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古发掘出土资料表明，在碗坪仓窑遗址出土有北宋至南宋初的青白瓷残片，在屈斗宫窑遗址则发现有大量元代烧制的青白瓷。另历史资料记载，德化窑经过宋、元时期的稳步发展后，特别是元代所生产的青白瓷，很大部分是通过海陆运输大量销往海外。德化窑在元代其实应该就已经成为中国比较重要的瓷窑之一了，**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曾经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对德化瓷器的生产和销售有过专门的介绍："在这条支流与主流道分叉的地方，屹立着廷基(德化)城。这里除了制造瓷杯或瓷碗、碟，别无其它值得注意的地方。
这种瓷器的制作工艺程序如下：他们从地下挖取一种泥土，将它垒成一个大堆，任凭风吹、雨打、日晒，从不翻动，历时三、四十年。泥土经过这种处理，质地变得更加纯化精炼，适合制造上述各种器皿，然后抹上认为颜色合宜的釉，再将瓷器放入窑内或炉里烧制而成。因此，人们挖泥堆土，目的是替自已的儿孙贮备制造瓷器的材料而已，大量的瓷器是在城中出售，一个威尼斯银印能买到八个瓷杯"。马可·波罗的介绍，引起了西方人的强烈兴趣。而整个元代德化瓷器在海内外的一个良好的销售市场，为德化窑在后代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非常优越的经济基础。到了明代，德化窑白釉瓷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工艺大师们研制出一种温润乳白，如脂如玉的白瓷，这在当时全国制瓷业中独树一帜，至此，德化窑达到了全盛巅峰时期。
清代乾隆朝《泉州府志》和道光年间《福建通志》中，在记载德化**瓷雕艺术家何朝宗时，有如下记载：“何朝宗，不知何许人，或云祖籍德化，寓郡城，若陶磁像，为僧迦大士，天下共宝之";"何朝宗，泉州人，或云籍德化寓居泉州，若陶瓷象，有僧迦大士，天下共宝之”。德化瓷器素有“东方艺术”之称，颇负盛名，港台及东南亚地区和英美法等博物馆、民间均有收藏。此外，德化窑所制箫笛，明末清初人周亮工在《闽山记》中所称"色莹白，式亦精好，但累百枝，无一二合调者，合则声凄朗，远出竹上。"根据有关方面的考古工作考证，在德化地区已经发现了上百处的德化古窑址。在浔中公社(镇)有祖龙宫、屈斗宫、岭儿、后窑、西门头、大草铺、后所;在三班公社(镇)有内阪、新乾寨、窑垄山、桐岭、旧窑、新窑;在刈坑公社(镇)有许坑、林窑等。足以说明明代德化瓷器产量之大、销路之广。
不过到了清代中、后期后，由于当时历史、政治、经济变更原故，德化窑白釉瓷逐步衰退。其原因是明代晚期后，因国力衰退，为应付出口需求，德化窑开始生产青花瓷。故当时窑场数量有所增多，但是德化白瓷的生产反而倒退了，不如明代。再加上终清一代尤其是清中后期，由于许多器物(包括园器、琢器、瓷雕)由逐件手工制作转向成批模制生产，器物由厚重渐趋轻薄，瓷雕作品缺乏生动传神，为追求产量而导致工艺不甚讲究，而且胎土淘洗不精、氧化铁成分增多，亦使白釉不再闪红(明代德化瓷以白中含红为佳)而呈现泛青或泛白，不及明代滋润，釉光日渐糙涩，工艺和胎釉水平总体质量下降。
明清时期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时期。明初郑和下西洋是世界交通史上空前未有的盛举，这次大规模的远航贸易开辟了太平洋至印度洋的航线，对后来东西方贸易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海路交通自进一步拓展，瓷器的外销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无论是行销的范围还是数额。都远远超出了宋元时期。虽然泉州港这时期在海外交通的地位趋于衰落，但是泉州地区的陶瓷器仍然通过民间商人或其他途径大量输往海外。明代主要从福州港、漳州港输出，明末以后改从新兴的厦门港。。与闽南地区进行贸易的有东亚的朝鲜、日本，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西亚的伊朗、伊拉克和非洲东海岸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35个国家和地区购买中国瓷器。在对外贸易中，瓷器仍然是重要商品。德化瓷器凭借着有利的国际环境、地理条件和自身高超的工艺水平，很快就成为中国的一种外销瓷。并在以后数百年间盛烧不衰而名扬海外。
可以说，德化窑的兴起与发展跟海外贸易及适应瓷器外销的经营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十分注重迎合海内外市场需求，因此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佛教自东汉由印度传人我国之后，伴随着中日文化的交流又传到了日本;南洋群岛的人民很早就信仰佛教。德化瓷土优良，很适合烧制圣洁的白衣观音。所烧制的观音，洁白无瑕，温润如玉，充分展示了其超凡脱俗、慈悲为怀的大度气韵，给人以力量、信赖和希望的感受，很容易唤起人们的崇敬和信仰。
这些塑像输到国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日本及东南亚佛教国家对它格外喜爱。而在日本的基督信徒中，当作玛丽娅的圣像而大受欢迎，其需用量之大，几乎达到惊人的程度，德化因此也出产玛丽亚像，迎合日本市场需求。此外，它也生产早已流行于闽南地区的军执，这种器型十分明显地带有伊斯兰风格。由此可见，德化瓷相对中国诸多窑口生产的瓷器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面向海外，德化瓷见证了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繁荣，见证了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特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