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8日下午15时,深圳望野博物馆馆长阎焰受明治大学、日本学术振兴会、东洋文库研究部邀请，在日本东洋文库2楼讲演室如期开展《邺城新出粟特文汉文双语墓志暨深圳望野博物馆藏北朝陶瓷器》讲座。讲座由气贺泽保规教授主持。
东洋文库
讲座内容
缘起:
2003年6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发掘了西安市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北周史君墓位于今西安市未央区中明宫乡井上村东，西距汉长安城5.7公里，距北周安伽墓约2.2公里。（《考古》２００４年第７期，第３８—４９页。《文物》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４—３３页。）
除此史君墓志外，１９０７年斯坦因（Ａ．Ｓｔｅｉｎ）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在敦煌烽燧遗址中发掘出８封粟特文书写的信札，其中５封相对完整，其余的则残破不已。尤其是２号、５号信札，深受瞩目，海内外有不少学者对其涉及的时代研究判定都有阐述。
因为粟特文遗存的稀少和珍罕，一直以来学界也都在寻找更新的文本和遗存材料，尤其在史君粟特文墓志出土后，不少学者都企望在近百年来大量出土流散存世的数量繁多的墓志碑刻中能找寻到新的粟特文材料。
非常有幸，望野博物馆在清核馆藏留存墓志时，发现了一块非汉文墓志。
汉文墓志拓本：
大象二年岁次庚子十月癸丑廿日壬申相州商客
游泥泥槃陁妻康纪姜合葬旧相州城西北六里际陌河所铭记
2015年6月13日，辛姆斯—威廉姆斯（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ａｍｓ）教授与毕波女士同抵望野博物馆，实地考察检阅两块北周大象粟特文与汉文墓志，最终大家共同确认两块墓志确实为同组对应墓志。
北周粟特文（Sogdian）墓志拓本
根据双方的分工，辛姆斯—威廉姆斯与毕波女士负责粟特文部分的考释，我则负责汉文部分的考释，并将结果提供对方参照，分别撰写论文。
关于粟特文部分的考释，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Ｎｉｃｈｏｌａｓ）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毕波女士。论文2017年伦敦大学《亚非学报》上刊发。ＢｉＢｏ，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ＹａｎＹａｎ，“ＡｎｏｔｈｅｒＳｏｇｄｉａ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Ｅｐｉｔａｐｈ”，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ｏｎｄｏｎ，ｖｏｌ．８０，２０１７，ｐｐ．１１４．
汉文墓志中的信息
大象二年岁次庚子十月癸丑廿日壬申，相州商客游泥泥槃陁、妻康纪姜息，合葬旧相州城西北六里，际陌河所铭记。
望野藏志：“大象二年岁次庚子十月癸丑廿日壬申”。
史君墓志，涉及最后的一个纪年：“大象元年□月七日，薨于家，年八十六。妻康氏，其□□□□□日薨。以其（大象）二年岁次庚子正月丁亥朔廿□□（三日）已酉，合葬永年堺。”
大象二年岁次庚子前后的重要史事如下：
北周大象元年（５７９），宇文阐继宣帝登基，是为静帝。二年五月壬子，以上柱国、郧公韦孝宽为相州总管。六月“甲子，相州总管尉迟迥举兵不受代。诏发关中兵，即以孝宽为行军元帅，率军讨之”。八月庚午，韦孝宽破尉迟迥于邺，尉迟迥自杀，相州平。移相州于安阳，其邺城及邑居皆毁废之。（见：《韦孝宽墓志》；《周书》卷八《静帝纪》）
