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公布了许多关于夏商周考古的新材料，涉及地域范围较广。
在内蒙古地区，准格尔旗石口子遗址发掘出朱开沟文化晚期的灰坑和房址，以及东周时期的墓葬，出土陶石铜铁骨器等遗物(《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石口子遗址发掘简报》，《文物春秋》第1期)。乌拉特后旗布尔汗山遗址和达拉盖沟遗址调查发现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墓葬居址和岩画等遗迹，确定亚腰形石板墓为青铜时代晚期遗存，可能属特布希文化(《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旗布尔汗山遗址和达拉盖沟遗址调查报告》，《西部考古》第17辑)。
专题研究论文方面，许宏以东北地区为例讨论了“青铜时代”概念的时空适用性(《论“青铜时代”概念的时空适用性——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例》，《聚才揽粹著新篇——孟凡人先生八秩华诞颂寿文集》，科学出版社);谢肃对三代聚落进行了简要阐述(《三代聚落述略》，《三代考古(八)》)。
二夏代
2019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馆，“第二届世界古都论坛暨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安徽肥西三官庙遗址发掘等，掀起了夏文化研究的新热潮。
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研究的重点，所涉及的成果十分集中。
在考古材料方面，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介绍了王营遗址二里头文化三期水井遗存的材料。因为发现水井中包含有陶捏沿罐尊擂钵等器物，发掘者推定这些水井为生活用井。此发现丰富了南阳盆地夏文化的内涵(《河南南阳市王营二里头文化水井发掘》，《华夏考古》第3期)。山西灵石县逍遥遗址发现了较丰富的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为认识晋南至晋中灵石口地区考古学文化提供了值得珍视的资料(《山西灵石县逍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第1期)。
2019年度正值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60周年，学界十分重视对二里头六十年考古发掘研究历程的回顾总结，以及对夏文化研究的理论思考。
对早期夏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砦文化的讨论方面。魏继印《论新砦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的关系》，认为新砦文化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与其他区域晚期阶段的王湾三期文化并存(《论新砦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第3期)。李维明提出花边罐可被当作区分二里头文化与“新砦二期”的标型器之一，出土花边罐的新砦期遗存应属二里头文化。他据此对原本出土有花边罐被定为“新砦期”的遗存进行了重新认识(《新砦遗址新砦期花边罐及其启示》，《中国文物报》2019年5月5日)。
夏时期周边区域的考古发现，主要集中于江淮地区西北地区鲁中地区，它们的发现有助于推动不同区域文化互动交流研究的深入。
山东岳石文化研究也有新进展。山东济南章丘城子崖遗址复掘，证实城子崖遗址有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周代三个时期的城墙(《济南市章丘区城子崖遗址2013-2015年发掘简报》，《考古》第4期)。城子崖岳石晚期城址发现了目前最早的“一门三道”城门结构，可能具有一定的政治礼仪功能(《山东章丘城子崖岳石晚期城址发现“一门三道”结构》，《中国文物报》2019年12月6日)。
