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7年，神圣罗马帝国的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二世（AugustusII，1670—1733）为了得到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WihelmI，1688—1740）收藏的151件中国青花瓷，用他的600名龙骑兵与之作了交换。龙骑兵（Dragoon）是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早期欧洲流行的兵种，他们上马是骑兵，下马为步兵，颇具战斗力。被奥古斯都“卖”到他国的骑兵，编入普鲁士（即日后的日耳曼）陆军，组成萨克森94步兵师，绰号“瓷器兵团”。而原陈设于柏林近郊奥拉宁堡宫和夏洛滕堡宫的青花瓷瓶，转移到奥古斯都二世的茨温格宫中，被世人称作“龙骑兵瓶”或“近卫花瓶”（图1）。
1.德累斯顿茨温格宫瓷器走廊陈列的“龙骑兵瓶”
凡尔赛宫：欧洲时尚风向标
1687年6月14日，还是萨克森王子的奥古斯都来到巴黎，参观了凡尔赛的特里亚农瓷宫（GrandTrianon），那是法王路易十四修建的一座瓷宫，是后来欧洲园林里无数仿中国式宝塔和亭子的鼻祖。它是一幢法国古典主义的建筑，外观与一般文艺复兴建筑类似，但细节装饰是仿中国式的，里外用瓷砖贴面，屋顶贴蓝白相间的瓷砖，室内用中国家具和瓷器装饰。据说建筑依据的是卫匡国的《中国新图》，能看出南京瓷塔的影子。（注1）南京瓷塔是明永乐皇帝所建，即南京大报恩寺宝塔。它除了八角形的挺拔造型外，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通身五光十色的琉璃。琉璃这种装饰材料所表现出的奇妙而梦幻般的效果，对于热衷于体验异国情调的欧洲人来说，无异于一个奇迹。或许是不了解二者的差异，或许是对瓷器的偏爱，欧洲人选择了陶瓷作为早期仿中国式建筑的装饰材料。
瓷器带动了中国风尚在西方的盛行。在“中国风”的初期，最使西方人痴迷的是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德国学者利奇温（A.Reichwein）曾表示，洛可可时代欧洲对于中国的概念主要不是通过文字得来，而是通过瓷器的纤细优雅和丝绸的轻柔飘逸得来。
16世纪之前，输入欧洲的瓷器还不是很多，而且途径复杂，价格高昂。16世纪后，葡萄牙人开始经营中国瓷器，17世纪商业规模扩大，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末，中西方之间的瓷器贸易经历了发展和高潮阶段，瓷器也从最初单纯的装饰品，进一步与洛可可风格融合后，开始用于装潢镶饰，与建筑融为一体。凡尔赛瓷宫是瓷器早期进入欧洲的具体表现，法王路易十四的儿子大太子（1661—1711）用中国瓷器来装饰他在凡尔赛宫的私邸，又因为法国宫廷一向是欧洲的时尚风向标，所以德国君主也开始跟风效仿。1693年巴伐利亚选帝侯在慕尼黑设立瓷器陈列室；勃兰登堡选帝侯，也就是后来的普鲁士国王，1706年在夏洛滕堡宫设立了瓷屋。（注2）凡尔赛宫的瓷器收藏，无疑也给萨克森王子留下了深刻印象。
日本宫：萨克森国王的瓷器宫殿
当时的普鲁士王室和法国的波旁王朝都是中国瓷器的收藏大家。为了显示萨克森王国的经济实力，也为了满足个人的收藏爱好，成为萨克森选帝侯和波兰国王的奥古斯都二世在18世纪初也开始购买、收藏中国瓷器。途径则是通过当时垄断东西方瓷器贸易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来购买，或者派大臣到当时的莱比锡博览会采购，也有少量王公大臣的进献。他为购买中国瓷器花费了巨大的财力，以至于与他同时代的人把瓷器描述为“令萨克森流血的碗”。（注3）