相州商客游泥泥槃陁妻康纪姜
北魏孝文帝于邺立相州。初，孝文帝幸邺，访立州名，尚书崔光对曰：“昔河亶甲居相。圣皇天命所相，宜曰相州。”孝文帝从之，盖取内黄东南故殷王河亶甲居相所筑之城为名也。大象二年，自故邺城移相州城于安阳城。
粟特人以“商”闻名天下。
《北史》卷九七《西域传》：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魏克姑臧，悉见虏。文成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自后无使朝献。周保定四年（５６４），其王遣使贡方物。
《高僧传》卷五〇《康僧会传》：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
上揭史料是目前能见到的明确描绘粟特及粟特人以商著称的诸多记载中的一部分，而其他西域范围的胡人远没有“粟特人”这么复杂详细的涉商记录，由此可以知晓，“粟特商人”自古闻名。在粟特研究中一个称谓常被人注意，“萨保”，意译为“商主”“首领”。望野藏志中的汉文墓志明确记录此游泥泥槃陁是“相州商客”之表述，前所未见。
就此间前后的历史信息情况看，从北周的萨保到大唐的曾出任过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及其他人等。粟特人除了商就是同军事有关了。就诸多历史记载、墓志材料，可以发现军人、商客，这两个身份一直在这些粟特人身上交织。脱下铠甲，提起货囊，就是“富贾”“商客”锱铢必较；戴上盔胄，拎起利刃，就是“军人”“武士”夺关陷城。丝路上的武装盗匪，难保不是刚换过身份的“劣迹商客”。
所以有理由相信粟特人东来在进入中土时，群聚构成相对紧密的军商一体的“军商集团”结合体，进而参融入中土的政治生活。由此攫取更大的利益。
（2017年8月5日，深圳博物馆举办“北朝文物考古与美术研究学术座谈会”，本人发表的《北朝时期的胡商》专题报告，特别涉及了粟特军商集团的问题。）
“游泥泥槃陁”在对应的粟特文墓志里写作“Nanai-vandak”。敦煌发现的粟特文2号信札中，寄信人是“那你槃陁”（Nanai-vandak），他的派员中有一位名叫“遏帝呼槃陁”（Artikhu-vandak），信札涉及的人物里面还有两位，一位叫“度路越飒槃陁”（Dhruwasp-vandak）、一位叫“得悉槃陁”（Takhsich-vandak）。“-βntk”在吐鲁番汉文文书中一般译写为“畔陁”、“槃陁”，意思是“奴仆”。
西安北周史君墓出土的汉文粟特文对应墓志上汉文部分明确记载其祖为萨保“阿史盘陁”（Rasht-vandak）。史君墓志粟特文部分的第29-32行记载：此石制坟墓（即神之居所）是由毗黎沙漫盘陁（Vrēshman-vandak）、射勿盘陁（Zhemat-vandak）和拂露吐盘陁（Parōt-vandak）为了他们父母的安全而在合适的地方建造的。
北周康业墓志记载，其“次子盘陁”。固原《大隋正议大夫右领军骠骑将军故史府君之墓志铭》：“公讳射勿，字槃陁。”显庆六年（661）《史夫人墓志铭》载：“夫人姓史……祖槃陁，□□县开国公，新林府果毅。”唐玄奘法师西行至瓜州，“俄有一胡人来入礼佛……问其姓名，云姓石，名槃陁。”由此可以看出，北朝、隋、唐这类以“槃陁”为名者当多为胡人，且多有可能属于“粟特”系统，但姓氏是确认具体为胡人或汉人起了胡名的关键，具体研究时需筛别确认。
望野藏志中的这位“相州商客”、“泥泥槃陁”的前面多了“游”字。就已知粟特人及华化后所常见的昭武九姓系统中使用多为：康、安、曹、石、米、何、史、毕等，未见有“游”姓。因而可确认此“游”姓有可能为新见粟特姓氏。
