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器仿照日常生活中的方柜，用于随葬，是三彩制品中少见的器物。唐三彩是一种铅釉陶器，以瓷土为胎，分二次烧成。先将陶坯入窑素烧至1100℃左右，然后在陶坯上施彩进行釉烧至900℃即成。复色铅釉陶虽然在汉代已经出现，但这种工艺至唐代才出现了一个飞跃。所谓唐三彩，实际不止三彩，而为多彩。当时工匠应用金属氧化物的呈色原理，在釉料中掺进适量的氧化铜便烧成绿色，掺入氧化铁则成黄褐色，掺入氧化钴可呈蓝色等等，在同一器物上交错使用，即产生多种色彩。
中国国家博物馆唐白瓷砚
文具
1957年河南省陕县唐墓出土
高7.2厘米、径14.8厘米
此砚圆形，砚面突出、无釉，以利研磨，周围是一圈存储墨汁的凹槽。砚底部由21个兽蹄形组成镂空圈足，因这种形制好似古代四面环水的辟雍，故名“辟雍砚”。
砚是书写绘画研磨色料的工具，刘熙《释名·释书契》说：“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许慎《说文解字》：“砚，石滑也。”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曾出土一件双格石研磨盘，同时还出土有红、紫两种颜色的颜料，并做成了彩锭。甘肃兰州出土有马家窑文化的双格陶调色盒，应该是砚的祖型。根据战国墓出土的毛笔、墨以及墨书帛画和竹简来看，当时应已有砚。迄今所知最早的砚应该是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一方石砚。汉代的砚发现很多，有石砚、陶砚，还有漆砚。魏晋南北朝除继承石、陶砚外，由于瓷业的渐兴，故多瓷砚，大都以青瓷制成，同时出现铜砚。隋唐砚材的种类及形制较前代更为多样，石砚、陶砚尤流行后部二足、砚面作箕形的所谓风字形砚。瓷砚除圆形三足砚外，多足辟雍砚很多，同时，唐代开始烧制三彩砚、澄泥砚。
中国国家博物馆唐青釉龙柄鸡首盉
中国国家博物馆唐白釉执壶
茶具
1956年河南省陕县刘家渠出土
高16.7厘米、口径9.6厘米
茶瓶亦称“汤瓶”。这件茶瓶的造型与陕西省西安市唐太和三年（公元829年）王明哲墓所出的“茶社瓶”相同，是沏茶时盛沸水之器。唐中期以后，饮茶方法日益讲究，出现系列专用茶具。茶瓶出现略晚，它说明了“点茶法”的兴起。“点茶法”到唐代晚期十分盛行，已有取代“煎茶法”之势。
中国国家博物馆唐青釉褐彩诗句瓷壶
盛器
1983年湖南长沙望城出土
高19厘米、口径9.5厘米、底径9.5厘米
敞口平展，颈较长，短流，腹作瓜棱形，弓形鋬,平底。青釉，流下腹部有褐彩题诗：“去去关山远，行行湖地深。早知今日苦，多与画师金。”
1983年湖南省博物馆和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对长沙窑窑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发掘面积达760平方米。其中，出土形制可辨的长沙窑陶瓷器7211件，器形70种。壶的数量最多，达1980件。课题组根据壶的器形和流、鋬等的不同，将其又细分成8型21式。本壶属于B型Ⅲ式。这种型式的壶计有972件，装饰最为丰富，有绘画、题字、贴花等。题字的字体多为行书，也有少量草书。书写工具是毛笔，字是黑褐色，应为三氧化二铁呈色。书后外罩青黄色釉。题字多为五言绝句的通俗诗，间或有七言，也有不少谚语警句和题记、款识。在193件题诗壶中，有8首在《全唐诗》中能找到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其余均系民间创作。多数诗仅见于一件器物，但也有同一首诗在10余件器物上出现的。有上述诗句的壶共发现8件，均在蓝岸嘴出土。这8件壶除器形有所差别外，“行行湖地深”中的“湖”也有写作“胡”的，因诗的内容是写汉元帝时王昭君出塞与匈奴单于和亲，故“胡地”更贴切，“湖”应是“胡”的借字。
