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瓷厂”——景德镇乃至中国陶瓷业的翘楚。
作为景德镇十大瓷厂之一，“艺术瓷厂”以生产釉上装饰陈设艺术瓷为主，它是一个在景德镇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名字，是时代的产物，亦是时代的象征，仍在影响着时代。诞生之初，它就好似一处收集无数陶瓷秘密的百宝箱，囊括当时红店、作坊业的精英，旧式传统在这里融汇，被继承、发展和创新。即使在停产改制后，“艺术瓷厂”这块招牌仍旧发光，因为它对整个景德镇乃至陶瓷界的影响，已经渗透进骨血里。
那么自1958年9月成立，到1998年停产改制，“艺术瓷厂”这40年里是怎样光景？我们探访那些与“艺术瓷厂”同呼吸共命运的人物，在他们的回忆里，穿越到“艺术瓷厂”的白金年代。
一、诞生的秘密
“艺术瓷厂”的前世今生，徐焕文一路见证。和他的出身一样，“艺术瓷厂”可谓出身名门、根正苗红。
解放初期，景德镇陶瓷业仍然很困难，有资料显示：陶瓷业主大量破产，百业萧条，工人大量失业；陶瓷艺人四散，有的流浪，有的返乡，有的甚至上山为僧，四处寻求生活的出路；存者也是惨淡经营，难以维持，曾经制造出无数美仑美奂的瓷器的景德镇陷入历史底谷。
徐焕文经历过那些苦难。尽管他的父亲徐永权（名韵泉）是近现代陶瓷名家，1912年就读中国陶业学堂，师从周小松；后任教于江西省立窑业学校，担任绘瓷指导员；20世纪30年代在景德镇开设“三友瓷店”，擅长人物瓷画。但是父亲英年早逝，徐焕文12岁就进入作坊学艺，1953年底进入景德镇陶瓷美术生产合作社，师从汪野亭之子汪少平学习粉彩山水。从此，他从普通社员到生产小组长、生产大组长、美研所副所长，和“艺术瓷厂”一同成长。
就在徐焕文进入景德镇陶瓷美术生产合作社那年，组织上派赵渊来景德镇担任市委书记。赵渊在景德镇一干就是十余年，他和夫人韩光的到来对景德镇陶瓷业特别是“艺术瓷厂”意义重大。
景德镇陶瓷美术生产合作社1952年成立，初期只有彩绘，不过十几、二十人，此后几年里它不断根据“指示精神”、行业改造扩大，合并了景德镇第一、第三、第四工艺社的彩绘部门以及东风瓷厂的新彩部，陆续更名“景德镇陶瓷美术合作工厂”、“景德镇陶瓷工艺美术瓷厂”。1958年9月24日，景德镇市政府下发文件，景德镇陶瓷工艺美术瓷厂和出口瓷彩绘加工厂联合组建“艺术瓷厂”，三天后，借了第六小学的操场举行成立大会。整座瓷厂由景德镇手工业者、作坊从业者组成，加上后来从建国瓷厂选拔了一批人才、带徒传艺选拔了一批新生代，瓷厂成立时职工达到5138人。
建国初期为了发展经济，景德镇建设了很多陶瓷工厂，如：建国瓷厂、人民瓷厂、艺术瓷厂、雕塑瓷厂、为民瓷厂、宇宙瓷厂、光明瓷厂、红星瓷厂、东风瓷厂、红旗瓷厂、景陶瓷厂等大型瓷厂及配套企业原料总厂、陶瓷机械厂、瓷用化工厂等，这些企业又自办大集体、小集体。作为地方性国营瓷厂，不少瓷厂的成立带有官方色彩，和体制紧密相连。彼时这样的陶瓷工厂几乎覆盖了景德镇这座城市的“核心”，艺术、建国、人民、东风瓷厂等著名瓷厂的厂区、门市部都设立在城市心脏位置，距离行政中心最近，又坐拥繁华的商业地段。
