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说话，嘿嘿笑着下了车。宫辉力连忙介绍：这位就是刘先林院士。
自从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以来，刘先林一直不习惯“刘院士”这个称呼。别人一叫刘院士，他就连忙摆手：“叫我老刘好了。”
有人甚至做了这样一个比喻：如果说袁隆平是院士中的农民，老刘就是院士中的工人。
“同意。”老刘用一贯简短的风格回答。在68岁的他看来，抛开所有的光环，自己一直是位普通的测绘一线的科研工作者。
低产论文的院士
在测绘业内，老刘大名鼎鼎。专长于摄影测量和航空仪器研究的老刘，几十年来用很少的经费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结束了中国先进测绘仪器全部依赖进口的历史，为国家节省资金近两亿元，创汇2000多万元。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院长张继贤这样形容老刘的地位：每当国内的测绘业发展到瓶颈阶段，老刘就会跳出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当年入选的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老刘确属另类：既非领导，论文又少。几十年的科研工作，发表的论文屈指可数。过硬的只有两个国家级大奖：1985年,“数控测图仪”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992年，“解析测图仪”摘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遥感所研究员童庆禧感慨：老刘不循常规，很少发表论文。他也不拘一格。数字航摄仪这么大的科研项目，他从科技部和国家测绘局要了几十万元，就开始干上了。
实际上，老刘的重大科研成果不少，基本没有几个国家项目。以解析测图仪为例，上个世纪80年代，武汉的一位教授为此申请100多万元的经费，没搞成。老刘只申请十几万元，搞成了。
老刘带着一帮年轻人成立了一个公司，专门转化自己的科研成果。“如果只在实验室里做出成果就完了，那最多是用老百姓的钱证明自己的正确。”实际上，在老刘看来，成果转化远比科学研究要难得多。
公司不大，20多人，一年的销售收入2000多万元。这帮年轻人仿佛是老刘的翻版：动手能力很强，论文能力很弱。一年全公司的人发表的论文加起来不超过两三篇。公司的骨干刘宗杰没发表过一篇论文，却担任影像扫描仪项目的负责人和数字航摄仪项目的常务负责人。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0年后就被送进博物馆
解析测图仪是1988年老刘的科研成果，后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当时，所有人都为之雀跃：它结束了国外精密测绘仪器长期以来一统中国市场的局面。到1998年，这种类型的解析测图仪几乎同时进了博物馆。
“测绘技术更新太快了！”老刘经常被这种紧迫感催促着。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测绘行业还处于原始的手工操作阶段，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它的未来与计算机有关。很多单位并没有计算机。刚刚工作的老刘得知一些单位的计算机向社会开放，他就千方百计地争取机会，到处打“游击”。中科院计算机所距离他的单位远，预约的时段又不好，他不得不前半夜动身，坐着末班公交车到计算机所等着后半夜上机。上机结束了，天已经大亮了。他就这样坚持了两年多。
到了今天，计算机与测绘行业的关系密不可分。刘磊是老刘的研究生，2002年年底，这个小伙子刚来到研究院，还有点“欺生”的想法：这个貌不惊人的老头，怎么会懂编程？谁想到，他一开口，就再也不敢班门弄斧了。
多年的工作经历和生活阅历，让老刘成为电学、光学、机械方面的专家。用脑过度的老刘刚过40岁，头发就白了。他去学校给小儿子开家长会，同学问：怎么你爸爸没来开家长会，反而是你爷爷来了？
1994年老刘带着课题组去成都对德国的D2测图仪进行改造。工作中遇到了问题：同样是德国产的导轨，改造后的精度竟然达不到要求。经过讨论之后，老刘下了结论：问题出在导轨上。
同事不相信：这是德国产的导轨啊！
老刘说，不要迷信外国产品。这个导轨的宽度和高度有问题，一定要达到一定的宽度和高度才能保证精度。
事实证明了老刘的判断。
“老刘的成功就在于他从来不迷信外国产品，反而是找到国外产品与中国实际应用的差距，把国外产品的短处变成我们的长处。”同事周祚域说。
同事的总结是：一个人的成长是有原因的，刘先林不是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