釉下彩绘是中国瓷器装饰技术的重大进步。长沙窑的彩绘，从单一的褐彩逐渐发展到褐绿两彩，纹饰内容有人物、花鸟、灵异、瑞兽，其中的题诗、题字和款识独具风格，提高了瓷器的欣赏价值。长沙窑瓷器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在中国沿海港口何出海到上时有发现，朝鲜、日本、东南亚、西亚等地均有出土。一些瓷器上绘有椰林、葡萄、胡人舞乐、狮子等图像，具有西亚、波斯的风格，显然是为了满足输入国的审美要求而设计的。
中国国家博物馆唐长沙窑青釉褐绿彩鸟纹壶
中国国家博物馆唐青瓷凤首壶
中国国家博物馆唐青瓷葫芦尊
1956年河南省陕县唐墓出土
高17.6厘米、口径2厘米、底径7.4厘米
该器呈葫芦形，造型别致，釉色晶莹。唐代青瓷生产主要在南方，如越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和洪州窑。这些名窑，除鼎州窑外，其他窑址均已发现，还发现了文献中未曾提到的铜川窑。今浙江省金华市一带唐时属婺州，多生产民间日用主瓷，质地较粗糙。岳州窑在今湖南省湘阴县，釉色以青绿为主。洪州窑在今江西省丰城县，釉呈黄褐色或酱色，以烧制碗、杯为主，瓷质较粗糙。
中国国家博物馆唐白釉唾壶
卫生用具
河南省陕县唐墓出土
高16.5厘米
在唐代，唾壶的使用比较普遍。官僚贵族所用唾壶则十分讲究，有的甚至用黄金制作。这件白瓷唾壶，胎质细密，釉色雪白莹润，作工精巧，是捧在手上使用的上品之作。
中国国家博物馆唐白瓷莲瓣座灯
照明用具
高30.5厘米
战国秦汉时期多用铜灯和陶灯，魏晋以后，瓷灯开始流行。北朝时期（公元42O～581年）的白瓷，白中泛青，尚处于初级阶段。唐代的白瓷生产技术明显提高，这件白瓷灯台原料优良，工艺讲究，釉色莹润光洁，通体白玉般的色泽使造型更显稳重。
中国国家博物馆唐花釉浇壶
唐（618－907年）
1956年河南省陕县刘家渠唐墓出土
高30.9厘米、口径6～10.6厘米、底径9.1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唐蓝釉陶驴
1956年陕西省西安市小土门出土
高23.5厘米、长26.5厘米
陶驴全身施蓝釉，鞍鞯勒饰俱全。形态生动，虽未提腿扬蹄，但它那昂首的姿态及抖擞的精神，似乎正引颈长嘶，备鞍待发。最为珍贵的是它全身施蓝釉。在唐代三彩陶器中，黄、绿、白三种釉色最为常见，蓝釉器则少见，蓝釉俑就更少。蓝釉出现于盛唐时期，其氧化呈色金属主要是钴。唐三彩中蓝釉的出现，是此后中国瓷器使用青花釉料的先导。
最为珍贵的是它全身施蓝釉。在唐代三彩陶器中，黄、绿、白三种釉色最为常见，蓝釉器则少见，蓝釉俑就更少。蓝釉出现于盛唐时期，其氧化呈色金属主要是钴。唐三彩中蓝釉的出现，是此后中国瓷器使用青花釉料的先导。
司马迁写《史记·匈奴列传》时，驴还被认为是匈奴之“奇畜”，到东汉时已成了普通家畜。驴是比马低一等的出行工具，当时被称为“劣乘”。百官一般骑马不骑驴，但由于驴比较便宜，为民众所普遍使用。不过后来由于进士们追求车服的华奢，唐懿宗咸通年间特意规定进士不许乘马，只许骑驴。时有诗曰：“今年诏下尽骑驴，紫轴绯毡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但这一规定似乎没有贯彻下去。
与马一样，驴也有官驴。百官赴任，只要符合条件，官方要给马车，也要给驴，大致是一品十五头，二品十头，直至九品给二头。唐代驿中也有驴。另外官方要用驴时还可以派差，也可以借驴。《唐律》规定借驴的价钱是一日绢三尺，与庸一样。民间也有借驴或赁驴、雇驴的。据日本和尚圆仁的经历，唐文宗时在海州，若雇驴的话，“驴一头行廿里，功钱五十文”。雇驴的人多了，就有客店养了许多驴供客人用。也有专门的租驴业，经营这一行业的多称“赁驴小儿”。《读玄怪录》说马震住在长安平康坊，一日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见一赁驴小儿云：适有一夫人，自东市赁某驴，至此入宅，未还赁价”。从这一记载还可知那出租驴的地方在长安商业区，即东市。中国国家博物馆唐蓝釉陶驴
中国国家博物馆唐绞胎瓷枕
