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文明，是中国上古三大文明之一，它经过历史的积淀，有人文的“绘制”，也有科学的“发明”，更有哲学的“沉思”，是中华文明“色彩盘”上的一种“原色”。成都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气候湿润和地势平坦为古蜀文明的孕育提供了条件。先天的自然地理为蜀地的农业生产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成都平原的地势条件是西北高东南低，这种地理状况决定了成都平原容易遭到岷江洪水的侵袭。传说中的治水故事成为古蜀人的共同记忆，丰饶的物产为治水故事提供了印证。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步，商周时代的蜀人发展渔猎盐酒业，作为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作为古蜀的都邑所在地，成都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城市群，有“天府之国”、“蜀中江南”、“蜀中苏杭”的美称。从成都所处的地理方位——四川盆地西部边缘来看，古蜀“会通中西”，因此文化特色呈现出多元性。例如，从出土的古蜀器物上看，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从三星堆出土的祭祀用具的制造工艺上看，受到西亚文化的影响。这些出土的文物体现出古蜀人包容的文化心理。
可以说，出土的文物和神话故事是上古时期古蜀人民留给成都的精神和物质文化遗产，为天府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当下的成都GDP总量不断攀升，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也蓬勃发展，地铁、公交不断完善、公园、绿道越来越多，宜居成都成为城市建设的总目标。对于现代的成都来说，古蜀的“神秘浪漫”文化特质更多是从历史的视角来加以阐发的，但是，这种文化特质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资源也在型塑着现代成都“优雅时尚”的城市品格。由此，梳理先秦古蜀传说和文献记载，照应考古的文化发掘，展示先秦蜀文化的神秘浪漫特质，对塑造优雅时尚的成都城市形象具有重要价值。从理论价值上来讲，优雅时尚的文化品格需要从先秦古蜀文明哪里寻根溯源；从实践价值上来看，先秦古蜀文化的神秘浪漫为成都现代化城市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活水之源”。
先秦的成都平原地势平坦、渠汊密布，这些地理条件使其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粮仓”。但是，低洼的地势也使得蜀地频遭水患，因此，天然地理还需要结合人工水利才能保证蜀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先秦蜀地人民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大禹和鳖灵的传说和事迹成为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盆地的地势与湿润的土壤决定了先秦蜀地温暖湿润的气候，相对于同时期的秦国和楚国来说，蜀地的动植物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如此，“物产丰饶”成为蜀国的标签，在农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手工业、渔业、牧业等产业成为农业的重要补充。上述地理条件和气候特征也使得先秦蜀地的文化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特征。