在老刘的办公桌下，有一个装打印机的旧纸箱子。只要看到有用的资料老刘就会撕下来，粘到一张纸上，没用的材料他就随手扔到箱子里。几天下来，纸箱子就要清理一次。老刘的研究生李峰第一次帮他做PPT，拿到的是一张破破烂烂的纸，上面贴满了不规则的纸片。不以为意的小伙子一边输入，一边感到吃惊：貌不惊人的纸片上都是顶尖的新知识。
年近70岁的一线院士
2002年，一套进口数字航摄仪的价格要1600多万元，国内引进了十余套。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老刘看着心疼，就主动背上一口“黑锅”，带着科研人员研制数字航摄仪。
同事杨海东说，这个项目经常要到野外作业，进行地面控制，非常辛苦，要布点、测点。2005年7月，他们要在山西稷山县农村做试验。30平方公里的地方布上200多个点。所谓一个点，就是在地面打桩，用1米乘1米的塑料贴上黑外皮。这些基础的活根本不需要老刘动手，可这位快70岁的院士还是跟着年轻人一起干活，劲头比他们还足。一天下大雨，大家说别去了，老刘说不行，天不等人，就奔了出去。
为了这个数字航摄仪，老刘真是拼上了老命。2006年在宜宾试飞，像公园里小船一样大小的蜜蜂3型飞机就是他们的工具。这架小飞机没有密封，除了驾驶员外只能坐一个人。老刘二话没说，自己上了这架小飞机，一飞就是40多分钟。下面的人手里都攥着一把汗。
研制成功了，老刘吐了一口气：几个月了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终于搬掉了压在身上的“黑锅”。
“这个年纪的院士还奔波在科研第一线，少有。”周围的同事和朋友评价。
一次，因为生产厂家的原因，一台机器不能正常工作。本来没有责任的老刘带着几个年轻人到了南京，一到地方就干活，老刘更是钻到了桌子底下。不知情的人以为他是维修工。
老刘说，产品销售靠的就是服务，我亲自做服务，是讨好用户的最好方式，也是树立用户对国货信心的最好方法。
多年的努力终有回报。老刘和中国工程院张祖勋院士的研究成果，占领了摄影测量设备95％的国内市场。
现在，这个昔日的“贵族”专业变成了“平民”。一台教学版的解析测图仪不过1万多元人民币。全国拥有摄影测量专业的高校从原来的几所壮大到100多所。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祖勋评价：老刘对此功不可没。
科学是最好的生活
王先生回答：小说太费脑筋了，要记住那么多的人名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张祖勋院士感慨：人的性格不一样，但是对科学的追求都是一样的。做科学对我们来说，就是在享受生活。
对老刘来说，科学就是最好的生活。
上个世纪60年代，半导体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个大件，一台好点的半导体要花去大学生两个月的工资。与老刘同年进入研究院工作的贾玉澄说，当年自己为了结婚买了个半导体。老刘也买了个半导体，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拆开重新组装。
对于技术狂来说，如果一个东西不拆开，不了解内部构造，就没有办法把它了解透彻。
后来，老刘拆的东西更多了，拖拉机、柴油发电机，还组装电视机。这个习惯他多年未改。上个世纪80年代，老刘为了上班、购物和载人，买了一辆三轮车，进行改装。车把的位置向后延伸，座位往后移到货箱上，这样就可以半躺着骑车。兴致勃勃的老刘不管路人的奇怪眼神，甚至骑着这辆三轮车，从西四环出发到牛街去买牛肉。
这几年，老刘研制数字航摄仪，遇到一个难题：需要设计一个程序，引用一个信号，统一控制四台专业数码相机的快门。这就需要把相机拆开了看内部的结构。可从国外买来专业的数码相机，价格昂贵：一台要30多万元。
一帮年轻人看着这台相机不敢动手，也不知从何下手，一台30多万元啊，要是弄坏了，多大的损失！
“打开它，不行就动扁铲！”老刘发了话。
这几年，因为眼神不如年轻的时候，老刘动手少多了，可是总忍不住会手痒。一次，刘宗杰正在用钢锯锯一个零件，老刘看见了，抢过钢锯说：我给你锯，我可是钳工啊！
小字辈们笑着说：老刘干活生猛，手上伤疤不少。
老刘的乐趣在妻子刘惠看来未必是乐趣。曾经是小学老师的刘惠说，当初找朋友，要找一个知识分子，聪明、有成就。没想到他太热爱工作了，成了工作狂，有些过火了。
本以为退休了，老两口能安享晚年。没想到，老刘又一头扎进数字航摄仪的研制中。心有愧疚的老刘用自己的方式补偿妻子。工作不忙的下午，带着妻子去香山吸氧。平常到外地出差尽量带着妻子一起散散心，但是前提是自己为妻子的机票和住宿费出资，绝不让对方单位埋单。
“说是带我散心，可到了地方，他又埋头工作，我一个人玩有什么意思？”刘惠很无奈，但也理解自己的丈夫：他走过一个灯塔，又在追求下一个灯塔。你如果不让他碰科研，他会受不了的。（原春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