这些瓷厂中尤以“艺术瓷厂”最具代表性，韩光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身份兼任艺术瓷厂党委书记，当时对“艺术瓷厂”的建设就是举全市、全陶瓷界之力将它打造成样板工厂，它的每一个“动作”都会成为景德镇陶瓷界的风向标。全厂职工曾分散在莲社北路、珠山中路原群英堂蔡家街、中华南路口（现新跃广场附近）的美术彩绘大楼和门市部、珠山东路、薛家坞、江家坞等处办公，瓷厂规模之大可想而知。让人惊叹的不只是瓷厂的规模之大，还有所有人拧成一股绳的精神。莲社北路占地12亩的宿舍建造时，只用了14天就突击建成了三层楼房。艺术瓷厂在莲社北路的彩绘大楼足有八层，说它是举全市、陶瓷界之力建设不足为过，它的第一层为包装车间、展厅，第二层是美研所，第三层至第六层是各个车间，第七、第八层是烤花车间，彩绘大楼建设完全现代化，甚至建设了直达电梯。
1966年文革开始，省革委会提出在瓷器行业中精简一万人的决定，景德镇变通之后，从“艺术瓷厂”分离出“陶瓷彩绘合作工厂”（后来的新光瓷厂）、曙光瓷厂、景德镇建筑公司，并且调拨一个成型车间给宇宙瓷厂，整座工厂只剩两千人，徐焕文最初的美好时光接近尾声，“文革”开始。但是不管规模如何变化，社会如何变化，诞生之初，“艺术瓷厂”就是“典型”。
二、瓷业高峰在此都
作为样板打造的“艺术瓷厂”，绝对不是虚有其表，它的“软实力”也是首屈一指，成立之初，它就拥有很多从许多身怀绝技、手艺顶尖的陶瓷艺人，技术力量最强。
作为全厂1/5138的徐焕文清楚地记得：“1960年至1966年是最鼎盛时期，那时候老艺人都很年轻，40、50岁，精力旺盛，每个人的实力都很强。”除了师傅汪少平，因为或多或少有过合作，他印象最深的是毕渊明、章仕保、吴康、王小凡、叶震嘉、赵惠民、常兆新、涂菊清等前辈和同事。
关于“艺术瓷厂”的知名陶瓷美术家，有一份并不完整的名单，上面有：毕渊明、章仕保、吴康、王小凡、叶震嘉、赵惠民、常兆新、涂菊清、潘文复、章亮、章文超、王隆夫、田慧棣、翟筱翔、沈盛生、徐焕文、邹甫仁、余文襄、叶冬青、陈先水、周湘甫、叶震嘉、常兆新、邹国均、汪昆荣、吴元清、王一亭、王鹤亭……许多人物现在只能从历史和瓷器中品读，可谓“家家抱荆山之玉，个个握灵蛇之珠”，各怀绝技。
那些留在历史中的人物，手艺到底神奇到何种地步？郭沫若创作的《访景德镇》一诗给出了答案。这首流传较广的七律诗，是他在1965年参观“艺术瓷厂”之后即兴创作。据曹新民考证，最初成诗时，郭沫若写的是“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宋代以来传信誉，神州而外有均输。贵逾珍宝明逾镜，画比荆关字比苏……”在《郭沫若游历诗选》出版时，为说明景德镇独一无二、景德镇陶瓷的特点以及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期盼，最终修改为：“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景都。宋代以来传信誉，神州而外有均输。珍逾拱璧明逾镜，画比关荆字比苏。技术革新精益进，前驱不断再前驱。后来居上数东洋，夺取万邦瓷市场。年进美金七千万，数逾赤县十番强。花纹形式求新颖，供应需求费较量。国际水平应超越，发扬光烈莫徜徉。”
先抛开诗中描述的出口创汇不谈，仅从几位陶瓷美术家的个人经历管中窥豹，就能发现“艺术瓷厂”在艺术纪念瓷和国家礼品瓷方面的成就十分了得。早在1958年，景德镇为庆祝建国十周年成立小组，专门为人民大会堂江西厅画陈设瓷，这个任务就下到了艺术瓷厂、陶研所。徐焕文画的一块5尺2的瓷板“英雄城南昌”，和王锡良的“井冈山”、胡献雅的“瑞金”、余文襄的“安源”等瓷板画一起挂在了人民大会堂江西厅。更不用说1965年时章仕保已五次为故宫博物馆复制已残破的清宫藏瓷；1972年指名由毕渊明创作的礼品瓷，以国家名义赠送给美国总统尼克松……
三、分工的力量
