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雍正、乾隆时期中国陶瓷艺术推上世界巅峰，堪称创造景德镇清代御窑陶瓷辉煌成就的总导演。
他，就是景德镇近600年御窑烧造史上显赫的人物、“督陶第一人”——唐英。
唐英像。李景春/供图
一
唐英(1682年-1756年)，辽宁沈阳人，出身正白旗包衣。16岁入内务府，41岁升为内务府员外郎，负责巡视、督察待办处各匠人的工作情况，同时也为皇帝画瓷器的样稿；47岁时由于年希尧在景德镇督陶时出现了重大失误，被雍正派去协助年希尧处理窑务。此后虽然职务多有变化，但一直兼理景德镇御窑厂陶务。
初到景德镇，唐英只会画画和设计，对瓷器烧造却是一窍不通，“日唯诺于工匠之意，惴惴焉，惟辱命误公之是惧”。面对挑战，年近半百的他放下官员架子，潜心向工匠艺人学习。
“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每年冬季，因泥土凝冻，景德镇窑厂按照惯例停工。唐英让工匠回家，自己则留在厂里挑选、研究瓷器，琢磨瓷器烧造的问题及解决办法，一待就是半个月。3年后，唐英“于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虽不敢谓全知，颇有得于抽添变通之道”，由一个听命于工匠的外行，变为能够指挥工匠行事的内行。
清雍正、乾隆时期，瓷器烧制规模达到历史顶峰，特殊品种层出不穷，工艺技巧鬼斧神工，令人叹为观止。
唐英身为内务府画师，对瓷器的器型、彩绘、设计见解独特，能够揣摩皇帝的喜好和内务府画样的意图，创新工艺，成果丰硕，“厂窑至此，集大成矣”。
在瓷器装饰方面，唐窑颜色釉多达57种，抹红珐琅、洋彩等作为陶瓷釉色装饰经久不衰，珐琅烧制工艺从此走向成熟。釉上彩方面，成熟烧造粉彩并使之广泛流行；釉下彩方面，将青花釉里红烧造技术推至巅峰。
在工艺创新方面，唐窑烧制出纵16层纹饰、横12面开光、施15种彩釉、集宋元明清各种工艺于一器的“各色釉大瓶”，被公认为“瓷母”，工艺难度达到历史之最。唐窑还以瓷为载体，将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文人用瓷发挥到极致，器物纹饰上出现大量乾隆御制诗。
在纹饰造型方面，创新烧制窑变、炉钧、仿生瓷等新品种，用镂空、转心等方式烧制的夹层玲珑交泰瓶、各色釉转心瓶等作品更是大放异彩。这些新器型华丽奇巧，较之康熙时挺拔风格和雍正时的优雅风格对技术的要求更高。
凡瓷器中涉及唐英的，都是官窑，且无一例外都是精品。如今唐窑烧造的精美瓷器，大多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世界各大博物馆中。
除了钻研陶务、身体力行，唐英还对御窑厂生产技术、工艺要点进行系统总结，编写《陶务述略》《瓷务事宜示谕稿序》等著作，填补瓷艺史上的学术空白，成为后世研究景德镇制瓷史的重要文献。
其中《陶冶图说》图文并茂，用4500字对20幅制瓷场景图进行说明，所述流程、细节分工都较《天工开物》更加详尽。此外，在对烧造火候、科学包装方面都有指导，是我国第一部完整记录景德镇制瓷工艺的专著。
清乾隆青花斗彩缠枝莲兽耳瓶。
二
无规矩不成方圆。唐英不仅醉心陶艺，更就人事、财务、生产、工艺等诸多方面制定管理制度。
唐英转任九江关使后，改革“将御瓷送淮安关内配成匣座，再转运至京的方式”。上奏皇帝说：“凡御窑厂烧造的瓷器，配底座、装木桶、解运上路，都由我在江西一手办理，直送京师，不要再绕道淮安，耽延时日。”获准后，节约了大量解运资费。
唐英精打细算，减少烧造浪费，成效显著。张德山编纂的《督陶官唐英》载：明正德年间，烧造瓷器两万件，需银2.7万两。而唐英督陶期间，年产瓷器十数万件仅费银800～10000两，效益之高令人叹服。
