰社具有独霸行市之权。”宝丰社可以组织钱商，商定市场规程，监督执行，如收缴沙钱，销毁不足价货币铸成铜碑，昭示商民不得以不足价货币行使市面，确保商民利益等，尽管没有垄断货币发行，代理财政款项收解，但它有类似“银行的银行”和管理金融行政的职能。
与归化城宝丰社同样性质的钱业行会，在包头叫裕丰社，在大同有恒丰社，等等。
镖局标期信约公履
风险控制机制创新
山西货币商人在金融企业风险控制方面，开创了中国历史甚至世界金融史上的范例。商人资本在经营活动中常常会遇到各种不同风险，发生亏赔倒帐问题，不仅会影响利润，甚至还会危及资本安全，货币商人更担心因信用危机而危及自已的存亡。为了防御风险，山西商人设计了多种防范机制。
在业务经营战略方面，为了控制经营风险，票号坚持信用第一，慎于出票。业务与资金随经济社会需要而松紧。票号设置分支机构，先行调查研究，在掌握市场动向的基础上添置新号，扩展经营地域。如果不能经营，立刻撤庄。票号分支机构设遍通都大邑、商埠码头，如拉萨、巴塘、理塘、打箭炉、雅安等藏区虽然地理偏僻，却因财政和商务原因也设有分号。在太平军进军南京时，曾在长江一线太平军所到商埠收缩分号。因为日俄战争，营口业务困难，调整力量，设庄于朝鲜仁川，后又伸向日本神户、横滨、大阪、东京。分支机构设置随盈利与风险大小而伸缩。票号的业务经营，主要依靠自有资本，很少发行银行券，这一点与意大利金钱商相似，“慎于出票”。但是随着业务发展，不仅自己资金不足，也无法满足社会的货币需求。他们通过收受商业票据或者发行自己的短期银行票据，满足社会对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的需要。
三、为政府融资
代办捐纳汇兑公款
票号最初是充当为清政府捐纳筹饷的办事机构。当时规定捐官人纳银，在省则交省库，在京则交户部，省库缴户部或其他用款地点，亦由票号办理，票号成了清政府财政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捐纳筹款的办事机构。
借垫京饷协饷
代理地方金库
借垫汇解庚子赔款
1901年9月，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卖国投降的《辛丑条约》，规定付给各国战争赔款白银45，000万两，年息四厘，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223万两。清政府为支付赔款，除从国家财政收入中腾挪出一部分款项外，其余则全部摊派各省，要求各省按年分月汇解上海集中，以便交付外国侵略者。庞大的赔款汇解、垫借汇兑，全部由票号承办，由驻上海的票号集中交付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华俄道胜银行、法兰西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等外国在华银行，转往外国侵略者手中。
购进国外货币金属
明清时期，中国的货币是白银与铜钱，但中国是贫银贫铜国家，晋商从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开始，每年两次用大型帆船从长江口出海，乘季风开往日本长崎，先后七八十年，为国家购进生铜约21000万斤,补充了铸造制钱的铜源。1821至1850年，晋商向俄输出商品，每年约在800万卢布上下，而俄国对华贸易的差额用白银工艺品“汉堡银”来支付，晋商将其铸成银元宝，投入国内市场。从17到18世纪，晋商在对外贸易中，吸收了大量西班牙、墨西哥银元，补充了国内白银货币。
开创国际贸易融资
晋商对俄罗斯商人的商品交易中，常常给予贸易融资便利，1899－1900（光绪二十五至二十六年），俄商米德尔洋夫等5家，欠晋商大泉玉、大升玉、独慎玉、兴泰隆、祥发永、碧光发、公和盛、万庆泰、公和浚、复源德、大珍玉、永玉和、广全泰、锦泰亨、永玉亨、天和兴等16家白银62万两，延抗不还。宣统二、三年晋商与俄商曾发生国际商务纠纷，库伦大臣上报外务部，照会俄领事。当时在恰克图、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巴尔纳乌、巴尔古今、比西克、上乌金斯克、聂尔庆斯克等地都有山西商人的活动。
走向国际市场
五、对中国金融革命的贡献
如果说商业革命发生于明代，那么，金融革命则发生在清代，是商业革命带来了金融的革命性变化，山西货币商人为这一革命性变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土生土长的银行网络
代替金属货币的票据流通
创立非现金清偿机制
清代金融机构逐渐开始为客户办理债权债务的非现金清偿，其办法：
一是拨兑。即转账结算，如内蒙古地区银两转账为“谱拨银”，铜制钱转账为“拨兑钱”。
二是订卯。金融机构为商户转账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债权债务的清偿问题，通过金融行会组织“订卯”，即票据交换，相互冲销，差额清结。
三是过标。晋商解决商品交易中赊销、借贷的债权债务清偿的社会约束问题，创立了镖局、标期与标利制度，通过商会组织的“过标”结清，社会信约公履约束。
企业化运作的山西银行
清代中国金融机构票号、钱庄、当铺、账局等山西银行，已经开始实行企业化管理，山西银行管理制度的特点:一是企业股份制。几乎所有金融企业，都实行了多家共同参与的合作股份投资办法，这种办法有利于扩大企业规模，树立企业信誉，金融企业非此不能在公众中树立威信。
二是两权分离制。山西银行全部实行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制度，尽量摆脱家族成员的干预，让职业经理人更好地发挥作用。
三是总分支机构制。山西银行总号一般都设在山西本地，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以至国外，实行统一制度，统一指挥，统一管理，统一资金调度。
四是人身股制。企业内的管理层职工和业务骨干，按其职责、能力和贡献大小确定“人身股”，实行人力资本制度。五是倍本制。山西银行的资本金分正本和副本，正本是投资人的货币资本，也叫老本。副本也叫倍本、护本，从股东和顶身股职员分红中提取留存企业，计息不分红，从而保证了资本金充足率。亏损时从护本中付出，无论如何不能亏煞老本。谓之“预提倒款，严防空底。”