从上述地理条件上看，成都平原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气候的特殊性，四川盆地的北边有高耸入云的秦岭、大巴山作为天然屏障,每到冬季,北方的冷空气流不易进入盆地内部的成都平原,使得这一地区冬季温暖,霜雪少见,而夏季这里也少酷暑。从金沙遗址出土的数量众多的象牙结合史书的记载，“商周时期长江流域和四川盆地境内的气候，比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湿润温暖，河流纵横，林木茂盛，更适宜鸟兽和大型动物生存。”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经过鉴定，属于亚洲象种。目前来看，亚洲象种一般栖于亚洲南部的热带雨林、季雨林及林间的沟谷等。《山海经中山经》：“岷山，江水出焉……其兽多犀、象”，《华阳国志蜀志》：“蜀之为国，肇于人皇……其宝则有壁玉……犀、象”。这些资料表明，古代的长江上游和四川盆地存在象群，并且能够推断出，商周时期的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上游很可能生长着大片茂密的森林，那时的成都平原除了茂盛的林木和先民们开垦的稻作农田，可能还有很多水草丰美的沼泽地。上述地理优势和温润的气候为农业种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促进了农林牧渔业的发展。
从三星堆和其他墓葬出土的一些文物来看，古蜀的文化特色呈现出多元性。首先是从出土的古蜀器物上看，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三星堆出土的蜀国玉雕中，有一部分形制与中原夏商玉器完全相同或及其相似。另外，从一些出土的青铜器上也可以看出，具有夏商文化元素的古蜀器物与器形相近的中原器物存在差异，但是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器具具有相似性。历史学家李学勤据此推测，商文化因素是经过长江流域的通道，反溯长江而入古蜀文化区的。商文化与蜀文化在各自拓展的过程中，交汇于长江中游地区，蜀人又将商文化的精华带回本土。其次是从三星堆出土的祭祀用具的制造工艺上看，受到西亚文化的影响。三星堆青铜铸造工艺的高度发达表明它是一个能与中原文化系统相媲美的另一青铜文化，蜀国冶金术的起源远远早于这个时代，青铜人像和青铜面具填补了我国青铜文化史中缺乏独立雕塑艺术品的空白。最后，从三星堆出土的金权杖，在古蜀本土完全找不到文化渊源，不同于中原二里头文明，与近东文化的风格一致、功能相同。众多学者认为，金权杖是古蜀文明与外界文明交流的重要证据。
古蜀国以农业为主，天地、山川、日月成为古蜀人民对于生活进行浪漫想象的主要元素。三星堆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古蜀国主要以农业为主，有着兴旺的家畜饲养业和畜牧业，有着多种养殖业和广泛的渔猎活动，加上发达的各种手工业，从而构成了繁荣的古蜀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决定了对于自然条件的依赖，在这一基础上的生产实践决定了古蜀人对于自然的崇拜，这些活动及其文化形式也是古蜀人民精神世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古蜀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有着丰富多彩的祭祀内容和祭祀形式。古蜀人民的祭祀对象包括天、地、山和祖先等等。从出土的器物来看，在中原的殷商时期，古蜀的青铜业已经相当发达，成为宗教礼仪用品和宗庙用品，而且反映出古蜀国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宗教礼仪制度。古代蜀人如此注重祭祀自然界的客观事物，与他们丰富浪漫的精神世界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远古时代，自然崇拜曾经是世界各民族史上普遍存在过的宗教形式之一。对于日月山川进行崇拜并加以祭祀，可以说是先民们早期宗教信仰的一种共同的现象。
从文献记载结合地理位置来推断，先秦蜀人的起源传说表明，蜀地文化属于中华文化的一个支流。三代蜀王的传奇故事是对于先秦蜀地灿烂文明的精彩表述。其中，大禹、鳖灵以及李冰的治水故事成为蜀地时代传唱的诗篇，体现古蜀人民勤劳勇敢的精神。如果说，古代文献关于蜀地的记载不能使人信服，那么，当代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发现使人们近距离地展开了与古蜀人民的“对话”。古蜀文物是直观的历史，古蜀文学则承载的却是文化的记忆，但是，文物上刻录的“巴蜀图语”至今没有被破译，也许，这是古蜀文化之所以神秘的根本所在，有谁能够读透，这些图形文字背后古蜀人民的浪漫情怀。