生活用具
高7.7厘米、长14.7厘米、宽10厘米
此枕为长方形，装饰作盘旋扭曲的木纹状，是唐代出现的新颖别致的绞胎瓷器。这种瓷器是用两种不同的泥料做坯（一种色深，一种色浅），两者交叠拧绞再施釉烧成。在唐代的巩县窑、耀州窑、寿州窑等窑址中均发现过绞胎瓷片。唐墓中出土的绞胎器物种类有杯、碗、盘、罐、枕等，以长方形枕最为常见，文献记载瘿木之枕纹理奇特华美，把瓷枕做成木理纹就是为了达到瘿木之枕的效果。这种枕头也被称为“花枕”。
中国国家博物馆唐花釉四耳瓷罐
高38.3厘米、口径16.1厘米
此罐器浑厚丰满，施黑釉，黑釉上的几块蓝斑纹，蓝中闪白，飘忽不定，自然流淌，这种花釉瓷有“唐钧”之称。唐代花瓷的成功烧制，为宋代钧窑的出现及花釉制品的成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国家博物馆隋青釉贴花四系罐
中国国家博物馆隋白瓷鸡首壶
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
盛水器
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出土
高27.4厘米、口径7.1厘米、底径7厘米
盘口外侈，圆唇，束腰式细长颈，丰肩，鼓腹下渐收，平底。肩部一侧塑一鸡首，高冠圆目，昂首张口作啼鸣状，与之相对的一侧为直体曲颈形龙柄，龙口衔接壶口沿。肩部置对称环式耳，均作双瓣重合状。瓷胎呈白色，通体施白釉，近底部无釉，表面有细冰裂纹。整体造型挺拔秀丽，线条优美。
鸡首壶是指带有鸡首状流的盘口壶，始烧于三国末年，由两晋一直沿用到唐初，流传范围很广。早期鸡首壶，以小件为主，肩部贴塑鸡首，鸡首无颈，与之相对的一面贴鸡尾，壶流有的可通，有的是实心。东晋时壶身变大，鸡头引颈高冠，鸡尾演变成弧形柄，上端与盘口粘接，下端装在肩部。南朝至隋鸡首由小到大，壶身由矮小到瘦长，壶口更高，颈变细，肩部贴附的系由条状到桥形。此鸡首趋向写实，柄仍保留着南朝时期的双龙形柄，足部微向外撇。
鸡首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青瓷器的一个重要类别，鸡首壶在当时非常流行，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们审美观的变化，鸡首壶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中国国家博物馆隋白瓷龙柄传瓶
隋
高18.6厘米、口径4.5厘米、腹径6.3厘米
此器两瓶身相联，联接处上伸一杯式口，颈部有凹弦纹三周。盘口，单颈，双腹相联，肩部左右两侧各塑一修长的龙形柄，龙首探入瓶口内，似在贪婪地吸吮瓶中的玉液琼浆。白胎白釉，胎质纯净细腻，釉色光亮温润，上有细小裂纹。
高岭土（瓷土）含铁量较高，经过1300℃高温只能烧成青瓷器，经过控制而降低瓷土中的含铁量，克服铁的呈色干扰，即能烧制成白瓷。中国在北齐时已开始烧制白瓷，但当时烧成的白瓷普遍泛青，说明含铁量偏高，烧制温度偏低，烧制工艺还不够成熟。这件隋代白瓷器，胎、釉已完全不见白中泛青现象。
天津艺术博物馆珍藏有一件白釉龙柄联腹壶，形制与这件双龙柄联腹瓶几无二致，底刻有铭文“此传瓶有并”，所以人们以“传瓶”称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制瓷业的巨大发展，制瓷工艺技术大大进步，具体表现在对胎、釉的选择与配方的提高上，这促使了白釉瓷器在北朝晚期的产生。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凉州刺史范粹墓出土的一批白瓷碗、杯和长颈瓶可作为代表。这些瓷器胎质和釉色均呈乳白色，但在某些釉层中略见泛青，仍保留着青瓷的痕迹，这是早期白釉瓷的特征。隋唐以后，白瓷的烧制技术进一步提高，色调日趋稳定，器形更加精巧秀丽，成为深受上层社会喜爱的日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