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耀州窑“犀牛望月”纹碗。（图片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
▲宋代耀州窑刻花碗。（图片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
▲宋代耀州窑盖盒。（图片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
▲金代耀州窑月白釉双系罐。（图片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
▲唐代耀州窑黑釉盘。（图片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
▲五代耀州窑剔刻牡丹纹执壶。
青是陶瓷最早的颜色。
商代的某一天，简陋的窑炉里，一滴“窑汗”（窑炉内壁产生的一种玻璃态物质）不偏不倚滴到“赤身裸体”的陶器上，结果这一窑烧出的器物上，都斑斑驳驳地点撒着一些亮晶晶的物质。聪明的古人受到启发，经过反复实验，配置出最早的釉。虽然这种原始釉简单到只需在原有的瓷土中加入植物的灰烬即可，但就是这简单的一小步，却是陶器发展的一大步。
从此，陶有了一身青色的外衣，成为釉陶。这身“衣服”一旦穿上，就再也没有脱下。
青瓷的过往
东汉末年，瓷器无论从硬度、吸水率还是烧成温度，都已基本达到成熟。彼时，白瓷还未诞生，绝大多数瓷器都是青瓷，青瓷里的“大佬”——越窑（位于今浙江省宁波市和绍兴市）也在这个时候悄悄登上历史舞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寿州窑、婺州窑、岳州窑、洪州窑相继崛起，青瓷烧得更加纯净，实用功能和装饰功能也结合得更加完美。尤其到了东晋，人们从单一青色的釉面寻求更多的可能性，探索出一种“点褐斑”的装饰工艺，即在素胎上先点绘铁含量较高的褐色斑点，再罩青釉一次烧成，使纯色的釉面有了变化，更具动感，开创了陶瓷釉下装饰的新篇章。
隋代，由于北方胎土中影响成色的金属元素较少的原因，以河南巩县为代表的窑口首先将胎和釉中的铁含量降到极低，让陶瓷的青色渐渐褪去，白瓷正式亮相。至此，青瓷的地位有了变化。随着白瓷逐渐受到世人喜爱，原先一统天下的青瓷不得不让出一部分市场份额给白瓷。
到了唐代，由于白瓷的成熟，终于形成“南青北白”的局面。邢窑（位于今河北省邢台市）烧出的带“盈”字和“翰林”款的白瓷“如银类雪”，越窑烧出的最顶级的“秘色瓷”则“类玉类冰”。一青一白，一南一北，势均力敌。此时的耀州窑（位于今陕西省铜川市）还处于初创时期，产品也较为普通，黑釉、白釉、青釉，各种釉色基本都有。同时，耀州窑四处学习，主要学习的是越窑。
五代时期，天下纷争，有些窑口已经式微，比如邢窑、巩县窑。然而此起彼伏的是，北方青瓷耀州窑学成归来，踌躇满志，找准自己的定位，一下子烧出真正意义上的“天青色”。五代时的耀州窑分白胎和黑胎两种，白胎可塑性强，适合进行“胎装饰”，剔刻就是当时耀州窑最为惊绝的技法。有的剔刻纹饰达六七层之多，属于耀州窑最为精美的品种。黑胎由于胎色较深，基本以素器为主，在胎的表面施加一层化妆土（较细的陶土或瓷土），再罩青釉，烧出的瓷器比后世的汝窑（位于今河南省汝州市）更加“雨过天青”。
入宋以后，迎来窑口大爆发的时期，五大名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八大窑系（耀州窑、建窑、龙泉窑、定窑、磁州窑、钧窑、景德镇窑和吉州窑）相继确立，各个窑口如雨后春笋般崭露头角。据考古发掘显示，仅河南一处就有1000多个窑口。
宋朝时道教较为兴盛，道士们的道袍大多也是青色。青色介于蓝绿色之间，“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在五方五行五色中，东方主木属青色，代表生命。青釉在宋代深得统治者和文人士大夫的喜爱，五大名窑中，除了定窑（位于今河北省保定市）之外，其余4个均属青釉。
宋徽宗时，“雨过天晴云破处”的汝窑被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实，能够反应当时宋代大众生活、在北方人中使用最广泛的青瓷品种，还要数耀州窑。从五代崭露头角到宋代专攻青釉，耀州窑改进窑炉结构，改变烧造原料，摆脱曾经的青涩，终于烧出自己的“招牌”——橄榄绿。这种青釉釉面玻璃质感极强，不需要放大镜就可以清晰地看见一颗颗气泡仿佛从湖底翻涌而出，捧在手中如同捧着一汪清水。