一、上古时期蜀人起源传说
除了黄帝、昌意与蜀山氏的关系以外，大禹兴起于西羌的说法始于先秦，禹生石纽的传说出自古代羌人。禹兴西羌和禹生石纽时传说中的大概念和小概念问题。西羌既指族系，又指分布的地域范围，石纽指西羌居住地域内的一个具体的地点。《华阳国志》记载岷江上游广柔县境内就是大禹胜地。“夷人共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为人所得，则共原汁，云禹神灵佑之”。《水经注沫水注》说：“（广柔）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今夷人共营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言大禹之神所佑之也。”岷江上游氐羌族群对于大禹的膜拜表明，岷江上游确乎同禹具有民族和文化上的深厚关联。禹成年以后，东进中原，手创夏王朝，随禹东进的羌人也就转化成为夏王朝的主体民族。于是，禹兴西羌、禹生石纽的传说，也随着东进开创先王朝的羌人之定居中原而在中原长期保留下来。
二、三代蜀王奠定了蜀地的基业
关于柏濩，现存的历史资料很少有记载。考古资料显示，三星堆遗址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有明显的变化，第二期与第三期一脉相传，为鱼凫时期的文化遗存。按照上述记述的三代顺序，可能第一期中包含有柏濩的文化遗址。鱼凫氏三代蜀王的最后一代，也是古蜀的统一者。宋朝罗泌《路史前纪》谓“鱼凫治导江”，即今都江堰市南部。说明鱼凫活动的区域在成都平原一带。鱼凫氏也是氐族的一支。《山海经海内南经》载：“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淮南子地形》中说，建木就是成都平原，建木以西指的是岷江上游地区。后来鱼凫王败走湔山，蜀人怀念鱼凫，在湔山建立祠庙。
蒙文通先生曾经指出，三代蜀王中的每一位“均为一代之名，而非一人之名”。所谓“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与文献中记述的“上古时，蜀之君长治国长久”一样，指的并不是君长的寿命有数百岁之长，而是指代君长这个角色及其地位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在每一时期的政治组织中，都已经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权力机构，这个机构已经达到了稳定化的程度，以至前后相继维持数百年之久。三代蜀王时期已经接近原始社会的尾声。《华阳国志蜀志》中提到的“蜀侯蚕丛，……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说明蜀王蚕丛已经拥有了组织广大民众的权力，突破了原始共产制，具有了等级制的政治特征。这些政治特征与农业以及其他手工业的发展同步进行，为蜀地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造福蜀地千秋万代的水利功业
上文已经提到，虽然说成都平原气候湿润，海拔较低，有着天然的舟楫灌溉之利，然而在上古时代经常遭受到洪水的侵害。“大禹治水”、“鳖灵治水”以及“李冰的水利工程”的传说和事迹感染着世世代代蜀地人民，可以说，后来蜀地之富饶景象是古蜀水利专家勾绘的。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为四川早期历史建立了一个比较确定的年代体系。20世纪80年代的考古发掘，在蜀王故都的探索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首先，三星堆遗址的分布范围是，东起回龙村，西至大堰村、南迄米花村，北抵鸭子河，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其次，夏、商、周时期的房屋基址有40余座，陶窑1座、灰坑100多个、小型墓葬4座。再次，发掘出大量陶器和玉石器。其中一、二号祭祀坑出土青铜人立像、青铜面像、青铜头像、青铜神树以及金杖、金面罩、象牙等物品上千件。除此以外，发现了三星堆城墙，这些遗迹为蜀王故都的轮廓提供了实物证据。之前，《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蜀志》中均提到，鱼凫王在湔山“得道”，蜀人为了纪念他，于是在湔山建立祠庙。按照《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如果说，蜀人在都江堰境内的湔山建立了鱼凫王庙，那么，那里似乎是鱼凫王的故都所在。