《元和姓纂》卷五记：《左传》游姓的得姓始祖是故子游。《晋书·麹允传》载：“麹允，金城人也。与游氏世为豪族。西州为之语曰：‘麹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麹氏为金城人，而游楷为金城太守，因此《麹允传》言及之游氏豪族，当和金城太守游楷之世系家族有关。
《北史》卷三四载：“（游）明根，字志远，雅从祖弟也。祖鱓，慕容熙乐浪太守。父幼，冯跋假广平太守。……车驾幸邺，明根朝于行宫，优诏赐以谷帛，敕太官备送珍羞，为造甲第。”可确认北魏游氏显宦，甲第之居，于邺城之内。此区域当多有游氏族人居住。而游明根从祖兄游雅，曾语：“人贵河间邢，不胜广平游；人自弃伯度，我自敬黄头。”卒后，赠相州刺史，谥曰宣侯。齐故冠军将军中散大夫敦煌宋洪敬故妻游氏，夫人讳玉，字胜光，广平曲安人，以河清二年（563）七月十一日卒于家，以天统元年（565）十月二十三日迁葬于邺县西乡漳河南里之地。前揭可知游氏除广平外，同相州（邺）亦渊源甚深。
《朝野佥载》卷五记：“广平宋察娶同郡游昌女。察先代胡人也，归汉三世矣。忽生一子，深目而高鼻，疑其非嗣，将不举。须臾赤草马生一白驹，察悟曰：‘我家先有白马，种绝已二十五年，今又复生。吾曾祖貌胡，今此子复其先也。’遂养之。故曰‘白马活胡儿’，此其谓也。”广平郡游昌女嫁给同郡胡人后裔宋察为妻，生子胡貌。由此看来广平游氏、相州游氏，同胡人是有一定联系的。而望野藏志中的粟特人游泥泥槃陁和游氏的关联判定，仍需更多信息。
康纪姜为游泥泥槃陁之妻，就墓志记载，其后亡于夫，择吉日合葬。西安北周史君墓出土墓志汉文部分记载，史君妻“康氏”；粟特文部分记载，“他的妻子生于西平（Senpen），名叫维耶尉思（Wiyusi）。”宁夏固原唐代史诃耽墓志载：“夫人康氏，甘州张掖人也。父阿孩，隋上开府右御卫合黎府鹰扬郎将。”由此可见当年“康氏”多为西国胡人妻。这些“康氏”应出于康国（今撒马尔罕）。
康国是粟特地区各绿洲王国中最大的一个，位置也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两河流域的中间地带，在粟特地区有领袖的地位，人口也相对较多，入华粟特中康为大姓，近些年康姓墓志多有发现和梳理。所以来华粟特商人多与相同习俗的康国女子通婚，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唐及前之隋、北周、北齐至更早的粟特胡人婚亲线路明晰。
北魏至唐，相州多有康氏居留。咸亨四年（673）亡故康君，“讳元敬，字留师，相州安阳人也。原夫吹律命氏，其先肇自康居，毕万之后，因从孝文，迁居于邺。……君光应朝命，徙居河洛”。神龙元年（705）溺亡康君，“讳哲，字慧哲，其敦煌郡人也。昔因仕邺，今卜居焉。……迁窆于州城西北二里之平原礼也”。入相州（邺）的康氏多来自西域，胡族属性了然。
西域粟特人东迁和政治及商业有很大干系，这也就构成了相州（邺）、洛阳、长安、敦煌之间的多点频繁联系。就前揭望野藏“泥泥槃陁”墓志及对应的粟特文墓志里写做“Nanai-vandak”，以及邺的信息。
可重新思索斯坦因于1907年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在敦煌长城烽燧遗址中发掘出的8封粟特文书写的信札。尤其是粟特文2号信札，保存相对完好，所涉及信息量巨大；2号信札寄信人是“那你槃陁”（Nanai-vandak）。关于其书写年代常年来学界多有争论，目前学界基本接受了恒宁（W.B.Henning）1948年撰写的《粟特文古信札年代考》所做的此信札书写于312-313年间的时代确认。关于此信札的学术研究脉络，毕波做过详尽梳理。
洛阳不复存在！邺不复存在！