陶瓷行业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它既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智慧密集型产业。回到上个世纪的景德镇，陶瓷行业依然秉承传统的精雕细琢，“过手七十二道方克成器”，可它的管理理念并不落伍，至少“艺术瓷厂”常常“第一个吃螃蟹”。
作为地方国营瓷厂，官方对每家企业生产的产品作出规定，各司其职。1959年景德镇市政府在“关于陶瓷企业产品特色分工的决定”中，对各大瓷厂的生产种类进行划分，通俗的说法是：艺术瓷厂生产艺术瓷，雕塑瓷厂生产雕塑瓷，光明瓷厂生产青花玲珑瓷，建国瓷厂生产颜色釉瓷，人民瓷厂生产青花梧桐餐具……由于“艺术瓷厂”采用釉上装饰分工，根据这份文件，“艺术瓷厂”开始以陈设艺术瓷、粉彩工艺瓷为主打产品。
几乎就在分工确定的同一年底，“艺术瓷厂”集合30多位陶瓷艺人，成立景德镇第一家“美研室”，后来技术人员越来越多，1963年升级为美术研究所。这个机构和特种工艺研究所、陶瓷壁画研究所一起，并称为“艺术瓷厂”的新产品开发研制机构，是整座工厂的智囊和心脏。按照工序，整座工厂还划分出成型、烤花、彩绘等生产车间。其实这样的机构设置，更像是传统作坊的规范版、扩大版，十分灵活，既保存了陈设艺术瓷、粉彩工艺瓷这类主打拳头产品的优势，又不丢失厂里在古彩、墨彩、洋金、刷花、综合装饰、青花玲珑等彩种的技术力量，为打造“全能型”陶瓷工厂奠定基础。
1990年出版的宣传册《瓷国明珠》中记录，“艺术瓷厂”生产上有设备先进的原料精制、机压成型、离心注浆；高超娴熟的手工拉坯、利坯，奇特的刀刻、镂空，精巧的堆雕、镶接等；工艺制作成龙配套的作业线，色调粉润柔和的丝网印花，精湛绝伦的彩绘技术加工，外观漂亮的彩色包装，以及隧道油窑烧成，电子微机调控的电炉烤花，全厂整个生产过程堪称第一流。
整座工厂产品涉及彩类11种，花色品种1750个，生产的产品有：以粉彩为主的中胎、薄胎系列瓷、花瓶、缸、钵、凉墩、瓷板、瓷盘、壁画、皮灯、方复、异型以及西洋陶瓷等，还有洋金、贴花餐具、茶具、酒具和青花色釉陈设瓷、日用瓷、彩色玲珑瓷以及综合装饰的各种系列瓷。可谓品种繁多、规格齐全、造型新颖，质地洁白，高中低档皆备，大至两米多高的万件花瓶、长逾百米的鸿篇巨制的壁画，小至不及盈指的单件花瓶以及薄如蝉翼的薄胎瓷，装饰题材十分丰富，有花鸟虫草，赋花鸟以神韵；有飞禽走兽，呼啸于山林，搏击于长空；有山川美景，再现大自然的婆娑之色；有古代人物，神情并茂，娓娓动人；有图案纹样，工致繁密、吉祥如意……“穷春晓秋冬之变化，图川流峰岳之精神”、“展神仙佛道之貌，写先哲名媛之美”、“描奇花异卉之天香，绘锦禽彩翎之国色。”
细致的分工合作，从瓷厂成立之初就可见端倪。1962年，“艺术瓷厂”接到任务要创作莲塘清晓、云岩探宝、东郊新秋、昌江瓷艇、珠山挺秀、公园揽胜、旧城春色、高阁临江这“瓷都八景”，这次人物就是由美研室分工合作完成，徐焕文、邹国均、汪云泉、陈耀星、邓必诏主创，汪少平、施宁旺填瓷，赵惠民、傅尧笙执笔人物，毕渊明赋诗题字。
明确分工之下，每家瓷厂都拥有自己的品牌，艺术瓷厂的品牌最为醒目——“景德镇牌”和“福寿牌”，一个以城市命名，一个福气吉祥。因为供不应求，连买瓷器都得开后门。
四、最好的时光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人眼中，“艺术瓷厂”最辉煌的年代也不尽相同。有些人说是成立之初；有些人说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有些人说是1980年至1990年；还有人认为，它一直都在最好的时光。