有关岳石文化年代学研究，龙腾文等人对岳石文化年代提出不同看法，利用已有质量合格的14C测年数据进行贝叶斯年代建模分析，发现岳石文化的模型年代比原来提出的年代要早(《海岱地区史前遗址14C测年数据的贝叶斯分析——审视考古年代学》，《东方考古》第15集，科学出版社)。饶宗岳等人同样强调了贝叶斯方法在年代学中的重要作用，但不赞同上文中龙腾文等人对文化间相对年代关系的部分假设，并结合地层学和器物类型予以解释和反驳(《海岱地区年代学新成果的思考与启示》，《东方考古》第15集，科学出版社)。
生业方面，郭荣臻靳桂云运用统计学方法，发现岳石文化出土农作物主要有粟黍稻小麦大麦大豆6种，其中以粟类谷物为粮食主体(《岳石文化农业经济的植物考古新证》，《东南文化》第1期);王振祥葛利花分析了岳石文化各区域在农业种植和动植物资源利用上的差异与特点(《岳石文化区域环境与生业经济的差异化研究》，《文物春秋》第6期)。
常怀颖从公元前2000年前后晋陕高原至燕山南麓广大区域内过渡期遗存特征分析展开讨论。进而提出该时期在面对中原腹地的整合变革时，北方出现的各类新考古学文化具有相互密切交流但仍各自相对独立的特性(《中原腹地以北地区的“过渡期”遗存蠡探》，《三代考古(八)》，科学出版社)。
2019年度关于先商文化方面的研究并不多。陈畅主要论述了鹤壁刘庄墓地的分期与年代，认为刘庄墓地一期至三期的年代大体和白燕四期文化下七垣文化相当，其中刘庄墓地二期至三期与东下冯文化二期至三期年代相当，刘庄墓地二期与二里头文化二期年代相当(《鹤壁刘庄墓地分期与年代研究》，《华夏考古》第3期)。关于商人起源地，张渭莲将其范围大致锁定于太行山至泰山之间的古黄河下游区域(《商先公踪迹与商人起源考》，《历史研究》第2期)。同时，张渭莲还提出应注重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结合加强考古发现与研究理论的建构以促进商族起源的探索(《商族探源在争论中走向第三次突破》，《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7月30日)。
有关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研究，在本年度也相对较为沉寂。余肖肖和包曙光分析夏家店下层文化房址的分类与分区，并从建筑技术角度探讨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互动关系，认为其吸取了小河沿文化和后岗二期文化的建筑技术，也与大坨头文化岳石文化和高台山文化存在交流(《夏家店下层文化房址初探》，《北方民族考古》第8辑，科学出版社)。
偃师商城囷(qūn)仓遗址
三商代
2019年度所公布的有关商代考古的材料，主要集中在河南和山西等地。湖北和青海地区也有一些报道。
围绕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洹北商城垣曲商城安阳殷墟而展开商王朝中心区文化的研究，内容较丰富，涉及范围较广。
对垣曲商城的研究，胡子尧井中伟认为垣曲商城夹墙的设置有作为铜料运输通道的功能，进而得出在商代早期可能存在着一条以垣曲商城为重要中转站，通过黄河水路将中条山铜矿资源运送到王都地区的北方铜料运输路线(《垣曲商城夹墙设施功能探析》，《考古与文物》第4期)。侯卫东认为洹北商城营建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商人祖先崇拜有一定联系。其政治背景是商人在郑州商城逐渐失去了凝聚力和控制力，可能与“河亶甲居相”有关(《试析洹北商城的形成背景》，《华夏考古》第4期)。
西南地区，三星堆遗址仍是热点话题。于孟洲吴超明提出，十二桥早期遗存是以金沙遗址精品房出土的商代遗存为代表，称之为十二桥精品房阶段遗存。将三星堆一号器物坑出土陶器归入十二桥文化精品房阶段，两者应属于不同考古学文化。同时，梳理了成都平原早期青铜文化的发展，认为其进入十二桥文化精品房阶段后，三星堆聚落走向衰落，金沙聚落骤然兴起(《十二桥文化早期遗存初论》，《考古学报》第2期)。施劲松从长时段的视角，分析了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时期三星堆文化时期十二桥文化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墓葬的特点，由此对先秦时期成都平原文化和社会的特征演进和变革进行考察(《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墓葬文化与社会》，《考古》第4期)。他还对成都平原先秦时期房址的特点和变化进行梳理和讨论，将其分为有墙基的木骨泥墙房址多有柱网结构的大型单体房址小型干栏式建筑三类。三类房址在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时期同时存在。而十二桥遗址的木构建筑可能是濒河而建的某类特殊建筑(《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房址——兼谈十二桥遗址的木构建筑》，《南方文物》第5期)。