洛阳的毁弃在汉末及以后有多次，而邺城及其宫殿的彻底毁弃，是在大象二年（580）八月以后。葛乐耐（F.Grenet）和辛姆斯-威廉姆斯在研究斯坦因发现粟特信札时，也都一致认为2号信札中的邺之被毁是理解此信札书写年代很关键的一点。信札结尾的“此信写成于，率都沙那城主（Chirth-swān）之第十三年，塔克米斯(Taghmīch)月”。林梅村按粟特历推算“塔克米斯(Taghmīch)月”为粟特年第271日，也即十月。辛姆斯—威廉姆斯认为可能是313年的6月或7月。
藤枝晃，1971年日本岩波书店出版《文字的文化史》中文译本书影。
旧相州城西北六里际陌河所铭记
旧相州城
相州之属见前文。这里最核心的是“旧”。“八月庚午，韦孝宽破尉迟迥于邺，迥自杀，相州平。移相州于安阳，其邺城及邑居皆毁废之。”翦迥平邺后，上怒难消，“废相、青、荆、金、晋、梁州，六总管。”由此可知大象二年（580）八月庚午之后，邺城不复存在，相州被废。以前的相州邺城被迁往安阳。所以说到大象二年（580）十月癸丑廿日壬申，游泥泥槃陁和妻子康纪姜合葬时，所埋的地方已经是“旧相州城西北六里”了。这个“旧相州”就
是被韦孝宽毁废的邺城。从短短两个月之后下葬的游泥泥槃陁和康纪姜墓志中明确记邺城为“旧相州”，可见韦孝宽对邺城的毁废非常彻底。
《齐故参军李君墓志铭》：“室人讳胜鬘，范阳涿人。……齐天保九年（559）三月二十九日邺城东北隅安仁里奄然物化。……大隋开皇六年岁次丙午（586）正月癸丑朔三十日壬午改窆今相州安阳城西北二十里野马岗东北大茔城之内。”
《齐故伏波将军黎君墓志铭》：“君讳淳，字叔和，怀州河内人也。……齐天保六年（556）遘疾，薨于舍，春秋六十有三。夫人杨氏七十七，开皇十年（590）终，以隋大业二年（606）正月六日合葬于故邺城西南五里。
可知从大象二年（580）八月庚午之后，到隋开皇、大业间，相州邺城的人们已经明确的区分“旧”、“今”、“故”相州（邺城）了。
城西北六里际陌河
汉文墓志中明确记载游泥泥槃陁和妻康纪姜的合葬墓地在“旧相州城西北六里”靠近“际陌河”的位置，而在粟特文墓志中表述游泥泥槃陁亡后，“武平二年岁在（卯）兔年（571）十一月五日，家人葬之于邺城西北六里处，显赫的商客Chinakk家族(墓地)之西北”。
这里没有其他的地理描述，仅有距离“显赫的商客Chinakk家族（墓地）”邺城西北六里的地方。而“夫人纪姜，Wankharakk之女，……大象二年（580）十月廿日，其身被带离（其）母，至其父处，于邺城西北六里处家族（墓地）内，（家人）将（她）葬于合适之地的一（块）墓地上，（其）母不在其内。”由此可以确认，邺城西北六里这处所在是游泥泥槃陁和妻康纪姜的埋骨之处.
而“际陌河”就是邺西北六里所在的这个地方。
关于望野藏志中所记的邺城西北处的这个“际陌河”，在文献、墓志中还有“祭陌”、“紫陌”、“紫陌河”、“祭陌河”、“紫陌桥”、“紫陌宫”的不同记载。此类信息数量庞杂，就不一一赘述。
《水经注》卷一0：漳水又北迳祭陌西。战国之世，俗巫为河伯取妇，祭于此陌。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约诸三老曰：为河伯娶妇，幸来告知，吾欲送女。皆曰：诺。至时，三老、廷掾，赋敛百姓，取钱百万，巫觋行里中，有好女者，祝当为河伯妇，以钱三万聘女，沐浴脂粉如嫁状。豹往会之，三老、巫、掾与民咸集赴观。巫妪年七十，从十女弟子。豹呼妇视之，以为非妙，令巫妪入报河伯，投巫于河中。有顷曰：何久也，又令三弟子及三老入白，并投于河。豹磬折曰：三老不来，奈何？复欲使廷掾、豪长趣之，皆叩头流血，乞不为河伯取妇。淫祀虽断，地留祭陌之称焉。又慕容俊投石虎尸处也。田融以为紫陌也。赵建武十一年（345），造紫陌浮桥于水上，为佛图澄先造生墓于紫陌，建武十五年（349）卒，十二月葬焉，即此处也。