六是银行密押制。为了保证异地汇款提款时的汇票真实无误，避免发生假票伪票冒领款项，票号创造了严密的密押制度。
七是金融稽核制。山西银行运用龙门帐进行财务稽核，可称中国早期的金融稽核，保证了财务核算的准确无误。八是人力资源管理制。对新员工实行严格的推荐选拔制、三年学徒制、殷实商铺担保制、人力资本股份晋升制、行规号规的内控制，等等。
协调管理同业的金融行会
为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协调金融业内部及其与社会方面的利益关系，山西金融机构在一些大城市设立同业行会，如汉口的钱业公所、上海的“山西汇业公所”、北京“汇兑庄商会”、包头的“裕丰社”、归化的“宝丰社”等等。它们可以组织货币商人，商定市场规程，监督执行，如收缴沙钱，销毁不足价货币铸成铜碑，昭示商民不得以不足价货币行使市面，确保商民利益等，为本行的营业事项订定共同规则，组织金融市场运行，如汇兑平色、汇水、市场利率、票据交换、银行清算等，约束同业遵守，协调同行间的无序竞争；同时能够仲裁会员间的商务纠纷，协调会员与其他社会组织以及政府间的关系，维护共同利益。
六、山西票号的衰微
18世纪的中国，商业繁荣，手工业发达，贸易上经常保持巨额的顺差，但“天朝帝国”已呈落日的辉煌，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已经成为西方列强餐桌上的鱼肉。追其原因，欧洲商业革命，得益于文艺复兴运动，它带来了人性的解放和科学的崇尚，带来了民主和技术的进步，商人势力进入了社会主流。而中国的封建“皇权”制度和思想始终没有得以清算，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商人阶层没有登上社会主流地位，以山西货币商人为主的中国金融创业者虽然创造了骄人的辉煌，但是这一变革并没有导致工业社会的到来，显赫一时的山西银行过早地衰亡了，不能不说这是一场未能成功的革命，到了20世纪上半期，由江浙财团领头兴办起来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艰难地承担了支持现代中国工商业发展的重任。这不能不说是山西银行的遗憾。造成这种遗憾的原因仍然是留给现代人的谜，似乎它也给了我们几点蒙胧想法。
根本位对票号的制约
另一方面，从明清金银比价的变化，我们很难想象以白银为财富的中国与以黄金为财富的西方国家在经济交往中，中国商人的财富不会缩水。
金银比价的变化（单位:两）年份金:银1368（明洪武八年）1：41385（洪武十八年)1：51397（洪武三十年）1：51413（永乐十一年)1：7.51662－1795（康熙－乾隆）1：14.51796－1820（嘉庆年间）1：15.51830（道光十年）1：151850（道光三十年）1：161874（同治十三年）1：161885（光绪十一年）1：191888（光绪十四年）1：221893（光绪十九年）1：261894（光绪二十年）1：321897（光绪二十三年）1：341898（光绪二十四年）1：351902（光绪二十八年）1：391903（光绪二十九年）1：381908（光绪三十四年）1：381909（宣统元年）1：39
三足鼎立变迁中的山西票号
在晋商与江浙财团势力的消长上，江浙财团之所以能够取代票号的地位，除了从竞争对手外国银行方面吸收了外来经验以外，主要还是票号内部问题，比如股东资本结构长期不变，对分得利润注重财富的保存，投向原籍土地与宅院建设或者窖藏，不注意资本性运用，没有增资扩股提高实力；不重视吸收小额储蓄存款，聚积社会资本，扩大贷款规模；贷款重人信用大于重物信用，在贷款无法收回时束手无策；在内部治理上，大掌柜全权独揽，没有董事会、监事会制约；实行股东无限责任制，破产清理时，债务累及东家家庭财产。同时，票号早期服务于以异地贩运贸易为主的商业资本，即商业金融，后期主要服务于政府金融，没有与工业资本结合。而20世纪上半期发展起来的江浙财团，与外国经济金融势力有斗争有合作，并且注意学习西方金融业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自己的业务主要服务于中国现代工商业。从事商业金融和政府金融的票号让位于新兴的江浙工业金融势力也是合乎逻辑的。
票号的异化
票号的产生与发展，本来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展，是服务商品贸易发展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本属商业金融。但是到清咸丰朝以后，其业务重心转向政府金融，承办捐纳报效清廷，借垫政府财政支出，成为清政府的财政支柱，使自己的性质发生了异化，把自己与政府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其资产很大一部分是政府的负债。辛亥革命清政府一倒，票号立刻就接二连三倒闭。
商业革命的成功必然伴随成功的金融革命。货币是金融运作的基本媒体，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与货币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政府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能依靠民间企业。当然作为经营、操作货币运行的金融机构，只有积极稳健地推进金融制度的改革创新，才能实现金融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市场的力量不能达到金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政府就需要跟进，用行政的力量，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才能有助于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