另有学者对商代的粮仓祭祀遗存手工业制作等方面进行研究。曹大志以商代的甲骨金文材料为基础，结合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的考古发掘和图像材料，将商代粮仓按形式分为亯京(《论商代的粮储设施——亯京》，《古代文明》第1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谢肃《商代祭祀遗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商文化祭祀遗存与周围遗迹现象的关系入手，对祭祀遗存进行分类，并探讨了祭品制度与祭祀方法等问题。岳占伟和荆志淳以殷墟制陶和熔铜实验为例，探讨了实验考古的过程及其重要性(《实验考古是探索古代技术的重要方法——以殷墟制陶和熔铜实验为例》，《三代考古(八)》，科学出版社)。李楠对商周时期不同死亡年龄墓主的埋葬情况进行梳理，认为当时的成年年龄应在12岁左右，并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在墓葬上的主要差异进行总结(《商周时期成年年龄初探》，《古代文明》第1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此可看作近来墓葬研究中一个新的视角。
四西周
山西地区倗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也引起重视。已经公布的绛县横水西周大型墓M2158，其年代在西周中期偏早，表现出浓厚的商周文化和自身文化兼具的特征。发掘者认为该墓墓主可能是西周王朝分封倗国的国君倗伯(《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M2158发掘简报》，《考古》第1期)。
还有其他一些封国的研究，主要围绕随葬品分析国族辨识和发展变迁而进行。
此外，张家强等提出郑州娘娘寨遗址墓葬的年代为西周晚期至两周之际。并通过对其墓葬形态随葬品等多方面的因素分析，认为城内墓葬族属为殷遗民，城外墓葬族属为周系族群(《论郑州娘娘寨遗址墓葬特征与族属》，《中原文物》第6期)。
山东地区，曲阜果庄遗址公布了少量西周中期遗存(《曲阜果庄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十二辑，科学出版社)。曹斌分析了鲁北地区西周时期遗存的多种文化因素，认为周文化因素逐渐取代商文化因素居主导地位，而本地文化因素始终占一定比重(《鲁北地区西周时期遗存的文化因素分析》，《华夏考古》第6期)。陈絜通过分析陕西扶风所出作册旂组器并结合晚商卜辞，认为望相二地或属东土地名，大致皆坐落于鲁中地区。昭王将望地赏赐给相侯是为安抚东土从而更好地开拓南方(《作册旂组器中的地理问题与昭王边域经营策略》，《南方文物》第3期)。
杨文昊对东北地区两周时期西团山文化的毁器葬俗进行探讨，他认为毁器现象应有其涵义，推断此葬俗的功能有三:一是体现了生者矛盾心理，二是可能起到明器的作用，三是反映了器物改造习惯(《西团山文化毁器葬俗研究》，《文博》第3期)。
五东周
2019年度的东周考古发现主要集中于墓葬材料，表明东周大墓和墓地的揭露仍是目前田野工作的重点，其他方面的新发现相对较少。发现与研究主要涉及三晋两周秦戎文化楚文化巴蜀地区等。
（一）三晋两周及邻近地区
王震从铜器墓与陶器墓展开分析，认为琉璃阁墓地的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早段，应为晋卿魏氏的一处家族墓地，而其周边临近区域应是魏国贵族乃至魏王的集中埋葬地(《辉县琉璃阁墓地的年代及性质新论》，《考古》第11期)。河北隆尧柏人城遗址为东周晋赵城址，是仅次于邯郸赵王城的第二大城市(《河北隆尧柏人城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9年9月27日)。隆尧乡观遗址发掘12座战国中晚期墓葬，存在有赵和中山两种文化因素，是其所处两国交界地带，人群交流频繁的体现(《河北隆尧乡观遗址I区战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春秋》第4期)。杜博瑞通过对东周赵国青铜礼器组合形式器物摆放规则等器用制度分析，提出自战国中晚期中段开始，鼎豆壶的器物组合形式开始崩溃，体现了这一时期礼制缺失与权力意识更迭的社会现象(《东周赵国青铜礼器组合探析》，《文博》第4期)。