在今中国河南安阳、河北磁县及临漳（旧邺城）周边地区出土存世的北朝及隋初的墓志中，也常可以看到关于“紫陌”、“紫陌河”、“祭陌河”、“际陌河”和“紫陌桥”的记载：
《魏子明墓志铭》：公讳僧光，字子明。河内温人也。……兴和三年（541）十一月十六日窆于紫陌之北。
《魏故使持节都督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东梁州东徐州刺史当州大都督仪同三司兖州刺史临济县开国侯叔孙公墓志之铭》：“公讳固，字万年，河南洛阳人也。……粤武定二年（544）十一月岁次甲子辛巳朔廿九已酉，窆于紫陌之阳焉。”
《魏故征虏将军掖庭令王君墓志铭》：“君讳忻，字怀庆，阿阳三坛人也。……春秋六十有一卒于位，粤武定四年（546）三月十九日葬于邺西际陌河北，岗岭之阿。”
《齐故征虏将军中散大夫索君墓志铭》：“长兄甯，门下录事、前将军、卢乡县开国男。君讳泰，字洪安。敦煌效谷人也。……干明元年（560）正月十九缠患卒于所□。粤皇建二年（561）春二月丁丑朔八日甲申迁葬于邺京祭陌河西北五里，长兄茔之干隅。”
《齐故镇将乞伏君墓志》：“君讳保达，金城金城人也。……武平元年（570）十二月十一日，疾卒于青州，时年五十六。粤二年二月十八日窆于邺城西北七里紫陌之阳。”
《齐故使持节都督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义州刺史索君墓铭》：“君讳诞，字子植。……武平二年（571）岁次辛卯五月廿四日卒于……其年十月十日安厝邺城紫陌河北五里所。”
《大隋故逾岷将军奉朝请索府君墓志铭》：“君讳欣，字子悦。……武平六年（575）八月十三日遘疾卒于邺城弘仁里舍。……卜以开皇九年（589）岁次己酉十一月庚寅十九日戊申窆于零芝县东北紫陌桥北四里。”
《大隋大都督索府君墓志铭》：“君讳盻，字子昭。敦煌校（效）谷人也。……宣政二年（579）九月廿三日卒邺城弘仁里舍。卜开（皇）九年（589）十一月十九日窆于紫陌桥北。”
《大隋故骠骑大将军襄城郡守肥阳县开国伯索府君墓志》：“公讳叡，字子哲。……开皇六年岁次丁未（586）八月乙亥朔廿十九日癸卯，遘疾薨于相州洹水县大通里舍。即卜以九年岁次己酉（589）十一月庚寅朔十九日戊申窆于零芝县东北紫陌桥北四里。”
《大隋故翊军将军开府主簿索府君墓志铭》：“君讳雄，字子勇。……开皇八年（588）十二月廿九日，春秋七十有四，遘疾卒于齐州武强县芳德里舍。卜以九年岁次己酉（589）十一月庚寅朔十九日戊申归葬于相州零芝县紫陌桥北四里。”
上述揭橥墓志和文献可以清楚确认，东魏、北齐及隋间“邺城”西北五里、六里、七里这个范围有一个地名称谓“紫陌”的地方，此地因西门豹治巫为“河伯取妇，祭于此陌”而得名“祭陌”，后由田融改名“紫陌”。
漳水在此地北行，所以这段河上有“紫陌桥”，由此可以确认临近“紫陌桥”的这一段河应该被当地人称为“际（际）陌河”，也称“紫陌河”。“紫陌”是出邺城往并州方向必经之地。高欢曾征战于此；高欢亡，魏帝送葬亦到此地。其中敦煌索氏家族墓集中葬于紫陌桥北四、五里的范围内，此地多埋葬有敦煌和金城人。由此可确认“紫陌”（际陌）周近为当时的大型墓葬聚集区。游泥泥槃陁和其妻康纪姜的墓地也确认在此。“显赫的商客Chinakk家族（墓地）”及其他居邺粟特商客的墓地也应该都集中在周近，此地也可能就是粟特及外胡的集中丧葬区。具体位置应该在靠近紫陌桥的周近。
紫陌桥北侧偏东的区域，则是如叔孙固、王怀庆、乞伏保达、索氏家族等的埋葬地。
附记：
索诞、索欣、索盻、索叡、索雄；祖名回，父名甯，五人为兄弟，同属一个血亲家族。见王其禕、周晓薇《安阳出土隋代索氏家族五兄弟墓志集释》，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２３辑。
邺城索氏一族皆以敦煌为地望，王其禕、周晓薇考订推测，“敦煌索氏之远系或即后来汉化之匈奴鲜卑人”。