耀州窑中的典范——“犀牛望月”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宋末金初耀州窑“犀牛望月”纹碗，是耀州窑中的典范。
这件耀州窑碗制作得极为周正，只有最熟练的窑工才能拉出如此惊心动魄的弧度。看似简单的造型，制作起来却并不容易，这是因为早期拉坯用的人力辘轳车并不能像工业时代的电力轮车那样转速快且均匀，规整的器形实属少见。
若观者将视线稍稍调高，便会惊喜于这只耀州窑碗口的设计——聪明的窑工用自己的智慧践行着“人体工程学”的理念。碗口的“起鼓”，人们称之为“唇口”，用起来非常贴合嘴唇。实际上，这样的设计在唐代邢窑已有先例，以后各朝很多窑口都烧造过，只不过制作技法略有不同。唐代的“唇口”是翻折过来，内空心；而这件耀州窑碗的“唇口”是修出来的，内实心。
至此，故事才刚刚开始。越过碗的“唇口”，豁然开朗，一汪碧翠莹润倾斜而下，轻重缓急间，颜色过渡极为自然。耀州窑的青和越窑、汝窑的青不一样——耀州窑的青有一种足以铭心的透。
自三国两晋南北朝直到北宋，瓷釉基本都是石灰釉体系，南宋开始出现石灰碱釉。两者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石灰釉比较清澈透亮，比如影青（釉色介于青白二者之间）；而石灰碱釉则呈现乳浊状失透感，比如南宋的龙泉（位于今浙江省龙泉市，属南方青瓷系统）。
这件金代耀州窑碗依然沿用石灰釉，配制好釉后施于器表，在高温还原气氛下一次烧成。施加这种釉还有一个好处——有利于展示耀州窑独一无二的绝技“半刀泥”。窑工在七成干的胎泥上刀走龙蛇，先用直刀快速把纹样轮廓线刻出，再用斜刀将不需要的部分去除，两刀分别下去，纹样完完整整地呈现在坯体上，这种技法极见功力。现代仿制的刻花耀州窑虽也采用“半刀泥”技法，但现代人将两刀合并为一刀，刻出的效果流畅有余、古拙不足。实际上，“半刀泥”的技法也见于定窑、影青以及其他窑口，但因各地窑口用于制坯的胎土不同，下刀时坯体的干湿度不同，刻出的效果均没有耀州窑犀利深刻。
这件金代耀州窑碗内的纹样是“犀牛望月”，也有学者称“吴牛喘月”。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相传晋武帝司马炎有一个叫满奋的臣子，此人满腹经纶、为人谦和。司马炎非常器重满奋，经常召见其入宫商讨国家大事。然而满奋是个南方人，对北方漫长的寒冬视若猛虎，更畏惧呼呼的北风。一日，司马炎又召他进宫，知道他有畏寒之痛，特意找人提前在窗下放了个琉璃做的屏风。可能是当时琉璃纯度太高，亦或是擦得太干净，琉璃屏风竟像是只有一副空架子。满奋入宫后，司马炎赐坐，侍者将座位放在窗下的琉璃屏风前。满奋很是为难，坐吧，怕被风吹；不坐吧，怕司马炎怪罪。司马炎见状哈哈大笑，告知满奋大可放心安坐，琉璃屏风挡风效果很好，不必担心。满奋这才踏实坐下，并自嘲：自己就像吴国的水牛，见到月亮还以为是太阳，疑心太重，被吓得直喘气。“犀牛望月”是非常传统的中国题材，在其他窑口的作品中也屡见不鲜。
这件金代耀州窑碗内“犀牛望月”的纹样略微内收，使得纹样和口沿中间有一块留白，是典型的宋末金初的特征，菱形开光装饰也流行于金初。金代耀州窑仍然以唐代创烧的黄堡（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为中心窑场，这一点最能在器物的圈足上体现出来。耀州窑所用瓷土称为“坩土”，在当地储藏丰富、埋藏不深。而且由于当地产煤的缘故，“坩土”中铁含量很高，这是烧制出的器物圈足上都有若隐若现像霉斑点一样深色析出物的原因。
到了金代，青釉虽然还是主流，但最高成就者却不是它，而是一种玉质感极强的乳浊状失透感的厚釉瓷器——“月白”。“月白”其实在北宋早期就有烧造，只不过当时青多白少。越往后发展，青色占的比重越来越少，直到金代，终于褪去所有青色，化身为一块温润、端庄的“羊脂玉”。这在北方金代达官显贵人家的墓葬中屡见不鲜。
为了顺应时代发展，金代后，耀州窑多生产磁州窑（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风格的白底黑花器物，更加符合大众审美，主打亲民路线；到了清代，甚至还生产起青花瓷。
如今，陕西省铜川市的立地坡、陈炉等窑址依然在不断烧造着耀州瓷。可以说，耀州窑从唐代创烧至今，从未断烧。
青釉是最传统、最原始的釉色，几乎每个窑场都烧，也曾创造过辉煌，但能从始至终延续至今的，几乎只有耀州窑一家。经历宋朝百花齐放、独领风骚的辉煌，逃过元朝“窑口大灭绝”的磨难，窑工们不断变换着生存策略，应对一次又一次挑战，成为坚持到最后的赢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