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之后重大的考古发现，极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落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2001年春天，成都市区西部的金沙遗址展现在人们的面前，遗址的分布面积约为5平方公里以上。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包括数以千计的金器、铜器、玉器、象牙、石器等。还有大量的遗迹例如房址、陶窑、墓葬、灰坑等。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器物有200多件，其中有黄金面具、射鱼纹金带、鸟首鱼纹金带、太阳神鸟金箔等。此外，还有大量铜质人像、玉器、石器、木器以及象牙等。从金沙遗址发掘的情况来看，其出土的不同遗迹、不同质地文物表现出一定的功能区分，由此可以大致推测整个金沙遗址的规划布局，在金沙遗址东部，出土了1300多件金器、铜器、玉器、象牙、石器等，还发现了半成品的石器分布区、野猪獠牙分布区和象牙堆积坑。象牙堆积坑内有大批的象牙，并且伴有玉器和铜器。这个区域可能是宗教礼仪活动区或作坊区。
金沙遗址的遗迹遗物表现出宝墩文化晚期和三星堆文化的一些元素，但是其主体文化与十二桥文化最为接近。金沙遗址出土的铜器、陶器、金器、玉器等文物应该出自商代晚期至春秋前期，与十二桥文化时代相当。有学者推测，金沙遗址是成都十二桥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早期成都城市的核心区。以金沙遗址为中心的商代成都，是一座早期城市。整个遗址范围地势平坦，北侧有郫江古道，南有清水河，中有磨底河由西向东横穿而过，沿袭了早期古蜀人根据河流走向与附近地势特点来择地修筑城址的传统，显示出滨河而居的特点。从出土器物的形态上看，金沙遗址出土的玉钺、玉戈等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殷墟等地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例如，斧形器上阴刻的连体兽面纹与中原地区西周早期同顶上的兽面纹基本一致，铜容器圈足上的纹样是以云雷纹为地，饰以夔纹，这些都是受中原商文化和周文化影响的结果。金沙遗址出土的实物资料证明了商周时期成都平原和中原地区的关系十分密切。
语言是人们聚合为一个民族的要素之一，当人们用口语或文字来描述客观世界或表达主观认识的时候，这种语言表达形式成为文学。古蜀的口语已经不可考，留下的遗迹似乎正在向现代人讲述古蜀人民的浪漫故事，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这些遗迹难以辨识。20世纪20年代，成都出土了一批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上带有神秘的图形符号，著名考古学家卫聚贤推断这些图形符号可能是巴蜀文字。有学者把这些图形符号和后来在铜戈、印章上的类似符号统称为“巴蜀图语”。“巴蜀图语”是古蜀文明的载体，每一段图语的背后，呈现出的是古蜀人民鲜活的生活场景。但是，这些“巴蜀图语”的文义至今难以知晓。著名学者李学勤曾说：“21世纪对于中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成功破译‘巴蜀文字’”。
结合古代史籍的记载可以发现，上述“巴蜀文字”之说在汉代受到质疑，《蜀王本纪》中提道，古蜀人“不晓文字”。但是，《华阳国志》认为，商朝的太史彭祖就是四川人，由此推断，蜀人应该通晓文字。著名学者童恩正将巴蜀图形符号分为两类，一类是图像性的符号，例如手掌、花蒂、水波、房屋等；另一种是文字性的符号，与中原文字相似，但是至今未能解读。巴蜀文字可能是在巴蜀符号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学者段渝认为，上述巴蜀符号都是文字，可分为表意文字和表形文字。其中，表意文字是蜀人发明的成果，表形文字则可能是在某种外来文化因素和古蜀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
