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年轻群体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博物馆逐渐成为市民吸收知识、扩展眼界、获取灵感的文化高地。博物馆不仅向观众展示着我国本土的历史、文化、艺术传统，一些域外文化藏品也展现出我国与世界的微妙历史关联，形成了独特的城市记忆，也是珍贵的物质文化见证。正如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刘刚先生所言，上海、广州两地的博物馆具有突出的藏品优势，是展示“中外交往史”的理想场所。
因此，笔者通过实地探访，针对当前已经展出的上海博物馆馆藏欧洲陶瓷做一个回顾性的探讨，以此丰富我们对世界瓷器艺术与海派文化的认识。
新古典主义的装饰可视作欧洲陶瓷匠人对古代审美的回归，也有赖于欧洲市场的风向变化，折射出欧洲贵族精英转向拥抱古希腊罗马理性精神的时代背景。不过，欧洲陶瓷的另一种风格则走向探寻神秘古老的东方美术法则。
俄国的瓷器较少出现在欧洲瓷器的学术研究中，而上海博物馆却藏有一件精美的俄国挂盘，值得观众细细品味。展出的这件俄国乡村人物瓷盘（图4）画面精致，表现了两位乡村姑娘在树下休息的场景。挂盘的尺寸硕大，口沿用精细的描金图案装饰，明显是承袭了欧洲宫廷瓷器的传统。自16世纪中国瓷器输入欧洲以来，精美的瓷质挂盘往往用于装饰贵族的宅邸，尤其在壁炉周围形成了室内最富有东方情调的展示区域，用以显示主人的财力与品味。随着欧洲瓷器业的成熟，贵族们陈设的瓷器也不乏精美的本土瓷器。比如，这件俄国瓷盘富有多种装饰性元素，充分展现了俄国绘画师高超的绘画技巧，显示出俄国在传统绘画领域的深厚功底。另外，俄国皇家瓷器厂自1744年建厂以来，逐步形成自身的美术培训体系，甚至在瓷器厂内设置艺术学校，高品质的彩绘工艺也使其成为俄国瓷器艺术的最高代表。显然，这件瓷盘自然成为我们了解俄国工艺美术绘画成就的一扇窗户。
荷兰陶瓷行业发端较早，早在16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进行瓷器贸易的时期，荷兰代尔夫特的陶匠便开始仿制中国的青花瓷。由于材料相对廉价，制作工艺精湛，代尔夫特青花陶器成为欧洲广大市民更为经济的青花瓷代替品，并随着荷兰的全球贸易活动出现在世界各地。展出中的一件代尔夫特青花扇形陶器（图5）凸显了荷兰青花陶器的个性设计。一方面，这件陶器的青花装饰早已摆脱了对中国青花瓷纹样的模仿，表现出更早历史时期的荷兰码头生活场景，并在青花的浓淡过渡上体现出画面的纵深感，有别于东方瓷器的平面化图样。另一方面，扇形的外观设计似乎与东方的扇面绘画保持着一种形式的相似，但扇子的外观明显是模仿欧洲淑女折扇，有着浓烈的东西文化融合倾向。
奥地利维亚纳是德语地区较早生产瓷器的城市，也是欧洲瓷器重镇之一。展出的一套20世纪初期维也纳装饰艺术风格的茶具（图6）由浓烈的色彩拼接和几何线条组成，是欧美设计风格逐步走向现代化的代表性作品。装饰艺术风格对于上海市民来说并不陌生。外滩万国建筑群中的不少大楼是装饰艺术风格的经典案例，比如，墨绿穹顶和几何线条组合为特征的沙逊大厦深得装饰艺术的精髓，也是今日上海和平饭店的所在地。上海美术学院建筑系武云霞教授曾表示：“伴随摩登的装饰艺术风格（ArtDeco）在欧美流行，这种风格对上海的建筑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构成上海近代城市形象的主要轮廓线。”因此，这套维也纳茶具的巧妙之处不仅在于呈现了瓷器设计的理念变化，更与上海城市建筑的美学形成了呼应，让我们在历史的两个维度上看到上海与世界美术潮流的互动。
展览中的英国陶瓷器尤为罕见，除了新古典主义风格的韦奇伍德（Wedgewood）贴塑炻器（英国生产的一种硬陶器，与中国的宜兴紫砂瓷质类似），英国陶瓷器似乎处于“展览缺位”的状况。一方面，陶瓷学界认为这一时期的英国陶瓷业大步走向机器化的大规模生产，收藏价值不高。另一方面，英国陶瓷器在风格上没有明显的突破，依旧延续了19世纪上半叶的生产样式，艺术性体现不足。不过，笔者曾在上海购得一对英国斯塔福德郡生产的茶杯（图8），依据款式应在民国时期。这对茶杯是典型的英国骨瓷茶具，即一种加入了小公牛骨粉的薄胎瓷器，曾在欧洲风靡一时。茶杯外壁是描金的几何线条，内壁则是湖蓝色的釉面，葵口大耳，放置在餐柜中也尤为典雅大方。
上海博物馆的欧洲陶瓷器已经在国内巡展数次，对于我们理解世界工艺美术史颇有启发。随着上海博物馆新馆（东馆）的建成，笔者相信上海博物馆藏欧洲陶瓷器将有更多机会与本地观众见面，让大家领略这一段独特的沪上“器物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