同时，徐昭峰《东周王城研究》(科学出版社)一书对东周王城的城墙与城门宫殿建筑手工业作坊祭祀遗存墓葬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张亮对洛阳地区战国中晚期陶器墓进行分群研究，依据陶礼器组别和墓葬形制将其分为代表本地周文化外来文化具有混合文化因素的三群，揭示各时期各群间的关系(《洛阳地区战国中晚期陶器墓的分群研究》，《考古》第9期)。河南荥阳官庄遗址发现有春秋早中期手工业作坊遗存，以铸铜为主，还有制陶和制骨遗存，作坊区发现有工匠墓葬(《河南荥阳官庄遗址发现两周及汉代手工业作坊遗存》，《中国文物报》2019年2月22日)。
以区域及文化谱系概念命题的研究有成果问世。李晓健对太行山东麓地区东周陶鬲谱系进行研究，将其分成二期六段，空间上划分为北中南三区。认为东周陶鬲的分布变迁，与这一时期该地区区域内封国的兴衰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存在密切的关系(《太行山东麓地区东周陶鬲谱系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科学出版社)。
（二）秦戎文化地区
（三）楚文化地区
（四）巴蜀地区
（五）燕文化地区
河北涿鹿故城遗址清理了两座编号为M1M2的战国贵族墓葬(《河北涿鹿故城遗址2号战国墓发掘简报》，《考古》第10期;《河北涿鹿故城遗址M1清理简报》，《文物》第11期)。涿鹿故城(黄帝城)遗址2016年发掘情况得以公布，故城始建年代为战国时期，沿用至汉代(《涿鹿故城遗址2016年度发掘简报》，《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
张超华从都城的军事防御周邻的军事防御自然屏障防御等方面研讨燕下都的军事防御体系，认为其具有方式多样化体系多层次化防御重点突出等特点(《论燕下都的军事防御体系》，《文物春秋》第5期)。印群将燕下都战国大墓与齐国战国大墓中山王墓辉县固围村魏王室墓对比，发现燕下都战国大墓的埋葬特点与前两处墓葬存在较大差异，而接近固围村魏王室墓，即与三晋文化所属的中原文化相近(《论燕下都战国大墓的埋葬特点——与齐国战国大墓等比较》，《东方考古》第16集，科学出版社)。
（六）齐鲁地区
（七）东北地区
吉林双辽大金山遗址新发现多处房址墓葬灰坑灰沟等遗迹，出土大量动物骨骼鱼骨及蚌类贝类等遗物。年代主要为战国至西汉初，应是季节性渔猎捕捞的临时居住点。该类遗存在以往所见较少，此发现为聚落形态生业模式等研究开阔了视野(《吉林大金山遗址新发现多处青铜时代渔猎遗迹》，《新华网》2019年12月1日)。
（八）吴越地区
安吉龙山107号古墓考古发掘成果论证会于2019年10月31日在安吉县举行，该墓是龙山越国贵族墓群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对于越文化的研究可谓意义重大(《安吉龙山107号墓考古发掘成果论证会在安吉举行》，《中国文物报》2019年11月8日)。
（九）其他地区
六专题研究
（一）青铜器研究
青铜器研究历来是三代考古的重点，主要涉及类型学分析与谱系研究考古学文化研究墓葬器物组合铭文释读音乐考古制作工艺及综合研究等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倾向。
（二）玉石器研究
（三）漆木器与原始瓷研究
郑建明通过对西周早期至战国原始瓷的分析，发现春秋中晚期的原始瓷器类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衰退现象，认为这与吴文化南下扩张致使越文化向南退缩有直接的关系(《春秋中晚期原始瓷的衰落与吴文化的南下》，《东南文化》第5期)。郎剑锋从临淄齐墓釉陶罍的发现出发，认为其产生应是受到了吴越地区原始瓷传入的影响(《东周时期吴越地区原始瓷对北方的影响——从山东临淄齐墓出土釉陶罍谈起》，《江汉考古》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