古蜀表意文字和表形文字同属于古代象形文字大系统，均从具有形、音、义三要素的象形字发展而来。但是这两种古蜀文字从其产生直到战国时代，经过千年的发展演变，基本的结构没有改变，与汉语古文字有着共同的性质。学者徐中舒先生认为，巴蜀古文字与汉语古文字在构成条例上具有共同的基础，它们的分支应该远在殷商以前。正因为如此，两者在上千年的演变过程中，始终保持了象形文字这一共同的特征，没有向表音文字方向发展。秦灭蜀后，巴蜀文字仍继续流传。在这一过程中，秦始皇推进了文字的统一，汉中叶以后，巴蜀文字逐渐归于消失。但是，这种文字仍然在民间流传，例如，汉末张陵在蜀之鹤鸣山所得“术书”，当即巴蜀文字的孑遗。殷商至战国时代，蜀人在使用自己文字的同时，也适用中原文字，这在荥经、新都、青川和其他地点出土的古蜀器物上有明确的证据。一方面反映了中原文化对蜀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蜀文化的开放性。
三星堆遗址以及金沙遗址所出土的文物是蜀文化的物质载体，从这些文物的形态上看，由“日、月、（玉）石、鸟、鱼、蛙、金、人、象牙”等元素组成。以现代知识的视角来看，这些文物的形态和构造表明，先秦蜀人在自然科学、哲学和美学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这种“就地取材”的智慧和“天人合一”的精妙思维让后世为之惊叹。
一、先秦蜀地的采矿业和冶金术
在金属冶炼方面，古代蜀国的冶金术，在公元前2000年中期已经达到高度成熟的发展阶段。上文提到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是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蜀国大型青铜制品群。无论从合金水平还是制作技术上看，这些青铜器与同一时期华北商王朝相比，都不逊色，两者明显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在锻造模制工艺上，诸如大型青铜立人、各种青铜人头、面具、神树等，其工艺之复杂，远远超出其他任何质料所做器物的技术难度。冶金术的起源于制陶术的进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矿石冶炼所必备的高温，一般是在制陶术发展到已经可以提供足够的加热温度以后才可能获得。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多为轮制，火候较高，还出土了大量的厚胎夹砂坩埚和翻模铸造的泥芯，确凿无疑地表明蜀人已掌握了相当的高温加热技术，足以为冶铸金属器提供温度技术条件。
蜀国青铜器的制作，主要采用了范铸法，并运用了铜焊、锻打等技术，使青铜制品不仅精美华丽，而且具有很高的技术和工艺价值。与同时期华北青铜器相比较，商代晚期蜀人已经掌握了铜焊技术，三星堆青铜器对此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冶金史学界普遍认为，华北的铸焊工艺源于西周末，春秋中期较多地使用，战国时代普遍使用，是当时中原青铜工艺转变期的一种重要的新兴金属工艺。蜀国对于这种新型金属工艺的熟练掌握和应用，可以上溯到晚商，较之中原诸夏和东方江淮流域诸族早达数百年。
二、先秦蜀地的天文学与气象学
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形态来看，组成元素有天上的太阳和月亮，也有自然界的飞鸟。不可否认，这些元素可能与古蜀人的某种信仰有直接的关联，但是，结合历史情境，这里面体现着古蜀人民对天体运行的朴素认识，也包括对于周期性生物现象的一种认识。“日、月、鸟”，这些元素往往能够与先秦古蜀时期最早的天文历法制度联系起来。金沙遗址出土的神鸟金箔正是古蜀先民生动的历法认知。天上的日月星辰之变换影响着生活在地上的人类，这让古蜀人民对天地之间的联系有着强烈的感知。
先秦蜀人的乐舞艺术、绘画和雕刻艺术体现出他们对于审美活动的积极体验。在考古出土的文物中，常见陶埙、石磬、青铜编钟、铮、铎、铃等乐器或图像，文献中也提到开明王亲自作歌，曲名《臾邪歌》、《龙归之曲》、《幽魂之曲》等。《华阳国志蜀志》，“乐即荆”。古代乐与礼并称，谓之礼乐。礼乐是维护现存制度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新都蜀王墓出土编钟一套五件，一件铜方印上刻有两铎，这是墓主举行昭祭时用的乐器，与其他礼器一道，组成礼乐仪仗，说明了蜀王国亦有发达的礼乐之制。位于成都的蜀王国亦可称为“礼乐之邦”，古蜀的王城形象亦是优雅美丽的，代表着古蜀先民的审美情趣。