1986年退休后，徐焕文在厂里继续画了8年，一直画到最后一张画桌消失。他无法忘记创业最初的热情，也无法忽视改革带来的繁荣。所以在他眼中，艺术瓷厂有两个白金年代，一个是1960至1966年，一个是1980至1990年。
和徐焕文不同，曹新民、张茂生、徐星都经历了上山下乡，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进入艺术瓷厂。在那个年代进入瓷厂，被他们认为是一种光荣和幸运。当时瓷厂是景德镇最好的单位，更何况进入的是鼎鼎有名的艺术瓷厂，且不说厂里生活设施完备、待遇优越，只看学习的机会，也比别人多。
不过三个人眼中的白金年代完全不同。
1972年进厂，学雕塑，著名陶瓷造型师张茂生说：“1976-1982年最辉煌。刚成立时还是摸索阶段，这个时期的含金量最高，既有老艺人启下，又有新生代承上。”
1975年进厂，学成型，现在是艺术瓷厂副厂长、美研所所长的徐星说：“从1958年成立到1998年停产，40年间它一直辉煌。尽管期间有些波折，但是它是景德镇艺术家的摇篮，培养了大批艺术家，至今还在影响时代。”
或许，那段“拿奖拿到手软”的历史，最能说明，怎样才算一座瓷厂的白金年代。
1980年，“福寿牌”粉彩瓷荣获国家金质奖；1983年，“景德镇牌”薄胎瓷荣获国家银质奖，1989年又获北京国际博览会金奖；1986年，“景德镇牌”瓷板画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杯奖”；1988年，“福寿牌”古、墨彩花瓶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银杯奖”，1990再获“金杯奖”；1989年，粉彩瓷、薄胎瓷、金斗方龙凤贴花产品分别获得全国出口瓷评比金牌奖、银牌奖……
这些是《瓷国明珠》中的记载。据载，该厂还有38项产品分获部优、省优称号。名牌优势使该厂产品远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少精品佳作选入国家礼品瓷，许多艺术作品被世人珍藏。
也是在1988年，艺术瓷厂为应对市场的激烈竞争，在管理体制、用工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大胆改革，当年实现利润105万元，一挽颓势，重新回到“百万富翁”行列。
名利双收，当然是最好的时光。
五、瓷厂夫妻档
如果事业、爱情能够双丰收，不论在哪里、不管什么时候，都会是最好的时光吧。这些话，完全就是潘文复、田慧棣的真实写照。像他们这样同班同学，又进入同一家工厂研究陶瓷，这样的夫唱妇随、琴瑟和谐，不仅在艺术瓷厂的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也是整个陶瓷界的一段佳话。
潘文复和田慧棣两人都出生于1938年，巧合的是，两人的家庭背景也十分相似。潘文复出生于景德镇，生长在陶瓷美术世家，叔公潘陶宇是清末民初粉彩瓷画名家，父亲潘庸秉是景德镇首批陶瓷美术家，师承陶瓷名家张志汤专攻粉彩绘画；田慧棣出生于浙江上虞，生长在书香门第，父亲田萱与大画家吴昌硕交往甚密，家中藏列的书卷、字画使她从小受到美术启蒙。1958年，两人同时考入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成为首届学员。潘文复得益于名师张志汤培育，又好学求进，大学毕业就进入艺术瓷厂美研所。田慧棣求学期间受青花名师聂杏生画艺影响颇深，留校任教青花专业课两年后，才追随爱人的脚步调入景德镇市艺术瓷厂试验组，担任造型设计、釉下装饰设计工作。