再敦煌郡龙勒县索靖是否为东迁邺城索氏前祖，都值得细考。《旧唐书》卷一八六《酷吏·索元礼传》载：“索元礼，胡人也，天性残忍。”虽不知索元礼籍贯，但从目前所见中古索氏多以敦煌为旧望，可以相信敦煌索氏为胡族之属的可能性甚大，且不能排除粟特人的可能。
另进入隋代以后，旧相州（故邺城）设零（灵）芝县管辖。灵芝县于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始置，至隋开皇十年（590年）复改邺县，短暂存在十余年。
《水经注》中的邺城漳水图祭陌（紫陌）及紫陌桥
就前揭整體研究推測：
遊泥泥槃陁和妻子康紀姜合葬，所埋的位置。以及紫陌橋北側偏東的區域，叔孫固、王懷慶、乞伏保達、索氏家族等墓誌標定的埋葬地，應該也都在這一個相對靠近的片區（今白道农场西南，北、南白道村以东）。期待日後考古發掘在此地有更重大的發現。
结语
西安史君墓出土粟特文、汉文墓志纪年为大象二年（580）正月廿三日，望野博物馆藏存的粟特文、汉文墓志为大象二年（580）十月廿日，两者仅相隔九个月。
这套新发现的墓志，粟特文书写流畅，汉文精炼，对应信息完整，是近年来所获最重要的粟特材料。尤其是从长安到相州（邺城），千里之遥，而粟特商客的脚步不绝。
北朝时期邺无疑是粟特商路东方的重要节点和延伸支撑。相州也是今之所见粟特文字出土发现的最东缘。墓志中汉文“游埿埿槃陁”首次出现粟特“游”姓；粟特文墓志中对译的“Nanai-vandak”，与斯坦因发掘粟特2号信札有否联系，也值得思索。同时粟特文墓志中首次见到刻铭“邺”，由此关于相州和西域的联系也值得留心。
再从其他墓志、文本及史料文献排比分析，可以就望野藏存的粟特文和汉文墓志比对，确认北周前后在相州（邺城）区域有一定数量的来自西域诸国的粟特商客长居于此。并且已经相当熟悉中土的生活，死后更瘗埋这片厚土之下。其中相州游姓、康姓及其他粟特人在邺形
成了聚集。这些遗存也反应了相州（邺城）在当年整个东亚商路中的重要性。
原文刊发在2018年浙江大学历史所编辑的《丝路文明》第三辑本讲座稿中有新增加部分内容。
邺城
望野博物馆藏北朝陶瓷器（三例）
01/陶铭砖
邺城出东魏陶砖：大魏兴和（540）二年造千秋万岁铭
邺城出东魏陶砖（拓本）：大魏兴和（540）二年造千秋万岁铭
“铜雀砚辩”条：
崔后渠《彰德府志》辩砚云：“世传邺城古瓦砚，皆曰曹魏铜雀砖砚，皆曰冰井，盖狥名而未审其实。魏之宫室，焚荡于汲桑之乱，赵燕而后，迭兴代毁，何有于瓦砾乎？”
《邺中记》云：“北齐起邺，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藓。筒瓦用在覆，故油其背。版瓦用在仰，故油其面。筒瓦长二尺，阔一尺。版瓦之长如之，而其阔倍。今或得其真者，当油处必有细纹，俗曰琴纹。有花曰锡花，传言当时以黄丹铅锡和泥，积岁久而锡花乃见。古砖大者方四尺，上有盘花鸟兽纹，千秋万岁字，其纪年非天保则兴和，盖东魏、北齐也。又有砖筒者，花纹年号如砖，内圆外方，用承檐溜，亦可为砚。”
宋刺史李琮，元丰中于丹阳邵不疑家得唐“元次山”家藏邺城古砖砚，背有花纹及万岁字，与《邺中记》合。又曰“大魏兴和二年造”，则唐贤所珍，已出于南城矣。（核对《邺中记》内，未见前云。）
孙承泽（1593-1676），字耳北，一作耳伯，号北海，又号退谷，一号退谷逸叟、退谷老人、退翁、退道人，山东益都人，世隶顺天府上林苑（今河北大兴）《砚山斋杂记卷三》《砚说后篇》。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自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编《池北偶谈》又名《石帆亭纪谈》康熙四十（1701）年刻本。金.王庭筠《黄华集》，辽阳金毓黻辑录，都有类似条。