艺术的形与神是美学表现的重要标准。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的艺术造型来看，其人物造像采用比较夸张的表现形式，而其他动物造像则根据实物对其进行了线条处理。线条的勾勒详略得当，是古蜀人在据实的基础上进行了想象处理，具有神秘浪漫的特性。据考，这些精美的物品用于某种祭祀活动。祭祀活动一般都有礼器、乐器、牺牲、大祭祀等，关乎王政的兴废，是一种“雅”的体现。《毛诗·序》中说：“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白虎通·礼乐》：“雅者，古正也。”这就揭示了古蜀的祭祀活动本身就是古蜀王城中“优雅”之大集成。
古蜀人在哲学、科学和美学方面所创造的“神秘”的氛围和“浪漫”的想象表现出古蜀人对生命的探索，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丽的追求，是古蜀对“善”生活的一种追求。在这一点上，成都发展天府文化的城市追求与其不谋而合。成都天府文化的精神内核为：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创新创造，是成都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在科学创造方面，成都从来不落人后。优雅时尚是成都别样精彩的文化特质，这是这也是继承古蜀对美学的追求。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城市性格则是对古蜀哲学遗存的继承和发展。天府文化的发展就是对“善”生活的追求。古蜀人在美学上的认知创造了神秘浪漫的文化印象，这一点上成都优雅时尚的城市印象追求与之不谋而合。成都的优雅时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追求抒情与规范的平衡；第二，追求工艺技术和创作表达的平衡；第三，追求集体记忆与个性表达之间的平衡。城市的环境个性、城市的文化风貌和城市的地标打造是成都优雅时尚元素的重要体现，也是可以利用古蜀元素的重要阵地。
城市的环境在广义上分为城市的自然环境和城市的人文环境。成都市位于成都平原之上，而其四面皆山，在成渝双城经济圈的视域之下，突破龙泉山成为发展的重点，设置东部新区也成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成都市政府高度重视东部新区的发展，而在建设公园城市的目标之上，自然环境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积极发展经济成为成都市发展的关键，这就涉及到城市人文环境的塑造。就利用古蜀智慧来讲，兹建议：
第一，举办“古蜀礼乐一小时”活动，活动主要在各大、中、小学以及文化公园举办，主要利用古蜀的乐器文物遗存，设置问题和实践内容，考验人们在不利用现代科技的基础上如何制作某些乐器，如何利用石头奏响美妙的乐章，重点是让人们认识到先秦古蜀人的智慧，也让人们体验到成都发展至今的艰辛和不易，能够让众人尊重生活，充分发挥“就地取材”的智慧。
第二，开展“远古一小时”体验活动，设置某天的某一小时作为体验时期，鼓励个体放弃一小时科技依赖，关闭手机、电脑、电视、电灯，体验远古蜀地人们如何在无灯无电的情况下生活，这样做的目的还有能够让人们警惕资源浪费，保护地球，尽量节约资源，遵守大自然的规则。
第三，设置“古蜀人的一天”主题体验馆，按照“巫、工、农、渔、祭祀日”等几个元素来打造主题体验馆，重点向当代成都人展示古蜀时期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通过这样的视觉观感，体验古今的不同，体验古蜀人在面对自然环境时的反映，希望能够激发当代人对当前生活的热爱，也能够看到古蜀人的智慧和伟大。
中国神话博物馆可以按照朝代来划分，而介绍顺序则以东、南、西、北的典型为代表。博物馆分为介绍区、体验区、文创区等部分，利用最新VR技术、皮影艺术、3D技术等多方式来展现中国神话的神秘浪漫。整个博物馆的设计在打造上应以神秘浪漫为原则，展示区不仅仅制作墙面或者文物的展示，还可以利用现代3D效果立体展示。体验区以游乐性质为主，以“嫦娥奔月”、“大禹治水”、“李冰大战江神”“女娲补天”、“牛郎织女”等为主要取材，设置游览车或者过山车使人们能够沉浸在主题当中。