国王的收藏清单显示，在顶峰时期，他收藏的东方瓷器有24100件，其中中国瓷器约为17000件，几乎可以涵盖17世纪中国瓷器的所有种类。（注4）为了收藏和陈列逐年增多的瓷器，除了茨温格宫还购置了一栋官邸，扩建并改名为“日本宫”，将他的瓷器精品移至此处。按原来的设想，奥古斯都二世想把日本宫改建成世界上最壮美的瓷器宫殿。到1730年，日本宫有18个房间以印度风格装饰（所谓的印度风格，是东亚艺术品的通称），并配备了时尚的东亚装饰艺术。根据瓷器主色调的不同，每个房间有不同的配色方案。大量的东亚瓷器主要陈列在一楼房间里，瓷器被展示在经过雕刻的镀金底座和支架上，背景则是绘有中国或日本人物画像的织物或者墙纸。
国王亲自设计了瓷器的陈列方式，按瓷器的体形、类别和装饰纹样进行分类展示：将大型罐、瓶放在最下面，其上放置盘、碗等，最上面放杯、碟等小件器物。这是当时流行的巴洛克风格陈设方式，重视整体效果而非个别器物，整体望去琳琅满目，华美壮观。至今，这种陈列方式在德累斯顿茨温格宫的瓷器展厅依然被依循借鉴（图2），拱形展示柜和铺陈于整个墙面的瓷器，使观众在仰视之余，无不感受到国王对瓷器的痴迷和18世纪欧洲宫廷的奢华。“白色金子东西瓷都”展览中的瓷器陈列场景就模仿了茨温格宫的陈列方式。
2.茨温格宫的青花瓷器陈列
1733年国王去世后，他的后继者对瓷器收藏的兴趣减弱，奥古斯都的东方瓷器梦也由此终结。他的那些藏品被移入日本宫的地窖，以后则因各种变故而大量被疏散，保存下来的瓷器于1962年开始在茨温格宫展陈。
“白色金子·东西瓷都”中的中国外销瓷
奥古斯都二世收藏的中国瓷器种类多、数量大，“白色金子东西瓷都”展中选择了景德镇青花瓷、五彩瓷、德化窑瓷器和仿日本伊万里风格的瓷器等品类，作类比展示。清康熙时期的一组青花茶杯和杯托是奥古斯都二世的旧藏（图3）。这两件茶具胎体轻薄，上面绘有庭院内的女子歌舞图，青花加金彩，小巧雅致中略显富丽。杯、托的底部有当时奥古斯都二世的编号“N=710”“N=621”，编号下有形似波浪线的“VVV”，这个符号在奥古斯都二世的收藏清单中代表“青花瓷”（图3）。
清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器在国王的收藏中占有重要比例，占据了茨温格宫收藏总量的60%，有7800件。1709年，萨克森宫廷的炼金术士约翰弗里德里希伯特格尔（JohannFriedrichB?ttger，1682—1719）受命重新编写奥古斯都二世的“白金”收藏单，当时的“白金”泛指价值连城的中国瓷器。这表明，最迟在1709年之前，奥古斯都二世就开始了他的中国瓷器收藏之路。国王为他收藏的瓷器建立了档案清册，并以字母“N”作为其收藏标识，根据他对东方瓷器的认识，将瓷器分为不同的种类。
克拉克瓷器在国王的收藏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多数是青花瓷，但国王给予它们另外的分类编号。克拉克瓷得名于葡萄牙的克拉克商船（Krack），这类瓷器一般胎体轻薄，以碗、盘居多，盘沿内壁环绕一圈开光的装饰风格使之有别于其他外销瓷。1603年荷兰人截留的葡萄牙船只上装载的“克拉克瓷器”，在阿姆斯特丹拍卖后获利甚巨，在欧洲引起轰动，由此拉开了欧洲瓷器热的序幕。奥古斯都二世收藏的克拉克瓷主要生产于明万历至崇祯和清康熙时期。
景德镇五彩瓷器则以一件清康熙五彩人物纹大盘（图4）和一对清康熙五彩人物故事图瓶（图5）来类比萨克森国王的收藏。五彩创烧于明宣德年间，清康熙时期有了新的发展。釉上蓝彩和黑彩的发明，使得清康熙五彩比明代五彩更娇艳动人，也改变了明代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相结合的青花五彩占主流的局面；金色、紫色的使用，使色彩更加丰富。康熙五彩人物纹大盘绘有戏曲人物故事，主要人物似在“指日高升”，上部山石与松树处有若隐若现的蛤蜊光，这种外销瓷盘多挂在墙上作为装饰品，在茨温格宫瓷器走廊中也有展示。清康熙五彩人物故事图瓶，观音瓶上的图案为两个仕女，其中一个在吹箫，棒槌瓶上的图案则似为戏曲《一捧雪》中的画面。两个瓶子画工细致，颜色妍丽，人物造型生动传神，笔触圆润柔和，风格上多了些书卷气，更贴近绘画艺术。