唐英编写的《陶成纪事碑记》和《烧造瓷器则例章程册》，前者记述57种瓷器工艺，后者拟定313条规章，细致具体，有章可循。章程“将圆、琢瓷器所需泥土、釉料、工饭等项银两，按造法、尺寸，分别贵贱高次，逐一详查，核造制价则例章程册，呈送核定，奏明永远遵行”。
200多年前，御窑生产已经实行成本核算，其财务管理观念超前，可赞可鉴。
唐英监理窑务之前，御窑厂基本沿袭前朝做法，将落选御用瓷器散存在御窑厂内，破损瓷就地掩埋，除不准外流外，没有明确的处置规定。唐英上奏“将落选御用瓷器按年酌情估价，登记造册，每年与入选御用瓷器一起解运呈交内府处理”，后经御准“除黄器外，落选御瓷可就地变价处理”。这样一来，既减少了浪费，也为民间提供了见识御瓷的机会。
为了节省烧造费用，唐英推行“慎简朝官”政策，裁撤厂内多余的非生产性人员，力求做到“政善工勤”。明代御窑厂共1500人，雇役只占39%。
而唐英督陶时，从雍正至乾隆初，御窑厂才300余人。到唐窑后期，唐英进一步实行“官搭民烧”，整个窑厂“支领工值食用者”仅有28人。景德镇御窑厂事实上成为设计、发包、验收机构，御窑瓷器完全由民窑烧造，景德镇民窑的制作烧造水平得以大大提高。
清雍正珐琅彩松竹梅图橄榄式瓶。
三
督陶三十载，唐英深受景德镇窑工的爱戴，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明代，朝廷对手工业者实施“匠籍制”，窑工因“地位低、报酬少、徭役重、私占多”而负担沉重。
清顺治年间，景德镇御窑厂采用“官搭民烧”的办法，将做好的瓷坯交给民窑烧，但窑户烧坏了就得全额赔偿。“官搭民烧”成为剥削民窑、转嫁风险的一种方式。
唐英出京时，雍正谕旨“工匠疾苦宜恤，商户交易宜平”。在推行“官搭民烧”制度时，唐英不再强征暗调窑户，御窑厂给窑户的酬劳“与市价均适”。尽管烧制任务繁重，唐英还对窑户“窑价公发之外，添增酒食”，以至“(窑民)乐趋之，仰给窑者日数千人，窑户率以此致富”。景德镇御窑遗址周边分布着邑山窑、徐家窑、黄老大窑、刘家窑遗址，当时官搭民烧、官民共竞的生产格局可见一斑。
据《陶冶图说》记录，御窑厂“瓷坯既成，装以匣钵，送至窑户家”。“官搭民烧”相当于业务外包，唐英从不让自己的亲属参与，直到人生末年，身体不行了，才请求皇帝允许他教子学习陶务。
身为税关使兼理陶务，唐英使用税银烧造御器，每年动用的银两以万计。他认为自己权力过大，须建立监督核查制度。上奏：“所有烧造瓷器银一万两应请勅下内务府总管行令监督……自行造册报明内务府核销。”获准。
唐英对陶工“劝惩并用”“赏勤儆怠”。《雍正十三年五月端午节“唐公仁寿碑记”》载：“大人体皇上之仁；教众工之善，每见匠有未悟者，授指致精，而进其终身之益；勤能体谕者，额外奖赏而励其诸作之专；匠有疾病者，延医制药而急救；匠居窘急者，买房赏住而安其身……”唐英的仁爱之心，深得窑工匠人拥戴。
雍正十二年(1734年)，昌江大灾。唐英诗云：“昌江经泛滥，风景惨交加。草挂高岩树，村堆激浪沙。空山啼水鸟，断岸失人家。利济惭身世，徒深袖手嗟。”诗人忧民之忧、痛民之痛之情跃然纸上。
乾隆十四年(1749年)冬，唐英转任粤海关。乾隆十七年三月，复调九江税关兼理陶务，首巡景德镇御窑厂，渡过昌江时，镇上的市民、商贾、工匠在两岸聚集，热烈欢迎故人归来。唐英赋诗咏怀：“衰翁有负众家恩，关外孑身吾陶人。”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唐英终因窑火烟尘侵害，尘肺病加重，卒于九江关署。“浮梁城下水，清照使臣心”，是唐英督陶人生的真实写照。半生督陶，唐英为后世留下了勤勉敬业、清廉守正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