第二，开展“成都古蜀文化年”活动，以“行走的神话”、“奇巧的工具”、“刻骨铭心”、“想象”为主题，利用古蜀出土文物、巴蜀图语、象牙（考虑到保护环境因素，象牙不能使用实物）等文物元素，通过街头走秀、街头展览、行为艺术等方式向市民和游客展示古蜀的神秘浪漫，也展示古蜀神秘浪漫与城市优雅时尚的对接，同时也提高人们对古蜀艺术的认识，了解古蜀人在应对大自然中的智慧和坚强。
第四，与成都的高职高专院校或者艺术学院合作，打造“古蜀创意园区”并设立包含政策支持、产品展示、合作单位、年度活动、网友反馈等多板块的专门网站，鼓励支持“古蜀创意”的作品的呈现，实行税务减免吸引匠艺人的参与，并定期举办嘉年华、或者在大学院校周围举办“古蜀创意集市”活动，吸引院校艺术学生的参与，并吸引较多的客流量，支持古蜀文化艺术品的创收。
城市地标是指城市最经典、最具特色的标记，就其功能而言有政治地标、新城地标、商业地标、产业地标这些代表的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实力。但是就市民感受而言，地标或许是一种怀旧的标志、美食的标志、情感的标志，而并非是一种高大的建筑。考虑到城市发展和人们需求两个方面，在城市地标的打造上，兹建议如下：
第一，围绕宝墩遗址、十二桥遗址等建设文化遗产公园，文化遗址公园设置“古蜀洪水记忆”文化墙，采用浮雕形式，主要展现在洪水肆虐的古蜀，古蜀人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当时的资源来治理洪水，同时展现出古蜀人为了祈求风调雨顺而举办的祭祀活动。这些画面有助于帮助当代人认识古蜀人的坚韧和伟大，同时也宣传古蜀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做出的不懈努力。设置“记忆中的古蜀”文化墙，主要展现蜀地历史现代名人对古蜀的记载，墙面可分诗词歌赋等多种文体形式。这样的展示一方面有助于市民了解中国古代四川籍贯的历史名人，另一方面有助于市民了解古蜀的文明记忆。设计打造“古蜀文物雕像群”，在公园中集中打造古蜀的祭祀场景，将古蜀的人物、器物以及仪式都集中打造，这样做的目的使市民能够更加直观的了解古蜀人民对“天”的崇拜，了解古蜀人民的祭祀仪式，也同时了解古蜀时期精妙的器物创造，有助于通过雕像群了解古蜀人的精神世界，增强市民的城市文化自信。
第二，增加天府绿道的古蜀文化元素，旁设古蜀艺术文化展区。成都的天府绿道以太阳神鸟为基本的设计创意，代表了天府绿道对古蜀文化的继承。除了天府绿道的标志以外，其他古蜀文化元素可以利用到天府绿道之中，专门设置“古蜀文化”展示区域，展示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都出现过的“鱼、鸟、箭”组图、“日中金乌”、“月中蟾蜍”、象牙或者艺术家们创作的古蜀艺术作品，使市民能够深入了解天府绿道上的古蜀元素。
第三，建造李冰青铜雕像建筑物，纪念让成都平原成为“陆海”的李冰。据文献记载，秦惠王派李冰做蜀郡郡守。李冰来到成都，建造都江堰，解决了成都平原洪水肆虐的情况，这才成就了当代成都。“吃水不忘挖井人”，对李冰的纪念正是表达对先贤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巧妙结果自然灾害问题的一种尊敬。李冰雕像是一个建筑物而非单纯的雕像：李冰雕像的身体内部空间打造，李冰雕像内部设置三层的3D图片展览空间，第一层代表洪水肆虐的古蜀时期，这一时期以艺术照的形式展示；第二层展示李冰治水后的成都景象（汉-清），可以利用文物照片和艺术照片；第三层展示（民国-至今）的成都景象。而李冰雕像的眼睛作为观景台，观看成都夜景，象征着眼睛的重要作用。
古蜀文化元素代表着先秦时期成都平原的发展程度，通过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无疑能够证明古蜀是一个秩序规范、农耕发达、天文历法完善的经济文化核心区。古蜀人浪漫的星空想象，神秘的仪式仪轨象征着古蜀的敬天之意，这种神秘、浪漫、规范的文化特质与成都乐观、时尚、优雅的文化追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挖掘古蜀神秘浪漫特质，跨越时空，实现与古蜀先民的时空对话，能够为成都优雅时尚的城市塑造提供历史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