其中，棒槌瓶是康熙外销瓷的创新式样，因形似洗衣用的棒槌而得名。奥古斯都二世的近卫花瓶中有三十几件棒槌瓶，当年多用于装饰茨温格宫的壁炉。18世纪欧洲的很多宫殿都流行在不需要暖气的季节用青花瓷瓶装饰壁炉，直至今日，在凡尔赛宫、夏洛滕堡等宫殿中仍可以看到保存或复原存放的这类装饰。最早担任这种装饰功能的是康熙时期的青花瓶，数量常常为三到五件一套，由装饰一致、尺寸偏大的瓷觚、瓷罐组成，后来五彩、粉彩乃至日本的描金彩绘瓷等都有这一类的套瓶被欧洲收藏（图6）。
6.茨温格宫展示的康熙青花五彩七件套
展览中展出的五彩妇人纹六棱大罐（图7）、五彩花鸟纹广口大瓶（图8），是18世纪日本面向欧洲生产的融入了日本风俗设计的彩绘瓷器，是出口伊万里瓷器的代表性器种。罐上描绘着浮世绘风的美人花纹。喇叭口状的大型广口瓶，在欧洲也被称为“Rollwagon”，体部以凤凰、鹰、鹤等吉祥物为主题，绘有牡丹、菊花、桐花等，并大量使用金彩绘制成华丽图案，口缘内有樱花、石榴、桃花的折枝纹。在欧洲的宫殿，这样的广口瓶多与被称作“沉香罐”的大罐一起左右对称组合，用于装饰室内。
后来，景德镇为了迎合欧洲日益增长的需求，仿制了一些伊万里瓷器。当时，中国的伊万里瓷器和日本的产品在外观方面几乎没有区别，因为它们在釉下蓝彩、铁红和描金装饰的独特配色方案上彼此类似。如今，在德累斯顿，大约有1500件日本伊万里瓷器被保存下来，其中包括30套大型五件套的装饰品（图9），这些都会让人想起奥古斯都瓷器宫殿里华丽的装饰。（注5）
9.茨温格宫展示的日本伊万里风格的瓷器五件套（下排），约1700
展览中展出的德化杯和观音像，意在告诉观众这个痴迷中国瓷器的国王也收藏德化瓷。茨温格宫收藏的德化瓷有2000多件，那个为国王编写“白金”收藏清单的炼金术士伯特格尔就是根据德化瓷仿制出了梅森白瓷，而姿态高贵悠闲的德化观音像，是最早的梅森瓷塑的模本。1709年奥古斯都二世将其收藏的观音立像（图10-1）给伯特格尔，让他仿制。1710至1715年，伯特格尔仿制出了类似紫砂的观音塑像，被称为伯特格尔炻器（图10-2）；白瓷的观音塑像（图10-3），则是他在1713至1715年仿制完成的。
10-1.茨温格宫展示的奥古斯都二世收藏的德化观音像/10-2、10-3.伯特格尔的仿制品
奥古斯都二世收藏的观音立像是清康熙初年德化窑的外销产品。三尊观音立像都梳螺式发型，宽袖长衣，差别在于：康熙初年外销的德化观音面部端庄慈祥，眼睛微睁，唇角含笑；而仿制的观音却无此神韵，其交叠的双手的姿态，也不如原作曼妙优雅。
奥古斯都二世的收藏以及对中国外销瓷的仿制，尤其是对景德镇硬质瓷的仿制，影响和催生了欧洲的现代瓷业。德国梅森瓷器的产生，英国、荷兰、法国等欧洲瓷业中心的发展，与中国外销瓷都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外销瓷推进了欧洲对东方文化的理解，也促进了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今年12月起，“白色金子东西瓷都”展将移至大连博物馆巡展，届时会有更多的观众可以从展览中看到萨克森国王的瓷器收藏以及他对中国瓷器的痴迷，由此也可理解英国诗人约翰盖伊（JohnGay）为何将中国花瓶比喻成男人的情敌，以及18世纪初催生了梅森瓷器的那种灼热的社会土壤。(文∣王成兰图∣王成兰、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王成兰，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城市史研究部副研究馆员，历史学博士。“白色金子东西瓷都——从景德镇到梅森瓷器大展”内容策划及同名图录撰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