苏轼称：“举世争称邺瓦坚，一枚不换百金颁”
葛洪：《抱朴子》《对俗篇》载：“千岁之鸟，万岁之禽，皆人面而鸟身，寿亦如其名。”《隋书》卷六十九，列传第三十四《王劭传》载：“时有人于黄凤泉浴，得二白石……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又有却非及二鸟，其鸟皆人面，则《抱朴子》所谓千秋万岁也。”
关于鸟身人面兽的问题，有学者做过梳理，以此“千秋·万岁”语意纹样自汉肇始。图像实体在朝鲜、河南邓县、南京及其他地区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此后的唐宋墓葬壁画、泥塑、砖样里都有出现。
其中有明确题榜“千秋·万岁”者所见三例。
目前中国国内公开发表的仅见的一件带有题榜的“千秋·万岁”画像砖，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墓葬是1957年河南邓县兴修水利时发现的，1958年由河南省考古工作队挖掘，，砖上左侧人面鸟身形象，下铭“千秋”；右侧兽首鸟身形象，下铭“万岁”。因出土的墓砖侧面有墨书文字“家在吴郡”等语，故鉴定为南朝刘宋墓葬。
1976年发掘的晋义熙四年（408）朝鲜平安南道大安市德兴里高句丽墓中的壁画，出现一对异向而对的人面鸟身形图像，男首鸟身像头上有“千秋之象”的榜题，女首鸟身像头上有“万岁之象”的榜题。
千秋之鸟万岁之禽
另日本横河民辅氏藏有一块北齐天保八年（557）陶砖，此砖残断，砖面上方有铭“千秋”二字，旁为女相人面鸟身的图像，再下仅余“万岁”二字，而形象已无存。
此纹样应该一脉来自于上揭“兴和二年（540）”砖的样本。
望野博物馆所藏是新发现，也是目前仅见的完整的邺城“千秋·万岁”题铭砖，且有明确东魏纪年，文献中记载的唐宋以来文人追捧的“铜雀台瓦砚”中最上者，当就是此类。
2014年12月2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晋阳古城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发掘证实——晋阳古城遗址罗城“故唐城”的时代不早于汉晋。此“大魏兴和二年造”空心砖就是此次考古发掘出土，有翼怪兽头顶的戳铭为“富贵”、“吉利”。由此比对前揭邺城砖，可看出两者貌近神异但还是有不小差异的。
02/北朝青釉珠点纹高足杯
安阳相州窑遗址发掘，1974年、2006年.河南省文物考古所两次发掘，时代相当于北朝晚期隋初。
北魏洛阳城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发掘
（我个人意见，就所有已发现材料比对，此型制品不能排除会略晚，到东魏的可能)
左一大阪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藏（隋代）
右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80年发掘隋开皇十七年（597）太原沙沟斛律彻墓出土
03/北朝青釉人物镜台
镜，明也。此形制意趣，不能排除，夷教(祆教)“光明之神”的关联。
这件镜台采集自邺城地区，时代为北朝无疑，确切一点还有可能是北齐。同类的陶磁冥具灯镜台，烛镜台，在山西、河北地区都有发现，但此人物环抱造型镜台，为目前存世之仅见，它的更多文化背景和思索就留给今天来的学者、专家和听众们吧？！
再次向明治大学东亚石刻研究所、日本学术振兴会、东洋文库研究部，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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