这样的随性达观、单纯坚持，很快带来效果。潘文复成功创制了高温色釉粉彩，开拓全新的陶瓷装饰语言；田慧棣也创造性地用稀土原料配制材料，研制出的稀土彩色玲珑瓷艳丽莹润、装饰色彩丰富又有变化。
外人看来，这对夫妻好像总是腻在一起，他们当时都把目光放在研究釉色、原料、造型、新工艺之上，不过他们得出的结论和绘画方向却大相径庭、互相独立。
潘文复时而浓烈时而淡雅。他擅长高温色釉装饰，他有厚实的传统粉彩瓷画功底，善于表现山水、人物、花鸟，作品既体现材质的自然美，又具有工笔瓷画的意趣。他能熟练掌握运用色釉7大类30多种色调的性能运用于陶瓷装饰。
田慧棣富于女性特质，清丽雅致。她擅长青花瓷画、色釉综合装饰，题材多以花果、山水为主，作品构图考究，布局平和自然，设色清丽雅致，轻松悦目，注重材质美的运用。
两个人好像较着劲得奖。1983年经有关部门鉴定，潘文复创制的粉红、淡绿、淡蓝、淡黄五彩玲珑釉为国内首创，并获江西省科技成果二等奖、轻工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他的代表作品《金色桂林》300件梅瓶，参加在上海举办的第二次全国陶瓷艺术展览，并于1978年获景德镇陶瓷美术作品评比一等奖，被景德镇陶瓷馆收藏。田慧棣也不甘落后，她的主要代表作“青釉白花瓷”和“彩色玲珑300件皮灯”分别获得全国第四届工艺美术创作设计评比一等奖和全国首届稀土“神农杯”特等奖、轻工部优秀新产品“金龙奖”以及多项省市级奖。
回忆起过去，最让田慧棣骄傲的，不是潘文复当过艺术瓷厂厂长、她当过特种工艺研究所的副所长，而是两个人努力试验出来的成果，能够投入生产，为厂里带来巨大效益。
事实上，这对夫妻档的努力，也是艺术瓷厂很多“双职工”家庭的缩影。
六、上阵父子兵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因为时代的特殊性，厂里除了会对外选拔有资质的学徒，也允许带子传艺。“毕老虎”毕渊明和女儿毕德芳，“雪景大王”余文襄和女儿余慧光，“刷花宗师”陈先水和儿子陈晓亮等人，王隆夫和女儿王淑凝，都是由父亲亲授技艺。
这些“父子兵”中，也有人特立独行、另辟蹊径，吴锦华就是其中代表。
他的父亲吴康字季铭，13岁师从邓必诏学画瓷上人物肖像，16岁首次试制成功彩色瓷板画像。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吴康近师王琦等陶瓷名家之技，远师古今中外丹青名家画风之长，所绘肖像传神逼真，1959年被景德镇市委市政府授予“陶瓷美术家”称号。吴康也是艺术瓷厂的元老，他对艺术瓷厂感情深厚，当初成立陶研所，他拒绝邀请留在瓷厂当一名工人。吴锦华常说：“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长大的孩子。”不仅是因为从小随父亲学习陶瓷绘画，也是指在艺术瓷厂美术研究所工作的那段日子。
吴康自画像
艺术瓷厂锻造了他，像他这样的“异类”也给厂里带来一股新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景德镇有部所、省所，他们搞了很多创新，官方也支持他们。这个时候艺术瓷厂也困惑，于是像吴锦华这样的年轻人，在厂里学习之后的同时努力考取专门的陶瓷院校，从院校深造之后他们带着新的观念回到瓷厂，成为“承上启下”的一代。
七、订单和交易会
回到郭沫若的诗，诗里曾描写：“……后来居上数东洋，夺取万邦瓷市场。年进美金七千万，数逾赤县十番强。花纹形式求新颖，供应需求费较量。国际水平应超越，发扬光烈莫徜徉。”这些并没有夸大其实。有数据显示，1963至1978年，国家每年外汇储备在1亿至1.8亿美元区间，景德镇瓷器每年为国家换得三千多万美元的外汇。景德镇瓷器成为世界陶瓷贸易的主要商品，也成为国内市场紧俏商品，景德镇俨然成为世界陶瓷的生产工厂。
那么景德镇陶瓷，特别是艺术瓷厂的瓷器，究竟通过何种渠道销售，从而制造出财富和陶瓷紧俏的神话。
订单式生产，一度是艺术瓷厂经营的主要方式。每年本市的景德镇陶瓷销售公司、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外省市进出口企业都会提前预定瓷器，大部分瓷器通过出口赚取外汇，还有一些通过友谊商店销售。
艺术瓷厂的产销有着明确分工，艺人和工人只管制造，不管销售、不管钱；销售部门负责和进出口部门、友谊商店等单位沟通，了解市场讯息。这样的直接式订单生产的好处，是生产时能有的放矢，节约生产上的资源和人力。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艺术瓷厂实行外贸出口代理制。当时的治厂方针目标是：完善承包增效益，努力扩大国际市场，巩固国内市场。进一步强化质量意识，把产品质量放在首位来抓；充分发挥技术力量的绝对优势，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在“艺术瓷厂”，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件参展、参赛作品创出单件最高价；某家公司预付数万元定金，只为一套瓷器；某次交易会，为厂里带来巨额订单。
第一届景德镇陶瓷节上，该厂王隆夫、翟筱翔主创的“六鹤同春”双千件瓷瓶，因为采取手工成型、利坯，整个创作耗时三个月，难度巨大。这件作品在陶瓷节上获奖后，当场被印尼华侨以12万元的价格收藏。
田慧棣制作了两个稀土彩色玲珑的皮灯，一个留在厂里，一个被日本夫妇15万元买走。1966年，她和陈先水合作一套咖啡具，由她造型，陈先水刷花，当时这种特种产品的高档日用瓷稀少，二人奉命带着这款新产品去广州参加交易会，当即有不少销售商提出订货。最后因为批量生产的难度过高，厂里不得不放弃订单。
吴锦华的代表作“盖世无双脸谱碗”创拍卖价一百万美元，这件当代陶瓷工艺史上空前的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就是在艺术瓷厂时创作。
……
八、教育和瓷厂
因为有雄厚的资金支持，艺术瓷厂显得尤为独立，它有自己的食堂、医院、澡堂、礼堂、保育院、哺乳室，还有自己的学校，其中学校是瓷厂投入最大的地方。它的子弟学校又名五七中学，除了基本课程之外，专门请厂里的陶瓷专家授课；它的721大学，就是后来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的前身。
最关键的是，艺术瓷厂自建起就拥有众多的名家大师，世家后裔和瓷苑新秀，它好像一具孕育母体，培养着各种和陶瓷艺术有关的人才。1990年，该厂获高中级职称人员达410人,是国内著名的艺术陶瓷重点生产，出口基地之一，在海内外赢得了“瓷国明珠”的称誉。
即使在文革时期，艺术瓷厂也通过制作“井冈山”牌瓷质收音机盒子度过难关，为何后来没有躲过市场经济的浪潮？是多年固定化产销模式制造出的惰性；是各地友谊商店积压的欠款；还是其内部早已损耗殆尽……我们不得而知。尽管内心特别不好受，却也无能为力。
我们无法一一统计那些曾经在艺术瓷厂工作的人，但是这些人和他们从事的事业至今影响整个陶瓷界。这些，才是艺术瓷厂留给景德镇、留给世人的最大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